经济学界第一宗特大水货案：“中国经济学奖”
阿尔巴特
质疑一：“中国经济学奖”是什么性质的奖？
日前被媒体炒作得大红大紫的所谓“中国经济学奖”，原来只是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中宏基金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而且该奖项的章程宣称，这一奖项是中宏基金与改革基金授予获奖者的荣誉。根据我国人事部门和科研管理部门的惯例，这个奖不能算作政府奖和国家奖，而只是一个部委所辖的学会的奖。
一个这样级别的学会，再加上两个“基金”，就可以擅自把自己评的奖冠以“中国”的字样。这与马季先生在相声中所说的“宇宙牌香烟”，与前段时间取缔的一些以“环球”、“世界”等冠名的非法印刷品（小报）在这方面的做法有何两样？
国家民政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其北京市的下属单位，对此未发现、未制止，算不算一种失职或不作为？
质疑二、所谓“中国经济学奖”，是对获奖者的尊重与褒奖，还是羞辱与愚弄？
这次的获奖者中，有三位，特别是薛暮桥和刘国光两位，在我国经济学界的确是受到广泛尊重、享有崇高威望的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以薛暮桥老前辈为例，即使把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贡献撇开不说，他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内的贡献，首先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做出的贡献，以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做出的贡献，都是值得尊敬的。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还有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等等一大批与他同时代的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密切相结合，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学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刘国光同志也是如此。而且我认为，他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领域内的建树，至今仍然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而他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马洪先生虽然原来不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但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果国家和政府真的要设立“中国经济学奖”，那就应当首先设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级的评奖委员会，并制定出相应的办法，正大光明地把这个奖项授予那些真正当之无愧的中国经济学界的巨人。而不应当用这样一个名不符实的“中国经济学奖”和30万元人民币作为嗟来之食，欺骗、愚弄和羞辱获奖者。
为什么说是欺骗和愚弄？因为它分明是一个部门所属的学会的和两个“基金”的奖，却冠以“中国经济学奖”的名称。
为什么说是嗟来之食和羞辱？因为除了名不符实外，它还对上述获奖者附加了一个屈辱性的条件，这就是：结果要先通知本人，看其是否愿意接受，如果不愿意就不颁发。这就在事实上把获奖人逼入了一种十分为难的两难境地。而如果这个?#20013;国经济学奖?#26159;名正言顺的，那它就不应该、也用不着附加这样的条件。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个奖项的自知理亏和心虚。
质疑三：所谓“中国经济学奖”是否凭借非学术性的霸权凌辱整个中国经济学界？
是不是因为这个学会挂靠在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部门之下，并且又有两个基金做后盾，就可以把他们自己评出来的这个“中国经济学奖”强加在“中国经济学”头上？党和政府所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又如何体现？
质疑四：这个奖项倡导了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取向
这里主要是就获奖者中的吴敬琏先生的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取向来说的。平心而论，我们认为吴敬琏先生近20年来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上，还是发表了不少意见，并且受到了国家若干职能部门和媒体的重视的，尽管也有学对他的职业操守提出过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他所获得的这个奖，仅仅是与他的工作联系比较密切的某个部门的学会的奖，单就这一点说，作为局外人，我们认为也还是在情理之中的。
问题在于：对于同样的改革实践和工作，人们完全可以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的解释。而在进一步的发展前景和对策上，则势必会形成截然对立的主张，并且肯定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按照党和国家的文献中的正式提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始终都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我国改革和发展中所取得的一切真正的成就，也理应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胜利。我国今后的改革和发展，一定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探索和开拓前进。
但是吴敬琏先生的情况却并不是如此。特别是自从 1984年他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在经济学的指导思想上他就早已改换门庭。他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提的几乎所有的意见和建议，都是建立在他的那种所谓“多数经济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因此，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说法，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学问”，以及所谓完全的“竞争性市场体制”和所谓“混合经济”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念之上的。而这与我们党和政府所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根本不是一回事，与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也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一套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念，事实上也确实影响到了我国的某些媒体，以及影响到了包括不少具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在内的一些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和青年人。尽管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我国泛滥的倾向，不能都归咎于吴敬琏先生，他本人也不可能单独具有如此大的影响，然而以吴敬琏和厉以宁同志等为代表的一批所谓“著名经济学家”所起的负面作用无疑是不容否认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和谐的社会因素。从经济学的理论上来看，与这种盲目向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靠拢、过分美化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倾向，无疑也是分不开的。
因此，我们认为，即便这个“中国经济学奖”是名正言顺的，把它授予吴敬琏先生也不妥当，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所提出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的要求也是相违背的。［人本经济学－自主劳动网（www.economics.com.cn)、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www.cwebdiy.com/com/mkszyjjx/） 联合首发）
阿尔巴特
质疑一：“中国经济学奖”是什么性质的奖？
日前被媒体炒作得大红大紫的所谓“中国经济学奖”，原来只是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中宏基金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而且该奖项的章程宣称，这一奖项是中宏基金与改革基金授予获奖者的荣誉。根据我国人事部门和科研管理部门的惯例，这个奖不能算作政府奖和国家奖，而只是一个部委所辖的学会的奖。
一个这样级别的学会，再加上两个“基金”，就可以擅自把自己评的奖冠以“中国”的字样。这与马季先生在相声中所说的“宇宙牌香烟”，与前段时间取缔的一些以“环球”、“世界”等冠名的非法印刷品（小报）在这方面的做法有何两样？
国家民政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其北京市的下属单位，对此未发现、未制止，算不算一种失职或不作为？
质疑二、所谓“中国经济学奖”，是对获奖者的尊重与褒奖，还是羞辱与愚弄？
这次的获奖者中，有三位，特别是薛暮桥和刘国光两位，在我国经济学界的确是受到广泛尊重、享有崇高威望的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以薛暮桥老前辈为例，即使把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贡献撇开不说，他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内的贡献，首先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做出的贡献，以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做出的贡献，都是值得尊敬的。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还有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等等一大批与他同时代的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密切相结合，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学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刘国光同志也是如此。而且我认为，他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领域内的建树，至今仍然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而他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马洪先生虽然原来不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但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果国家和政府真的要设立“中国经济学奖”，那就应当首先设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级的评奖委员会，并制定出相应的办法，正大光明地把这个奖项授予那些真正当之无愧的中国经济学界的巨人。而不应当用这样一个名不符实的“中国经济学奖”和30万元人民币作为嗟来之食，欺骗、愚弄和羞辱获奖者。
为什么说是欺骗和愚弄？因为它分明是一个部门所属的学会的和两个“基金”的奖，却冠以“中国经济学奖”的名称。
为什么说是嗟来之食和羞辱？因为除了名不符实外，它还对上述获奖者附加了一个屈辱性的条件，这就是：结果要先通知本人，看其是否愿意接受，如果不愿意就不颁发。这就在事实上把获奖人逼入了一种十分为难的两难境地。而如果这个?#20013;国经济学奖?#26159;名正言顺的，那它就不应该、也用不着附加这样的条件。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个奖项的自知理亏和心虚。
质疑三：所谓“中国经济学奖”是否凭借非学术性的霸权凌辱整个中国经济学界？
是不是因为这个学会挂靠在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部门之下，并且又有两个基金做后盾，就可以把他们自己评出来的这个“中国经济学奖”强加在“中国经济学”头上？党和政府所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又如何体现？
质疑四：这个奖项倡导了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取向
这里主要是就获奖者中的吴敬琏先生的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取向来说的。平心而论，我们认为吴敬琏先生近20年来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上，还是发表了不少意见，并且受到了国家若干职能部门和媒体的重视的，尽管也有学对他的职业操守提出过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他所获得的这个奖，仅仅是与他的工作联系比较密切的某个部门的学会的奖，单就这一点说，作为局外人，我们认为也还是在情理之中的。
问题在于：对于同样的改革实践和工作，人们完全可以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的解释。而在进一步的发展前景和对策上，则势必会形成截然对立的主张，并且肯定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按照党和国家的文献中的正式提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始终都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我国改革和发展中所取得的一切真正的成就，也理应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胜利。我国今后的改革和发展，一定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探索和开拓前进。
但是吴敬琏先生的情况却并不是如此。特别是自从 1984年他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在经济学的指导思想上他就早已改换门庭。他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提的几乎所有的意见和建议，都是建立在他的那种所谓“多数经济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因此，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说法，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学问”，以及所谓完全的“竞争性市场体制”和所谓“混合经济”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念之上的。而这与我们党和政府所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根本不是一回事，与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也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一套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念，事实上也确实影响到了我国的某些媒体，以及影响到了包括不少具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在内的一些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和青年人。尽管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我国泛滥的倾向，不能都归咎于吴敬琏先生，他本人也不可能单独具有如此大的影响，然而以吴敬琏和厉以宁同志等为代表的一批所谓“著名经济学家”所起的负面作用无疑是不容否认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和谐的社会因素。从经济学的理论上来看，与这种盲目向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靠拢、过分美化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倾向，无疑也是分不开的。
因此，我们认为，即便这个“中国经济学奖”是名正言顺的，把它授予吴敬琏先生也不妥当，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所提出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的要求也是相违背的。［人本经济学－自主劳动网（www.economics.com.cn)、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www.cwebdiy.com/com/mkszyjjx/） 联合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