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靖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自1991年至199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1-4卷。随后于2001年开始，作者又对全书进行了全面修订，统一了全书体例，合4卷为一部，于2002年9月重新出版。全书共分13篇85章180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以"通史"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巨著。它系统论述了自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4 000余年间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至于鸦片战争以后近现代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作者将另有续编。《通史》作为一部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力作，不仅在古代史料的整理发掘方面是迄今同类著作中最为丰富精到的，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了支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把握其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了作者自己的用以贯通全书的思想体系，并在许多史实和理论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创的见解和分析方法，灿然成一家之言。它以富有创新力的研究成果，拓展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前景，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通史》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就其最富于创新意义的理论模式、思想体系和独创见解三个方面，作一些评述。
一、理论模式
《通史》的作者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生产是占据主要地位的生产，资本关系是本质的经济关系。因此，人们对经济问题的探讨，总是通过表现商品关系的各种范畴如商品、价值、货币等以及表现资本关系的各种范畴如资本、利润、利息等来进行的。西方学者的经济思想史著作，通常也都是按照人们对这些范畴的认识而写的。但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此根本不同，它一直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占着主要的地位。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就不能应用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普遍应用的那种"商品--资本"的模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要地位的土地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地方(包括私人地主和代表地主阶级整体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和农民是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劳动产品划分为农民的必要劳动产品和由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及其产品；剩余劳动在地主私人(通过地租形式)和地主阶级的国家(通过赋税、徭役的形式)之间的划分，成为经济关系的核心。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切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有关著作，都必然经常地涉及土地制度、地租及赋役等方面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就必须应用符合中国传统经济特点的理论模式，即"地产--地租、赋役"模式。《通史》的这一理论模式的提出，对提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源于西欧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时代，而经济学说史则是在重商主义著作出现二百多年后问世的。在中国由于没有经历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不可能产生出自己的独立的经济科学及其经济学说史。中国人认识经济科学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渐而逐渐由西方输入的。从一开始人们所接触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范畴和方法，所以很自然地"言必称希腊"，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范畴和方法，也就成为中国经济界研究和分析中国经济所普遍应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连"经济"和"经济学"这个名词，也是从日本输入的。日本人把英文Economy和Economics一词，借助汉字译成 学"，但其译意并不贴切，因为在汉语词汇里，"经济"是"经邦济世"或"经国济民"即治国安民的意思，与西语Economy的词意并不相对应。严复在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时就指出，日本译为"经济"一词，不甚符合英语原意，所以他在书中"以计学当之"，不用"经济学"而用"计学"一词，意为"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严复译：《原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后来梁启超也把"经济学"称为"生
计学"，意为国计民生之学。其实"生计学"一词，确是较"经济学"更为贴切。但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界却宁肯用"出口转内销"而词意不甚贴切的"经济学"，这反映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倾心于向西方学习，对输入的经济理论概念的崇信心态。因此自20世纪初以来，在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述中，几乎一概是应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畴、概念和方法。最普遍的是用四分法(生产论、分配论、交换论、消费论)和生产三要素(土地、劳力、资本)来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如1911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的《孔子及其儒家经济学说》(《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一书中声称"孔子实主张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反对干涉政策(Interrention)"。唐庆增在其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亦同样称"孔子实主张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反对干涉政策(Interrention)"。他们都把二千多年前孔子的思想与欧洲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为追求自由竞争，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限制而提出的放任主义理论等同起来。唐著还在分析《礼运·大学》篇中"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的观点时，说这里的"人、土、财三者颇近于西洋经济学家之所谓生产三要素：资本、人工与土地"。同样，在段苏苏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亦称《大学》此语"颇近于西洋经济学家之所谓生产三大要素"。其实《大学》所说的人与土，是指古代国家的民众与领土，而非现代经济学上的劳力与土地，而此处所说的"财"，乃是一国财富的泛称，而非现代经济学上的资本。两者的含义与性质都是根本不同的。1927年出版的李权时著《中国经济思想小史》则将老聃、庄周列为"无政府主义"，将孔子、墨子、孟子
列为"均产主义"等等。有的学者甚至称《礼记·礼运》篇中"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是"商品市场均衡论"，"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劳动力市场均衡论"，用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去解释几千年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思想，这何止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以上情况表明，我国早期经济学界对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是在套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的状况下起步的。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学界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就明确提出，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要实事求是地解释古人的思想，防止将古人思想现代化，并在报刊上展开了讨论。但这一时期还没有认识到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模式问题。70年代后期，在复旦大学编写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一书的前言中，提出了"不用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框框来套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经济理论的重点也必然不同，不能用同一模式"。把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理论模式问题提了出来。但是该书实际上并没有对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应用什么样的理论模式作出回答。《通史》的问世，则是首次对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模式，作出了明确的解答，这无疑是理论上的一大进展。而且它的理论意义还不限于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史，它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也是适合的，甚至对于欧洲中世纪的经济史的经济思想史乃至一切封建社会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大体上也是适合的。它尤其适合于欧洲中世纪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因为相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来说，欧洲中世纪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更低，自然经济的色彩更浓。可以认为，《通史》关于理论模式的论述，对史学研究是一个富于创新意义的贡献。
二、思想体系
《通史》作者自称"通史"之所以"通"，不只在于把4 000年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时间上连通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经济思想内容的研究，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把握其内在的联系，找出其支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此即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通史》的这一写作思路，使该书很大不同于迄今已有的其他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论著。它已不限于力求客观地介绍、解释和评析古人的思想，而是要在深入探索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内在联系，找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而就在这"通古今之变"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作者自己的贯通于全书中的理论、方法、思想脉络和体系。这乃是该书最大的特点和优点。《通史》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认为经济思想、观念、范畴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由简单的低级的，向复杂的高级的发展，经历着不同的层次。一般说来，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或程度，大体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或程度是相适应的。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即①简单的或初级的经济思想；②经济学说；③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经济学。其中①、②两个层次属于前资本主义时期。在社会发展进入资本主义世纪后，经济思想才发展形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即第③层次。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长期处于封建主义历史阶段，因而经济思想也长期处于经济学形成以前的阶段，即①、②层次的阶段。基于上述对社会经济和经济思想的发展观，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特点，《通史》作者进一步提出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的四大历史阶段的思路：第一阶段为传统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阶段，即从夏代到春秋前期(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史前时期，只有某些零散的、片断的、直观的观点和见解，少有理论分析和论证。第二阶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萌发的阶段，即春秋时代的末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前二、三十年)。开始出现了个别在经济思想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并开始形成为独特的思想体系。第三阶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阶段，即从春秋战国之际至西汉中叶(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活跃局面，许多学派的学者，能就当时一些主要经济问题提出较为系统的解决方案，并在理论上进行一定的分析、说明和论证。从秦统一到西汉中叶百余年间，经济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仍继续存在和发展着。第四阶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缓慢发展的阶段，即从公元前1世纪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由兴盛至衰败，传统的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确立后走向保守，在长时期内没有出现本质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时代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则是在性质上、内容上、发展条件与表现形式各方面都同传统经济思想有重大区别的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作者从上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四大阶段的思路出发，产生和形成了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分期问题的新的理论观点。它既不同意套用过去史学界按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的时代分期法，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先秦、秦汉至隋唐、五代宋至清(鸦片战争前)的分期法；也不主张按王朝顺序分期法，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秦汉经济思想、魏晋南北朝经济思想、隋唐经济思想、宋元经济思想、明清经济思想等；更不主张按社会经济形态分期，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原始社会经济思想、奴隶社会经济思想、封建社会经济思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思想等。认为这些分期法都不能很好反映中国经济思想史自身的特点。《通史》作者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着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应根据自身特有的矛盾性来分期，而不能机械地搬用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期法，为此《通史》作者提出应按中国经济思想自身发展的特点，分为经济思想的萌生期、形成期和发展期，即把公元前7世纪以前列为经济思想的史前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为经济思想的萌生期；春秋战国之际至西汉中叶为经济思想的形成期；西汉中叶以后至鸦片战争前为缓慢发展期。《通史》的这一分期法，是在它的唯物史观的发展观，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特点所形成的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的四阶段的新思路基础上形成的，它构成了作者的思想体系的主线，贯通于全书之中。它不仅体现在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期上，而且也体现在对某些思想家经济思想归属的划分上。如东汉时的司马朗、徐干与荀悦、仲长统均为同时代人，而《通史》将后两者(荀悦、仲长统)列为东汉后期人物，将前两者(司马朗、徐干)列为东汉、三国之际的人物。又如刘基与王NFDFC都是朱元璋的开国重臣，而《通史》把他们列为元末经济思想人物，其依据即是他们的思想所反映的时代意义与作用的特点不同，而不完全以其所处的王朝为依归。
三、独创见解
《通史》的作者是以赵靖教授为首的一个群体，他们相互间亦师亦友，切磋砥NFDFD，集思广益。既广泛地汲取前人有益的思想成果，也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拓展出新思路，提出了许多独创见解。它对于拓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思路，提升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水平，都是很有益的。如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学派，其中有产生于东方大国齐国的管仲学派和产生于西方秦国、三晋的李悝、申不害、商鞅、李斯、韩非等为代表的秦晋学派。过去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都把他们统称为法家，实际上两派在思想渊源、学说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特点。特别是东国法家的经济思想，在许多方面较秦晋法家更丰富更深刻。《通史》首次提出了区分东国法家和秦晋法家的观点，并比较分析了两派的不同特点及其在理论上的意义与作用，从而深化了对法家经济思想的认识。
又如历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都把历史上的商人或货殖家的思想，作为个别人物的言行来考察。《通史》则首创把商家作为一个独立学派来考察，从商家学派的师承关系、学术思想和理论及其代表著作等方面，一一进行了考察，从而论证了商家或货殖家在先秦到西汉前期是确实存在过的一个独立的学术思想流派。
又如轻重理论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独具特色的一种经济学说。历来研究者大都着重于论述其国家对经济的干涉政策与措施，而很少对轻重理论本身作深入的理论分析。《通史》对轻重理论分别从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进行了研究，指出：轻重之势是封建国家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为在经济领域推行封建专制主义。轻重之学则是对于商品货币流通变化过程的一些原理和规律性的认识。轻重之术则是关于实施轻重论的手段或方法问题的论述。这三者相互联系，构成为轻重论的整个学术体系。《通史》提出的对轻重论的上述三个层次的分析，在我国学术界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是独创性的。
又如"治生之学"的提出，是《通史》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的又一独创性贡献。在以往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论著中，对商人和农书中的经济思想，一直是作为两种互不联系的经济思想。《通史》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思路，把前者概括为商人的治生之学，后者为地主的治生之学，两者共同构成具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特色的治生之学。并且还深入研究了治生之学的三个层面：(1)治生之道--经营对象；(2)治生之理--经营管理规律的探讨；(3)治生之策--经营管理方法的总结。从而使治生之学的研究系统化、理论化。
又如对农禅经济思想的研究，更是前人所未有的。《通史》对农禅经济思想的性质、内容及其发展变化和完善过程，作了深入的发掘和考察，在中国经济思想研究领域里，是极富独创性特色的。此外，《通史》主张墨翟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节用论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交利论"；提出把先秦道家定为"古典道家"而把汉初的黄老之学称为后期道家；并且不把老子作为一个特定人物，而把他作为春秋时代隐者思想的化身，等等，都表现了该书匠心独具的创见。
但是，《通史》一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关于西周时代的经济思想论述不深，过于简略。西周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思想文物制度，以西周为最盛。西周时代的经济思想正是我国几千年传统经济思想的源头，如等级土地财富观、重农思想、民本思想、黜奢崇俭思想、惠民裕民思想等，都启始于西周。而在《通史》中，未见有应有的分析和论述。特别是对一些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反映的经济思想，《通史》也存在着论断上的矛盾。如说西周的土地制度是奴隶主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公田"是周王分赐给诸侯百官的井田，而"私田"则是"拥有井田的奴隶主利用剩余的奴隶劳动力开垦出来的"(《通史》第41页)。但是《诗·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据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诸侯百官奴隶主们要祈求老天爷把雨先下到周王的公田里，然后才下到自己用奴隶劳动力开垦出来的私田里?这种奇怪的心态，实在令人难以解释。又该书说《诗·硕鼠》篇："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作者认为这"是一篇即将逃亡的奴隶们的宣言"，是"奴隶们宣布要同榨取自己的黍、麦、苗等劳动果实的’硕鼠’决裂"(《通史》第44页)。如所周知，奴隶不是土地及其产品等财产的占有者，相反，奴隶自身即是被奴隶主当作物来占有的财产，奴隶们又哪来的"我黍"，"我麦"，"我苗"呢?奴隶作为奴隶主的一种重要财产，奴隶逃亡对奴隶主是重大的损失。对此，奴隶主总是要进行追捕和严惩的。因此，奴隶要逃亡，必须寻求适当的时机，偷偷潜逃，怎么会在逃亡前，公然向奴隶主宣布逃亡宣言，这不是太匪夷所思了么?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该书对西周时代的农村公社几乎全然忽视了，而弄清西周时代的村社经济及其所反映的经济思想，对于了解春秋战国时代的村社瓦解、土地制度的变革等一系列经济的和经济思想的演变，都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由此看来，今后为了使《通史》得以更加完善，对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还是有必要的。
总的说来，《通史》是迄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领域里的最新的精品巨著。昔司马迁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标志了中国史学步入成熟的阶段。今《通史》的问世，"究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标志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已步入成熟的阶段。因此，可以说，它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历程中的一座灿烂的里程碑。
一、理论模式
《通史》的作者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生产是占据主要地位的生产，资本关系是本质的经济关系。因此，人们对经济问题的探讨，总是通过表现商品关系的各种范畴如商品、价值、货币等以及表现资本关系的各种范畴如资本、利润、利息等来进行的。西方学者的经济思想史著作，通常也都是按照人们对这些范畴的认识而写的。但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此根本不同，它一直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占着主要的地位。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就不能应用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普遍应用的那种"商品--资本"的模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要地位的土地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地方(包括私人地主和代表地主阶级整体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和农民是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劳动产品划分为农民的必要劳动产品和由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及其产品；剩余劳动在地主私人(通过地租形式)和地主阶级的国家(通过赋税、徭役的形式)之间的划分，成为经济关系的核心。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切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有关著作，都必然经常地涉及土地制度、地租及赋役等方面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就必须应用符合中国传统经济特点的理论模式，即"地产--地租、赋役"模式。《通史》的这一理论模式的提出，对提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水平，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源于西欧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时代，而经济学说史则是在重商主义著作出现二百多年后问世的。在中国由于没有经历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不可能产生出自己的独立的经济科学及其经济学说史。中国人认识经济科学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渐而逐渐由西方输入的。从一开始人们所接触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范畴和方法，所以很自然地"言必称希腊"，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范畴和方法，也就成为中国经济界研究和分析中国经济所普遍应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连"经济"和"经济学"这个名词，也是从日本输入的。日本人把英文Economy和Economics一词，借助汉字译成 学"，但其译意并不贴切，因为在汉语词汇里，"经济"是"经邦济世"或"经国济民"即治国安民的意思，与西语Economy的词意并不相对应。严复在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时就指出，日本译为"经济"一词，不甚符合英语原意，所以他在书中"以计学当之"，不用"经济学"而用"计学"一词，意为"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严复译：《原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后来梁启超也把"经济学"称为"生
计学"，意为国计民生之学。其实"生计学"一词，确是较"经济学"更为贴切。但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界却宁肯用"出口转内销"而词意不甚贴切的"经济学"，这反映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倾心于向西方学习，对输入的经济理论概念的崇信心态。因此自20世纪初以来，在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述中，几乎一概是应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畴、概念和方法。最普遍的是用四分法(生产论、分配论、交换论、消费论)和生产三要素(土地、劳力、资本)来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如1911年用英文在美国出版的《孔子及其儒家经济学说》(《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一书中声称"孔子实主张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反对干涉政策(Interrention)"。唐庆增在其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亦同样称"孔子实主张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反对干涉政策(Interrention)"。他们都把二千多年前孔子的思想与欧洲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为追求自由竞争，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限制而提出的放任主义理论等同起来。唐著还在分析《礼运·大学》篇中"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的观点时，说这里的"人、土、财三者颇近于西洋经济学家之所谓生产三要素：资本、人工与土地"。同样，在段苏苏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中，亦称《大学》此语"颇近于西洋经济学家之所谓生产三大要素"。其实《大学》所说的人与土，是指古代国家的民众与领土，而非现代经济学上的劳力与土地，而此处所说的"财"，乃是一国财富的泛称，而非现代经济学上的资本。两者的含义与性质都是根本不同的。1927年出版的李权时著《中国经济思想小史》则将老聃、庄周列为"无政府主义"，将孔子、墨子、孟子
列为"均产主义"等等。有的学者甚至称《礼记·礼运》篇中"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是"商品市场均衡论"，"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劳动力市场均衡论"，用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去解释几千年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思想，这何止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以上情况表明，我国早期经济学界对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是在套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的状况下起步的。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学界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就明确提出，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要实事求是地解释古人的思想，防止将古人思想现代化，并在报刊上展开了讨论。但这一时期还没有认识到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模式问题。70年代后期，在复旦大学编写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一书的前言中，提出了"不用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框框来套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经济理论的重点也必然不同，不能用同一模式"。把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理论模式问题提了出来。但是该书实际上并没有对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应用什么样的理论模式作出回答。《通史》的问世，则是首次对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模式，作出了明确的解答，这无疑是理论上的一大进展。而且它的理论意义还不限于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史，它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也是适合的，甚至对于欧洲中世纪的经济史的经济思想史乃至一切封建社会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大体上也是适合的。它尤其适合于欧洲中世纪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因为相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来说，欧洲中世纪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更低，自然经济的色彩更浓。可以认为，《通史》关于理论模式的论述，对史学研究是一个富于创新意义的贡献。
二、思想体系
《通史》作者自称"通史"之所以"通"，不只在于把4 000年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时间上连通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经济思想内容的研究，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把握其内在的联系，找出其支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此即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通史》的这一写作思路，使该书很大不同于迄今已有的其他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论著。它已不限于力求客观地介绍、解释和评析古人的思想，而是要在深入探索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内在联系，找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而就在这"通古今之变"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作者自己的贯通于全书中的理论、方法、思想脉络和体系。这乃是该书最大的特点和优点。《通史》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认为经济思想、观念、范畴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由简单的低级的，向复杂的高级的发展，经历着不同的层次。一般说来，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或程度，大体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或程度是相适应的。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即①简单的或初级的经济思想；②经济学说；③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经济学。其中①、②两个层次属于前资本主义时期。在社会发展进入资本主义世纪后，经济思想才发展形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即第③层次。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长期处于封建主义历史阶段，因而经济思想也长期处于经济学形成以前的阶段，即①、②层次的阶段。基于上述对社会经济和经济思想的发展观，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特点，《通史》作者进一步提出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的四大历史阶段的思路：第一阶段为传统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阶段，即从夏代到春秋前期(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史前时期，只有某些零散的、片断的、直观的观点和见解，少有理论分析和论证。第二阶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萌发的阶段，即春秋时代的末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前二、三十年)。开始出现了个别在经济思想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并开始形成为独特的思想体系。第三阶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阶段，即从春秋战国之际至西汉中叶(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活跃局面，许多学派的学者，能就当时一些主要经济问题提出较为系统的解决方案，并在理论上进行一定的分析、说明和论证。从秦统一到西汉中叶百余年间，经济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仍继续存在和发展着。第四阶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缓慢发展的阶段，即从公元前1世纪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由兴盛至衰败，传统的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确立后走向保守，在长时期内没有出现本质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时代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则是在性质上、内容上、发展条件与表现形式各方面都同传统经济思想有重大区别的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作者从上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四大阶段的思路出发，产生和形成了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分期问题的新的理论观点。它既不同意套用过去史学界按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的时代分期法，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先秦、秦汉至隋唐、五代宋至清(鸦片战争前)的分期法；也不主张按王朝顺序分期法，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秦汉经济思想、魏晋南北朝经济思想、隋唐经济思想、宋元经济思想、明清经济思想等；更不主张按社会经济形态分期，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分为原始社会经济思想、奴隶社会经济思想、封建社会经济思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思想等。认为这些分期法都不能很好反映中国经济思想史自身的特点。《通史》作者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着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应根据自身特有的矛盾性来分期，而不能机械地搬用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期法，为此《通史》作者提出应按中国经济思想自身发展的特点，分为经济思想的萌生期、形成期和发展期，即把公元前7世纪以前列为经济思想的史前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代为经济思想的萌生期；春秋战国之际至西汉中叶为经济思想的形成期；西汉中叶以后至鸦片战争前为缓慢发展期。《通史》的这一分期法，是在它的唯物史观的发展观，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特点所形成的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的四阶段的新思路基础上形成的，它构成了作者的思想体系的主线，贯通于全书之中。它不仅体现在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期上，而且也体现在对某些思想家经济思想归属的划分上。如东汉时的司马朗、徐干与荀悦、仲长统均为同时代人，而《通史》将后两者(荀悦、仲长统)列为东汉后期人物，将前两者(司马朗、徐干)列为东汉、三国之际的人物。又如刘基与王NFDFC都是朱元璋的开国重臣，而《通史》把他们列为元末经济思想人物，其依据即是他们的思想所反映的时代意义与作用的特点不同，而不完全以其所处的王朝为依归。
三、独创见解
《通史》的作者是以赵靖教授为首的一个群体，他们相互间亦师亦友，切磋砥NFDFD，集思广益。既广泛地汲取前人有益的思想成果，也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拓展出新思路，提出了许多独创见解。它对于拓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思路，提升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水平，都是很有益的。如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学派，其中有产生于东方大国齐国的管仲学派和产生于西方秦国、三晋的李悝、申不害、商鞅、李斯、韩非等为代表的秦晋学派。过去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都把他们统称为法家，实际上两派在思想渊源、学说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特点。特别是东国法家的经济思想，在许多方面较秦晋法家更丰富更深刻。《通史》首次提出了区分东国法家和秦晋法家的观点，并比较分析了两派的不同特点及其在理论上的意义与作用，从而深化了对法家经济思想的认识。
又如历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都把历史上的商人或货殖家的思想，作为个别人物的言行来考察。《通史》则首创把商家作为一个独立学派来考察，从商家学派的师承关系、学术思想和理论及其代表著作等方面，一一进行了考察，从而论证了商家或货殖家在先秦到西汉前期是确实存在过的一个独立的学术思想流派。
又如轻重理论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独具特色的一种经济学说。历来研究者大都着重于论述其国家对经济的干涉政策与措施，而很少对轻重理论本身作深入的理论分析。《通史》对轻重理论分别从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进行了研究，指出：轻重之势是封建国家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为在经济领域推行封建专制主义。轻重之学则是对于商品货币流通变化过程的一些原理和规律性的认识。轻重之术则是关于实施轻重论的手段或方法问题的论述。这三者相互联系，构成为轻重论的整个学术体系。《通史》提出的对轻重论的上述三个层次的分析，在我国学术界是发前人之所未发，是独创性的。
又如"治生之学"的提出，是《通史》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中的又一独创性贡献。在以往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论著中，对商人和农书中的经济思想，一直是作为两种互不联系的经济思想。《通史》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思路，把前者概括为商人的治生之学，后者为地主的治生之学，两者共同构成具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特色的治生之学。并且还深入研究了治生之学的三个层面：(1)治生之道--经营对象；(2)治生之理--经营管理规律的探讨；(3)治生之策--经营管理方法的总结。从而使治生之学的研究系统化、理论化。
又如对农禅经济思想的研究，更是前人所未有的。《通史》对农禅经济思想的性质、内容及其发展变化和完善过程，作了深入的发掘和考察，在中国经济思想研究领域里，是极富独创性特色的。此外，《通史》主张墨翟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节用论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交利论"；提出把先秦道家定为"古典道家"而把汉初的黄老之学称为后期道家；并且不把老子作为一个特定人物，而把他作为春秋时代隐者思想的化身，等等，都表现了该书匠心独具的创见。
但是，《通史》一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关于西周时代的经济思想论述不深，过于简略。西周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思想文物制度，以西周为最盛。西周时代的经济思想正是我国几千年传统经济思想的源头，如等级土地财富观、重农思想、民本思想、黜奢崇俭思想、惠民裕民思想等，都启始于西周。而在《通史》中，未见有应有的分析和论述。特别是对一些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反映的经济思想，《通史》也存在着论断上的矛盾。如说西周的土地制度是奴隶主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公田"是周王分赐给诸侯百官的井田，而"私田"则是"拥有井田的奴隶主利用剩余的奴隶劳动力开垦出来的"(《通史》第41页)。但是《诗·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据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诸侯百官奴隶主们要祈求老天爷把雨先下到周王的公田里，然后才下到自己用奴隶劳动力开垦出来的私田里?这种奇怪的心态，实在令人难以解释。又该书说《诗·硕鼠》篇："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作者认为这"是一篇即将逃亡的奴隶们的宣言"，是"奴隶们宣布要同榨取自己的黍、麦、苗等劳动果实的’硕鼠’决裂"(《通史》第44页)。如所周知，奴隶不是土地及其产品等财产的占有者，相反，奴隶自身即是被奴隶主当作物来占有的财产，奴隶们又哪来的"我黍"，"我麦"，"我苗"呢?奴隶作为奴隶主的一种重要财产，奴隶逃亡对奴隶主是重大的损失。对此，奴隶主总是要进行追捕和严惩的。因此，奴隶要逃亡，必须寻求适当的时机，偷偷潜逃，怎么会在逃亡前，公然向奴隶主宣布逃亡宣言，这不是太匪夷所思了么?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该书对西周时代的农村公社几乎全然忽视了，而弄清西周时代的村社经济及其所反映的经济思想，对于了解春秋战国时代的村社瓦解、土地制度的变革等一系列经济的和经济思想的演变，都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由此看来，今后为了使《通史》得以更加完善，对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还是有必要的。
总的说来，《通史》是迄今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领域里的最新的精品巨著。昔司马迁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标志了中国史学步入成熟的阶段。今《通史》的问世，"究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标志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已步入成熟的阶段。因此，可以说，它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历程中的一座灿烂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