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马 克 思 到 诺 思
——人类历史观的发展和完善
许平中
摘要：欧洲人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解释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为社会科学作出了划时代贡献。但唯物史观没有阐明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所以无法解释不同社会历史进程的反差。早就有人试图改造和完善唯物史观，但都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美国人诺思通过对西欧经济兴起原因的探讨，阐明了市场兴起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为建构“选择史观”奠定了基础。俄国人柳比莫夫把人们满足高层次需要的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研究的框架，大大丰富和完善了“选择史观”的基础。本文利“选择史观”的原理，阐明了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在于特定的地理条件，在诺思和柳比莫夫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生物经济社会人选择史观”的逻辑框架。
关键词：地理条件 理性选择 多层需要 逻辑框架
（以下是正文）
马克思通过研究欧洲历史运行的过程，提出了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原动力的唯物史观，其基本原理可以归结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本框架可以简单地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因果关系公式表示。俄国哲学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中，指明了唯物史观比此前的历史观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科学性，认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历史科学划时代的伟大进步。
一百多年来许多学者应用唯物史观解释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欧美地区，一直有不少学者认为唯物史观缺乏坚实的基础，逻辑结构也存在重大缺陷。而在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学者也开始致力于研究不同地区社会历史进程出现反差的原因，例如中国学界的许多人力图搞清近代以来西欧兴起和中国“落伍”的原因。由于唯物史观认为社会运行的原动力是生产力发展，这就只能求助于生产力发展原因的探讨。由于唯物史观没有阐明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这就无法阐明不同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何以出现强烈反差。结果许多原来信奉唯物史观的学者，例如原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美国人诺思，接受几十年唯物史观教育的俄罗斯学者柳比莫夫以及笔者本人，都逐渐认识到唯物史观确实缺乏坚实的基础，也存在重大逻辑缺陷。
由于学者门大都是在力图正面解释历史运行过程中开始思考唯物史观是否存在缺陷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从正面探讨社会运行的原理开始。
一、从生产力要素入手探讨生产力发展原因进入死胡同
普列汉诺夫早就认识到，阐明不同地区社会历史进程的反差，必须探讨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他在《唯物主义史论丛》和《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两大名著中，都用很大篇幅探讨生产力发展的原因问题。他认为不同地区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主要在于地理环境因素，他举例说，在没有金属的地方的居民，就不能发明优于石器的工具；行船的技术不可能在干旱的草原上发生。他得出结论说，人的发明创造能力，首先应当看成是“不变量”。不同地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差异，在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使人们不能在同等程度上使用自己的发明创造能力。
普列汉诺夫的见解是颇为深刻的，他的论证本身也是无法反驳的。但仔细分析他的论证，可以看到他举出的例子都只是表明某种极端的地理条件能够“限制”或阻碍生产技术进步，但这些例证并不能正面说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当然，只要能够真正搞清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或限制条件，也就能够阐明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缓慢或停滞的原因了。在几十年中，也确实有不少中国人按普列汉诺夫的指引，力图在中国的地理条件中寻找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因素。但是全世界都公认中国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和物质资源几乎无所不有，这就无法从地理条件中找到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因素。既然难以找到“限制”因素，那么还是从正面探寻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吧。苏联人把生产力分解为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认为三者中最能体现生产力状况的是劳动工具，劳动工具的改进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劳动工具的改进必须有相应的技术的积累和创新，所以生产力发展原因又归结为技术创新。
但是人们历来认为技术创新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是偶然出现的。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四大发明，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偶然性因素。但是偶然性原理显然无法说明，中国的生产技术何以在两千年多中几乎没有出现任何突破，而中世纪后期的西欧却出现了一系列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呢？
由于信奉“唯物史观”的学者一直未能阐明技术创新出现的原因，于是从生产力三要素入手探讨生产力发展原因的努力就走进了死胡同。
二、由“反作用原理”入手说明生产力发展原因导致混乱
在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还存在反作用。由于无法从比生产力更“基础”的因素阐明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于是有人想由“反作用原理”，即由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力发展状况，从而解释西欧和中国历史的重大反差。结果不少人“确认”，中国生产力长期难以发展的原因，在于小农结构这一保守落后的“生产关系”，至于中国何以长期保持了小农结构，则认为是专制制度、重农抑商、儒家思想等“上层建筑”因素的阻碍。近些年来又有人借助于经济学的“制度主义”学派的理论，认为西欧和中国之所以形成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由于中国存在大一统王朝而西欧却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有利于竞争，大一统王朝却扼杀竞争而趋于保守、腐朽和反动。
这些认识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会提出疑问，中国大一统的专制王朝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此一问，这些学者就又无话可说了。问题很清楚，马克思划时代的贡献是提出生产力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他的信徒则由于无法解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又去求助于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这就完全违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可以说直到现在，中国的历史科学研究仍然处于一片混乱状态。
三、美国人诺思用理性选择原理抓住了市场发展的关键
实际上早在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就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为历史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道路。大学时代的诺思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信奉唯物史观，但他发现唯物史观难以解释不同社会的历史反差，于是寻找新的分析工具，后来终于利用“经济人在特定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原理”，阐明了西欧经济增长的原因。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受利益的刺激去从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始动力是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新开垦地区与老区不同的人口密度和天赋资源，导致不同的生产类型，这就使相互产品交换具有盈利，于是刺激了市场兴起。为利用市场扩张带来的盈利机会，人们创立了新的经济组织和制度，这些组织和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又进一步刺激人们去从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最终导致了西欧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他得出结论说，社会结构、经济法律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意识等，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结构、制度和意识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使大多数读者不易理解的是，人口增长普遍存在，何以只在西欧才引起市场经济的扩张呢？笔者也从诺思的著作中归纳了这一问题的答案。
人口增长引起市场兴起的关键条件在于产品交换能够盈利。市场盈利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西欧自然条件复杂，小范围内产品差异较大，生产成本超额大，各地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这就使得产品交换具有盈利。但是产品要“实现”交换，还必须克服不同地区之间的运输困难，也就是要承担运输费用，于是天然运输条件的优劣就成为商品市场能否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天然运输条件上说，水路运输具有陆路运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相同距离运费之比大概是1：30。西欧降水丰富而且均匀，河流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航，水路运输费用低廉，于是有差异的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
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是市场兴起的最重要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西欧就正好具有这样的条件，于是商品市场逐渐发展起来。根据这样的分析，导致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历史进程差异的最重要的原因（条件），仍然是普列汉诺夫早已意识到的地理因素。
四、传统社会停滞根源于地理条件
“诺思原理”也为破解“中国历史之谜”提供了基础。应用中西对比的方法，容易发现制约中国难以走出传统社会的根本原因（条件）仍然在于地理因素。由于导致西欧经济兴起的关键原因（条件）在于地理条件使得那里具有产品差异大和水路运费低的特点，因而有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那就很容易想到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应当是地理条件使得产品差异小或（和）陆路运费高，因而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从甘肃兰州到山东半岛东端这一在东西方向上长约1500公里范围内，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基本产品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有差异导致基本产品有差异，但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必须使用陆路运输。在古代运输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产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费，所以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根本无法实现交换。于是，中国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小农经济状态。
在弄清商品经济难以发展从而只能长期维持小农状态的根本原因后，中国历史上的宗法组织、专制制度、重农抑商、儒家思想等一系列难以解释的问题，就都可以给予合情合理的解答，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笔者发在“经济学家”网站上的文章《中国宏观历史问题的微观经济学分析》。
五、满足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社会运行原理
不过，当历史理论家还在按照马克思的指引，致力于以经济活动（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探讨社会运行的规律和原理时，发达国家的居民已经逐渐摆脱了物质生活的羁袢，开始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大约从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只以经济活动为主线建构社会历史理论，不但难以涵盖当代社会生活，而且在解释以往的历史上也是片面的，这就给学者们提出了建构完整的社会历史科学的任务。俄国学者柳比莫夫1993年撰写《社会自我发展的机制：文明社会的途径（以美国为例）》（中文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1、12期）一文，就是解决这一任务的重要成果。
柳比莫夫认为，社会发展是“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活动”交替发展的过程，人的需要可以分为“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两类，满足这两类需要的活动就分别称为“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柳比莫夫认为，经济活动为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创造条件，所以人们对经济成果的追求（物质追求）只是派生追求，而社会活动本身就是为了满足自身高层次的需要，因而是生活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为满足直接需要创造条件的经济活动耗费了许多时间，这就排挤了人们用于闲暇、享受和满足高层次需要的社会活动的时间。社会的进步就表现为那种被迫的、不自由的物质生产活动所耗费的时间越来越少，人们将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直接满足高层次的“社会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满足社会需要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将在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性劳动、内容丰富的社会活动等方面取得巨大进展，最终发展到“闲暇时间的时代”。
柳比莫夫把满足人们高层次需要的活动纳入社会运行机制的框架，弥补了唯物史观只从物质生产活动方面说明社会现象的缺陷，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柳比莫夫把人的全部需要归纳为“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两个方面，也不够全面，例如人类对性的需要、对毒品的需要、对烟酒的需要、对赌博的需要等直接追求快感的需要，显然就无法归入“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两个方面。容易理解，人类对肌体快感的需要根源于人的生物属性，我们把这类需要称为“生物人需要”。现代社会把人们满足生物人需要的特定行为称为“不良嗜好”，极力予以掩盖或压制，其原因既非常浅显又不好论证。但是“生物人需要”不但没有因遭受压制而萎缩下去，反而更顽强地表现出来，当代社会中几个特定的行业总是越压制越“吸引”人，就是由于它们是为直接满足“生物人需要”服务的。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深层次原理，可以肯定随着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生物人需要”将被纳入正常的轨道而受到正视和尊重。现在已经有不少国家或地区，赌博、吸毒以及色情业逐渐合法化。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克尔、著名金融投机家索罗斯都主张放弃毒品管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人的本性来说毒品消费根源于“生物人需要”，所以完全是正常的，国家为压制和打击满足“正常”肌体需要的“消费”活动花费的代价过于高昂，是一种严重得不偿失的政策。
六、“经济生物社会人选择史观”的逻辑框架
笔者为解释社会历史而建构的“经济生物社会人选择史观”的逻辑框架大致如下：
人的终极需要可以分为“基本生理需要”和“高层次社会需要”两大类，所以人既具有生物人属性，也具有社会人属性。直接满足终极需要的活动称为消费活动。满足终极需要必须具备特定的条件，个人为满足终极需要创造条件的活动可以分为生产活动和竞争活动两类，这两类活动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活动。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属性就是“经济人属性”。所以人是生物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统一。
需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满足需要必须消耗一定资源，相对于无限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于是社会经常发生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
人的活动都是为了满足需要。满足需要的活动必须付出代价，人们愿意付出的代价，取决于能够得到的满足程度，即经济学上所说的“效用”。追求“效用”最大化是人类行为（活动）选择的根本原则，称为“理性选择原理”。
客观条件构成人们选择的外部环境，包括地理因素、物质技术成果、组织制度和文化状况，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从外部掺入社会中的外生变量，9.11事件对美国、非典疫情对中国、印度洋海啸对周边国家，就都是掺入社会运行中的外生变量。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是社会运行的终极原因（条件），而物质技术成果、组织制度和文化环境，则都是社会体系的“内生中间变量”。
社会是人们共同参加“博弈”的结果；历史是社会运行的轨迹；历史研究的首先任务是探明社会运行的轨迹（是什么），其根本方法只能是实证的。“内生中间变量”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所以社会科学不好确定它们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所以探讨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不能满足于寻求到“内生中间变量”，而必须归结到社会之外的地理条件和（或）外生变量。
七、归纳和预测
马克思、诺思和柳比莫夫是人类“史观发展史”上的三位大师。马克思用常规目光观察人类社会，建构了以物质生产力为基础的“唯物史观”，为人类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诺思利用经济学显微镜观察西欧兴起并扩张到美国的微观原理，发明了用“经济人选择原理”探讨历史问题的分析工具，为“选择史观”提供了基本思路。柳比莫夫用经济学望远镜观察当代美国社会，把满足人类高层次需要的活动纳入了理论分析框架，为建构以“人”为起点和归宿的完整的社会历史理论作出了贡献。笔者借用诺思的分析工具观察古代中国社会，发现了所谓“中国历史之谜”的谜底，为阐明在世界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传统社会提供了基础。
早在19世纪，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就提出建立“统一社会科学体系”的设想。本文建构“选择史观”框架的努力，是建立“统一社会科学体系”的初次尝试。如果在建立“统一社会科学体系”中有中国学者的一份贡献，笔者将感到极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