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诗歌”的代表诗人——翟永明于1984—1992年间创作的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女性诗歌”，主要包括《女人》（1984）、《静安庄》（1985）、《人生在世》（1986）、《死亡的图案》（1987）、《称之为一切》（1988）、《颜色中的颜色》（1989）等。
翟永明的“女性诗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被接受的，但对她“女性诗歌”的误读却如影随形。本文列举了四种常见且有代表性的误读，并简要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笔者认为，要消除对翟永明“女性诗歌”的误读，进而对其做出合理的定位和评价，就必须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厘清“女性诗歌”概念。笔者赞同并使用以下概念：所谓“女性诗歌”是指那种“回到和深入女性身体”，表达她们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的诗歌。二、回到诗人的立场：“一个个人和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我视之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中。这就是诗。”三、回到具体的诗歌文本。四、回到具体的创作语境，即“寻根文学”大语境下的女性之“自我寻根”。
完成这四项分析之后，可以发现，翟永明92年“转向”之前坚持“性别”立场和“躯体写作”，未陷入“女权主义”的陷阱。
“性别”的诗学立场使得翟永明的“女性诗歌”具有持久的诗学意义。其一，东方话语重建的努力。从东西方话语对话层面来讲，翟永明的“性别”诗学具有反思意义，即反思了那种盲目追求西方话语的诗歌创作；其二，女性话语建设的自觉。此前的“女性诗歌”创作基本上还停留在伊莱恩·肖瓦尔特所说“模仿”和“反对”阶段，“女性诗歌”话语建设的自觉自翟永明始，这具有开创意义；其三，“超性别”的妄想。本文在分析翟永明九十年代“转向”并逐渐淡出诗坛的原因后得出一个重要启示，即放弃自身“性别”优势去追求所谓的“超性别”创作，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解构”，必然导致创作的乏力。因此，这就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深思。
翟永明的“女性诗歌”创作是一个难以重复的个案，“转向”之后的翟永明没能继续这种诗歌写作，但恰恰是这些“女性诗歌”更能凸显她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翟永明的“女性诗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被接受的，但对她“女性诗歌”的误读却如影随形。本文列举了四种常见且有代表性的误读，并简要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笔者认为，要消除对翟永明“女性诗歌”的误读，进而对其做出合理的定位和评价，就必须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厘清“女性诗歌”概念。笔者赞同并使用以下概念：所谓“女性诗歌”是指那种“回到和深入女性身体”，表达她们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的诗歌。二、回到诗人的立场：“一个个人和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我视之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中。这就是诗。”三、回到具体的诗歌文本。四、回到具体的创作语境，即“寻根文学”大语境下的女性之“自我寻根”。
完成这四项分析之后，可以发现，翟永明92年“转向”之前坚持“性别”立场和“躯体写作”，未陷入“女权主义”的陷阱。
“性别”的诗学立场使得翟永明的“女性诗歌”具有持久的诗学意义。其一，东方话语重建的努力。从东西方话语对话层面来讲，翟永明的“性别”诗学具有反思意义，即反思了那种盲目追求西方话语的诗歌创作；其二，女性话语建设的自觉。此前的“女性诗歌”创作基本上还停留在伊莱恩·肖瓦尔特所说“模仿”和“反对”阶段，“女性诗歌”话语建设的自觉自翟永明始，这具有开创意义；其三，“超性别”的妄想。本文在分析翟永明九十年代“转向”并逐渐淡出诗坛的原因后得出一个重要启示，即放弃自身“性别”优势去追求所谓的“超性别”创作，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解构”，必然导致创作的乏力。因此，这就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深思。
翟永明的“女性诗歌”创作是一个难以重复的个案，“转向”之后的翟永明没能继续这种诗歌写作，但恰恰是这些“女性诗歌”更能凸显她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