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时间：2005年3月15日。
对话地点：长沙市岳麓山下绮竹园。
对话当事人：
陈 潭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梅光林 《湖南经济报》记者、编辑。
梅：陈教授，您好！在网路场域中，您的“斯为盛学社”、“斯为盛学堂”已经很有些名气了，什么时候成立的？能介绍它与其他社区的不同点吗？
陈："斯为盛学社"和“斯为盛学堂”是上网阅读偶获的一个成果，她诞生于公元2004年10月13日和16日。前者为公共政策研究学术社区，后者为公共事务研究学术社区，是学术积累、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一个"零壁垒"平台，也是本科生与研究生教学时空延展的"零距离"学堂。"斯为盛"取名于岳麓书院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亦借用毛主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意，同时谐音“思维盛”。斯为盛学人欲承传湖湘学风，继承时务学堂、船山学社、新民学会、湘江评论之遗骨，展关注现实、关怀民生、关乎理性之学惯，期冀与学术中人共话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也希望学术人生的未来更加光辉灿烂。其设立的主要栏目有时务信息、船山学术、赫石评论、麓山论坛、新民访谈、橘洲讲义、枫林资讯、洞庭文摘、华夏阅读、神州学者、三湘论苑、四水交流等。与其他学术网络社区相比它是全方位开放和立体交叉型的，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研究网络学术社区。热烈欢迎各位有志于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研究和实践的同仁积极参与本学术社区的建设，共同推动学社的繁荣与发展。
梅：现在很多媒体都开辟了评论版面，评论在所有媒体都大受欢迎，比如您在《三湘都市报》担任特约评论员并首创“政策评论”专栏就非常受欢迎。现在政府的很多新政策的出台我认为你们这些评论人士功不可没。政治经济评论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呢？对政府的公共管理促进作用大吗？
陈：谢谢你的夸奖，当然也不谦虚地认为在媒体上开辟“政策评论”专栏确实乃全国首创。我认为，当前政治经济评论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急速转轨时期，任何某一方面的改革或调整都有可能牵涉到他们的利益；二是当前我国政策制定质量普遍不高，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较多，政策评论又大多数是批评性的，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使他们的不满情绪得到宣泄；三是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的政策问题层出不穷，客观上需要掌握着丰富政策制定信息和专业知识的政策评论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予以解疑答惑，消除怀疑和恐惧心理；四是在媒体与受众互动的新闻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和媒体本身的公共化给了公共知识分子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们能有机会在电视或平面媒体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参与到讨论中来。总的来说这些政策评论活动对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的水平和绩效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一是通过评论活动，可评估政策的优劣，并对政策的不足部分提出解决的办法与方案，为政策制定者进行政策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二是媒体政策评论作为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可吸引人民群众参与到政策评论中来，以引发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充分了解民意，促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三是通过政策评人员对时局和重大公共问题的分析能够引导公众明辨是非并晓之以理，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和克服社会安全的风险，有利于政策的执行，既而推动社会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梅：木子美几乎为博客文化做了活广告，您也从众多博客中脱颖而出，您怎么评价博客文化对中国公众的影响？
陈：“木子美现象”不论褒贬，但它是中国博客发展的一个偶然而又典型的成长个案，也使博客这种网络形式越来越被众多的公民所接受和喜爱。博客的出现，使我们在互联网世界第一次有了知识积累和文化指向，使人类由粗放式数字化生存过渡为个人化的精确目录式生存。博客们将工作、生活和学习融为一体，通过博客日志将日常的思想精华及时记录和发布，萃取并联接全球最有价值、最相关、最有意思的信息与资源。使更多的知识工作者能够零距离、零壁垒地汲取这些最鲜活的思想。在解构中建设，在离散中合作，在学习中开放，已成为博客对世界的关怀方式。他们展示的博客文体、博客行为和博客思想，将是互联网时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将重新定义互联网的界限，改变我们生存的背景。但人们对于博客发展也存在一些可以理解的担忧：即进入门槛几乎为零的博客浪潮，会不会变成新的信息垃圾场？会不会成为自由泛滥后不负责任的失控世界？会不会成为言论自由滥用、胡乱攻击的场所？会不会因为过于自由因此有脱离现有政策、法律与法规的危险，成为造谣、中伤、诽谤、谩骂以及反动言论的温床？会不会破坏传统媒体的道德伦理，破坏信息的准确性、公信和责任的园地？……这些问题我认为都应该引起我们广大的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合理有效地引导与管理。
目前，博客中国为鄙人建立了专栏，许多网站给我设立了学者文集并发表和转载鄙人许多不成熟的观点和思想。我也为我5岁的儿子建立了中国最年轻的博客公民社区，为他建立个人网络成长档案，从而记录生命历程；我的研究生们也建立了班级博客社区和个人博客社区，从而记录人生、交流思想、方便教学、节约成本。
梅：现在有人要开办“新闻炒作学”课程，我认为知识也已经进入了营销时代，从经济学家“京城四少”到香港的经济专家“郎骂”，我认为这些人并不是哗众取宠，而是真正为公众着想，引起公众的觉醒，就象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您认为他们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影响吗？
陈：我认为所谓经济学家“京城四少”和香港经济专家“郎骂”的出现很有必要而且他们能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必须以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为保证，必须允许和鼓励全体公民特别是掌握该政策领域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专家参与到此过程中来，即确保所谓的政策制定的“程序正义”。在此，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的观点正确与否，但他们其实代表的是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高度忠诚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一名学者他们具备了学院水准、公共责任和人文关怀，并因为可贵的言行而导致一定的颇具公共性的社会效果。我认为学者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让知识更科学、让人类更理智、让社会更文明，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应该竭力做到：第一，关注民生、忧国忧民；第二，恪尽学术操守、维护学术尊严，不为权所用，不为利所动，当官僚用权力、商人用货币影响社会的时候，他们能用思想去影响人们；第三，用专业的眼光和学术的视角进行公民化表达，他们能用清晰的理论思维分析社会已有的或预测即将出现的公共问题；第四，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敏锐的观察方法和独特的逻辑演绎，能够自己的言行，证明了自己对国家、对公众的价值。对于所谓的“炒作”，我认为要辨证地看，恶意的“炒作”当然要抵制，但对于善意的、出于公众利益的“炒作”应该举双手赞成，我们现在“郎咸平”式的人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梅：非典和取消行业霸王条款以及就业，房价等与每个公民都息息相关的东西成为了互联网争论的热门，我们可喜地看到网络争论正在影响公共决策。您是专门研究这些公共领域问题的专家，受到了网民的欢迎，但全国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和经济学专业有那么多教授，您认为您的独特优势到底在哪里，您研究的东西、出的书有很多据说是“第一”，能说说所有的“第一”吗？
陈：其实，我不太喜欢说漫无边际的“第一”，中国人平常最喜欢的就是历数“世界之最”、“华夏之最”等，这是自负和不思进取的另类表达。作为一个青年学人，一个小小的学术工匠，目前只能在金碧辉煌的学术大厦里面添砖加瓦，对于学术只能是“触摸”谈不上“第一”或者上流，顶多只能说作一点尝试性的学术工作。在研究形式方面，案例研究和政策评论应该是特色，包括主编的丛书、著作和创办专栏已经获得了国内一定程度的行家认同；在研究内容方面，公共问题经济学研究、人事档案制度研究、公用事业听证研究等应该是有一定影响的。学科发展正在由分化走向融合，“科际整合”成为了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特色。比如，在经济学领域，鄙人一直作的就是公共问题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某些研究。目前，遵循学术自身规律和开展学术的国际对接正在成为学术界的主要任务，一些坑害知识消费者的假冒伪劣或者垃圾无用的学术产品将会慢慢地退出学术市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真正的学术需要正直、勤奋和才情。学术既不是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也不是麦当劳式的文化快餐，而是能够引人咀嚼品味的精神大餐。学术既能“出世”又能“入世”，它要求思维抽象、话语简洁、方法新颖，它也要求必须服务大众、贴近现实、关怀社会，没有标的、没有市场、没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学术焉能成为真正的学术？
梅：互连网催生了电子政务，对电子政务您一定有独到的见解吧？
陈：电子政务就是指政府有效利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通过不同的信息服务设施（如电话、互联网络等），对政府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其更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下，提供自动化的信息及其他服务，从而构建一个有回应力、有效率、负责任，具有更高服务品质的政府。政府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基础，推进政府信息化、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和全面信息共享已是全球大势所趋。 电子政务的出现与发展对政府管理和公民的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总的来说他能改进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率、重塑政府形象，实现公平、公正、高效、民主、参与式政府管理，使政府能够提供更广泛、更便捷的信息和服务，同时也使得政府传统的办公地点、办公时间、政府结构、规章制度、服务方式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具体地说，它可以提高政府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促进政府管理的现代化，改变政府的管理结构，变革政府的决策方式，推动领导方式的转型，使政府管理系统建立在与外界互动基础上，改进政府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使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发生改变，政府办公出现虚拟化倾向等，相应地，对公民与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及其他相关方面也产生深刻的变化。
梅：对目前的“两会”一些有争议的热门您发表一点看法吧？
陈：作为一个青年学人，我对新一代领导人执政后展现出的平民主义路线、稳健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取得的工作实绩感到由衷高兴，对祖国的未来和发展充满着坚定的信心。每年的3月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季节，但这一次令人醒目的政治关键词有很多，比如“和谐社会”、“中部崛起”、“反哺三农”、“教育公平”、“反国家分裂法”等。我们知道，和谐社会目标的建立确实需要作很多工作，需要获得每一个公民的支持和认同，需要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努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该尽职尽责、调查研究，能够就如何加快推进中国制度建设，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等问题真正地建言献策，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切实可行解决方案。
有些问题已经在我的著述中专有阐发，不想过多骜述。在此，仅对“教育公平”和“中部崛起”谈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和认识。关于“教育公平”，我认为，它应该是社会起码的底线公平，它是社会机会公平的应有形式，但是许多农村贫困的孩子打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了，结果当然就更难说公平了。所以，我支持“义务教育必须是全免费教育”的观点，这也是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通行做法，有人计算“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可使农民增收2％”也是有依据的。关于“中部崛起”，我有一个中国非均衡梯度发展的“子女成长论”观点：中国是一个大家庭，最早实现改革开放的沿海地区显然是“靓女”，由于其优越的自然资本和天然条件，所以最早受到追求而“靓女先嫁”，这是实际的和符合人之常情的；西部地区是“满子”，他要受到家长和兄弟姐妹的更多照顾，比如大哥大姐穿剩的衣服就常常受惠，所以政策倾斜和多方面的“转移支付”也是必然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是“长子”，长子是家长刚开始“喜得贵子”时最疼爱的、也是最先依靠的对象，兼顾老少对家庭的贡献最大而自己可能却所获不丰，所以要“振兴”；剩下的该是“丑女”了，由于天然条件不优越而“谈婚论嫁”机会少，只能在家中默默地干活和奉献，于是中部地区成为了政策阳光惠及较少的“政策洼地”，所以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而把自己嫁出去可能需要家长丰厚的嫁装和彩礼——政策层面的更多支持。其实，中部地区在能源原材料、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旅游产业等方面具有相当的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要有适当的扶持，就能够形成很强的竞争力。经过多年的发展，中部地区已形成了一些具有很强带动力的城市群和产业带，通过一定的政策支持，能够实现更快发展，形成具有全国意义的增长极。同时，政策制定也要有利于中部地区开展与其他地区的分工与合作，以形成与其他地区共赢的格局。
梅：您除了做学问还参与社会实际，也是出于社会责任，分散了自己的研究精力，可很多教授为了论文而论文，“闭门造车”而不问世事，您认为这正常吗？
陈：我认为不正常。在当下的学术界，学术的官僚化和定量化趋势明显，学术评价的行政主导有增无减，尊重学术自身的逻辑和去行政化建设成为了当前急需解决的关键路径。很多自诩“以学术为业”者不断地进行着无休止的“话语诠释”工作，意识形态的偏向投资引导着他们进行着学术的“重复建设”，造成学术上的自我固束和巨大的资源浪费。学术评价机制的有效建构及其效益评价的专家性和社会性、历时性和共时性成为学术管理部门必须倾力完成的目标和任务。 “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应该成为知识者或学问家永恒的议题和身体力行的勉语与信条。知识应该为现实“说话”、为底层服务，关注社会、关怀人生。试想，一门知识或一门学问不能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有所贡献，知识的意义不能为多数人所认知和理解，我们所追求的知识又有何用呢？所以，我认为做学问与参与社会实践并不是矛盾的，相反，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做学问如果不联系实际，不顾社会的发展与现实需要，满足于狭隘的一己私利、“闭门造车”，那么，他做出的东西必然是缺乏说服力和生命力的，也不能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最多只是一相情愿的“文字游戏”而已。我的学术格言是“学术是生活的思想操练”，遵循“学术性格，道德文章”，力求“学而为术，学而有术，学而有述”！而且我认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要有一份真正的责任感，因此我在研究与教学之余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如担任《三湘都市报》特约评论员兼政策评论专栏作者，参与省人大和地方部门的政策制定与立法工作，创办公共政策学术交流网站等，为普及公共政策知识、提高我国公共政策质量，以及履行一名知识分子起码的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学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生活，参与实践不是分散研究精力，而是更好地为了学术的自身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特别说明：在访谈过程中，湖南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周湘智对访谈录音和文字整理工作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对话地点：长沙市岳麓山下绮竹园。
对话当事人：
陈 潭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梅光林 《湖南经济报》记者、编辑。
梅：陈教授，您好！在网路场域中，您的“斯为盛学社”、“斯为盛学堂”已经很有些名气了，什么时候成立的？能介绍它与其他社区的不同点吗？
陈："斯为盛学社"和“斯为盛学堂”是上网阅读偶获的一个成果，她诞生于公元2004年10月13日和16日。前者为公共政策研究学术社区，后者为公共事务研究学术社区，是学术积累、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一个"零壁垒"平台，也是本科生与研究生教学时空延展的"零距离"学堂。"斯为盛"取名于岳麓书院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亦借用毛主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意，同时谐音“思维盛”。斯为盛学人欲承传湖湘学风，继承时务学堂、船山学社、新民学会、湘江评论之遗骨，展关注现实、关怀民生、关乎理性之学惯，期冀与学术中人共话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也希望学术人生的未来更加光辉灿烂。其设立的主要栏目有时务信息、船山学术、赫石评论、麓山论坛、新民访谈、橘洲讲义、枫林资讯、洞庭文摘、华夏阅读、神州学者、三湘论苑、四水交流等。与其他学术网络社区相比它是全方位开放和立体交叉型的，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研究网络学术社区。热烈欢迎各位有志于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研究和实践的同仁积极参与本学术社区的建设，共同推动学社的繁荣与发展。
梅：现在很多媒体都开辟了评论版面，评论在所有媒体都大受欢迎，比如您在《三湘都市报》担任特约评论员并首创“政策评论”专栏就非常受欢迎。现在政府的很多新政策的出台我认为你们这些评论人士功不可没。政治经济评论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呢？对政府的公共管理促进作用大吗？
陈：谢谢你的夸奖，当然也不谦虚地认为在媒体上开辟“政策评论”专栏确实乃全国首创。我认为，当前政治经济评论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急速转轨时期，任何某一方面的改革或调整都有可能牵涉到他们的利益；二是当前我国政策制定质量普遍不高，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较多，政策评论又大多数是批评性的，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使他们的不满情绪得到宣泄；三是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的政策问题层出不穷，客观上需要掌握着丰富政策制定信息和专业知识的政策评论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予以解疑答惑，消除怀疑和恐惧心理；四是在媒体与受众互动的新闻时代里，大众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和媒体本身的公共化给了公共知识分子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们能有机会在电视或平面媒体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参与到讨论中来。总的来说这些政策评论活动对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的水平和绩效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一是通过评论活动，可评估政策的优劣，并对政策的不足部分提出解决的办法与方案，为政策制定者进行政策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二是媒体政策评论作为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可吸引人民群众参与到政策评论中来，以引发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充分了解民意，促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三是通过政策评人员对时局和重大公共问题的分析能够引导公众明辨是非并晓之以理，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和克服社会安全的风险，有利于政策的执行，既而推动社会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梅：木子美几乎为博客文化做了活广告，您也从众多博客中脱颖而出，您怎么评价博客文化对中国公众的影响？
陈：“木子美现象”不论褒贬，但它是中国博客发展的一个偶然而又典型的成长个案，也使博客这种网络形式越来越被众多的公民所接受和喜爱。博客的出现，使我们在互联网世界第一次有了知识积累和文化指向，使人类由粗放式数字化生存过渡为个人化的精确目录式生存。博客们将工作、生活和学习融为一体，通过博客日志将日常的思想精华及时记录和发布，萃取并联接全球最有价值、最相关、最有意思的信息与资源。使更多的知识工作者能够零距离、零壁垒地汲取这些最鲜活的思想。在解构中建设，在离散中合作，在学习中开放，已成为博客对世界的关怀方式。他们展示的博客文体、博客行为和博客思想，将是互联网时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将重新定义互联网的界限，改变我们生存的背景。但人们对于博客发展也存在一些可以理解的担忧：即进入门槛几乎为零的博客浪潮，会不会变成新的信息垃圾场？会不会成为自由泛滥后不负责任的失控世界？会不会成为言论自由滥用、胡乱攻击的场所？会不会因为过于自由因此有脱离现有政策、法律与法规的危险，成为造谣、中伤、诽谤、谩骂以及反动言论的温床？会不会破坏传统媒体的道德伦理，破坏信息的准确性、公信和责任的园地？……这些问题我认为都应该引起我们广大的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合理有效地引导与管理。
目前，博客中国为鄙人建立了专栏，许多网站给我设立了学者文集并发表和转载鄙人许多不成熟的观点和思想。我也为我5岁的儿子建立了中国最年轻的博客公民社区，为他建立个人网络成长档案，从而记录生命历程；我的研究生们也建立了班级博客社区和个人博客社区，从而记录人生、交流思想、方便教学、节约成本。
梅：现在有人要开办“新闻炒作学”课程，我认为知识也已经进入了营销时代，从经济学家“京城四少”到香港的经济专家“郎骂”，我认为这些人并不是哗众取宠，而是真正为公众着想，引起公众的觉醒，就象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您认为他们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影响吗？
陈：我认为所谓经济学家“京城四少”和香港经济专家“郎骂”的出现很有必要而且他们能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必须以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为保证，必须允许和鼓励全体公民特别是掌握该政策领域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专家参与到此过程中来，即确保所谓的政策制定的“程序正义”。在此，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的观点正确与否，但他们其实代表的是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高度忠诚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一名学者他们具备了学院水准、公共责任和人文关怀，并因为可贵的言行而导致一定的颇具公共性的社会效果。我认为学者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让知识更科学、让人类更理智、让社会更文明，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应该竭力做到：第一，关注民生、忧国忧民；第二，恪尽学术操守、维护学术尊严，不为权所用，不为利所动，当官僚用权力、商人用货币影响社会的时候，他们能用思想去影响人们；第三，用专业的眼光和学术的视角进行公民化表达，他们能用清晰的理论思维分析社会已有的或预测即将出现的公共问题；第四，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敏锐的观察方法和独特的逻辑演绎，能够自己的言行，证明了自己对国家、对公众的价值。对于所谓的“炒作”，我认为要辨证地看，恶意的“炒作”当然要抵制，但对于善意的、出于公众利益的“炒作”应该举双手赞成，我们现在“郎咸平”式的人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梅：非典和取消行业霸王条款以及就业，房价等与每个公民都息息相关的东西成为了互联网争论的热门，我们可喜地看到网络争论正在影响公共决策。您是专门研究这些公共领域问题的专家，受到了网民的欢迎，但全国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和经济学专业有那么多教授，您认为您的独特优势到底在哪里，您研究的东西、出的书有很多据说是“第一”，能说说所有的“第一”吗？
陈：其实，我不太喜欢说漫无边际的“第一”，中国人平常最喜欢的就是历数“世界之最”、“华夏之最”等，这是自负和不思进取的另类表达。作为一个青年学人，一个小小的学术工匠，目前只能在金碧辉煌的学术大厦里面添砖加瓦，对于学术只能是“触摸”谈不上“第一”或者上流，顶多只能说作一点尝试性的学术工作。在研究形式方面，案例研究和政策评论应该是特色，包括主编的丛书、著作和创办专栏已经获得了国内一定程度的行家认同；在研究内容方面，公共问题经济学研究、人事档案制度研究、公用事业听证研究等应该是有一定影响的。学科发展正在由分化走向融合，“科际整合”成为了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特色。比如，在经济学领域，鄙人一直作的就是公共问题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某些研究。目前，遵循学术自身规律和开展学术的国际对接正在成为学术界的主要任务，一些坑害知识消费者的假冒伪劣或者垃圾无用的学术产品将会慢慢地退出学术市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真正的学术需要正直、勤奋和才情。学术既不是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也不是麦当劳式的文化快餐，而是能够引人咀嚼品味的精神大餐。学术既能“出世”又能“入世”，它要求思维抽象、话语简洁、方法新颖，它也要求必须服务大众、贴近现实、关怀社会，没有标的、没有市场、没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学术焉能成为真正的学术？
梅：互连网催生了电子政务，对电子政务您一定有独到的见解吧？
陈：电子政务就是指政府有效利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通过不同的信息服务设施（如电话、互联网络等），对政府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其更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下，提供自动化的信息及其他服务，从而构建一个有回应力、有效率、负责任，具有更高服务品质的政府。政府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基础，推进政府信息化、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和全面信息共享已是全球大势所趋。 电子政务的出现与发展对政府管理和公民的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总的来说他能改进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率、重塑政府形象，实现公平、公正、高效、民主、参与式政府管理，使政府能够提供更广泛、更便捷的信息和服务，同时也使得政府传统的办公地点、办公时间、政府结构、规章制度、服务方式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具体地说，它可以提高政府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促进政府管理的现代化，改变政府的管理结构，变革政府的决策方式，推动领导方式的转型，使政府管理系统建立在与外界互动基础上，改进政府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使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发生改变，政府办公出现虚拟化倾向等，相应地，对公民与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及其他相关方面也产生深刻的变化。
梅：对目前的“两会”一些有争议的热门您发表一点看法吧？
陈：作为一个青年学人，我对新一代领导人执政后展现出的平民主义路线、稳健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取得的工作实绩感到由衷高兴，对祖国的未来和发展充满着坚定的信心。每年的3月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季节，但这一次令人醒目的政治关键词有很多，比如“和谐社会”、“中部崛起”、“反哺三农”、“教育公平”、“反国家分裂法”等。我们知道，和谐社会目标的建立确实需要作很多工作，需要获得每一个公民的支持和认同，需要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努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该尽职尽责、调查研究，能够就如何加快推进中国制度建设，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等问题真正地建言献策，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切实可行解决方案。
有些问题已经在我的著述中专有阐发，不想过多骜述。在此，仅对“教育公平”和“中部崛起”谈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和认识。关于“教育公平”，我认为，它应该是社会起码的底线公平，它是社会机会公平的应有形式，但是许多农村贫困的孩子打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了，结果当然就更难说公平了。所以，我支持“义务教育必须是全免费教育”的观点，这也是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通行做法，有人计算“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可使农民增收2％”也是有依据的。关于“中部崛起”，我有一个中国非均衡梯度发展的“子女成长论”观点：中国是一个大家庭，最早实现改革开放的沿海地区显然是“靓女”，由于其优越的自然资本和天然条件，所以最早受到追求而“靓女先嫁”，这是实际的和符合人之常情的；西部地区是“满子”，他要受到家长和兄弟姐妹的更多照顾，比如大哥大姐穿剩的衣服就常常受惠，所以政策倾斜和多方面的“转移支付”也是必然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是“长子”，长子是家长刚开始“喜得贵子”时最疼爱的、也是最先依靠的对象，兼顾老少对家庭的贡献最大而自己可能却所获不丰，所以要“振兴”；剩下的该是“丑女”了，由于天然条件不优越而“谈婚论嫁”机会少，只能在家中默默地干活和奉献，于是中部地区成为了政策阳光惠及较少的“政策洼地”，所以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而把自己嫁出去可能需要家长丰厚的嫁装和彩礼——政策层面的更多支持。其实，中部地区在能源原材料、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旅游产业等方面具有相当的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要有适当的扶持，就能够形成很强的竞争力。经过多年的发展，中部地区已形成了一些具有很强带动力的城市群和产业带，通过一定的政策支持，能够实现更快发展，形成具有全国意义的增长极。同时，政策制定也要有利于中部地区开展与其他地区的分工与合作，以形成与其他地区共赢的格局。
梅：您除了做学问还参与社会实际，也是出于社会责任，分散了自己的研究精力，可很多教授为了论文而论文，“闭门造车”而不问世事，您认为这正常吗？
陈：我认为不正常。在当下的学术界，学术的官僚化和定量化趋势明显，学术评价的行政主导有增无减，尊重学术自身的逻辑和去行政化建设成为了当前急需解决的关键路径。很多自诩“以学术为业”者不断地进行着无休止的“话语诠释”工作，意识形态的偏向投资引导着他们进行着学术的“重复建设”，造成学术上的自我固束和巨大的资源浪费。学术评价机制的有效建构及其效益评价的专家性和社会性、历时性和共时性成为学术管理部门必须倾力完成的目标和任务。 “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应该成为知识者或学问家永恒的议题和身体力行的勉语与信条。知识应该为现实“说话”、为底层服务，关注社会、关怀人生。试想，一门知识或一门学问不能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有所贡献，知识的意义不能为多数人所认知和理解，我们所追求的知识又有何用呢？所以，我认为做学问与参与社会实践并不是矛盾的，相反，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做学问如果不联系实际，不顾社会的发展与现实需要，满足于狭隘的一己私利、“闭门造车”，那么，他做出的东西必然是缺乏说服力和生命力的，也不能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最多只是一相情愿的“文字游戏”而已。我的学术格言是“学术是生活的思想操练”，遵循“学术性格，道德文章”，力求“学而为术，学而有术，学而有述”！而且我认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要有一份真正的责任感，因此我在研究与教学之余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如担任《三湘都市报》特约评论员兼政策评论专栏作者，参与省人大和地方部门的政策制定与立法工作，创办公共政策学术交流网站等，为普及公共政策知识、提高我国公共政策质量，以及履行一名知识分子起码的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学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生活，参与实践不是分散研究精力，而是更好地为了学术的自身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特别说明：在访谈过程中，湖南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周湘智对访谈录音和文字整理工作亦有贡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