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裴少铭 特约记者/张俊芳
夫子之家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什么时候能睡上带四个腿儿的床啊？”这是几年前一个女大学生回家后对她妈妈道出的心声。
然而，这个女大学生的父亲不是农民，不是工人，也不是城市的普通居民，而是当代中国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张曙光。
记者采访过很多经济界的名流，他们的住宅要么是别墅，要么是“金碧辉煌”的高档住宅。但是张曙光的家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是一个不过五、六十平米的两室一厅小屋，位于一个朝向不好、阳光并不灿烂的老楼的19层。
从进门的过道一直蔓延至记者视力所及的每一个角落，上到屋顶，下及地面，里里外外，全是书。这些书不但在经年的书柜里挤挤压压，更在高高低低的家具上，一大摞、一大摞地躺着，大多已经显出几分苍老的神色，仿佛在诉说主人长期的摩挲。
屋里水泥地上，泛着清白而洁净的底色，那是女主人常年劳动的结果。
由于天气极其闷热，张先生只穿着一个肥肥大大的短裤和一条背心迎了过来。他泰然自若地微笑着，摇着蒲扇，没有讲什么话。
记者开玩笑地评价道：“这可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啊！”
他不紧不慢地回道：“我的书主要还不在这里。”
原来，张曙光还有一个专门的书房在这座楼的25层，面积也差不多，两房加起来总共不过100平米左右。张先生每天往返多次爬六层楼梯上下。这成了他健身运动的一项内容。
在他的书房，记者发现，这里的家具更是简单。除了满满两面墙、盛满书籍、高至墙顶的书橱外，其余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和普通的桌椅。在书橱的下面，并排铺着两块大大的凉席。凉席外围的两边，用盛满各式文件的文件盒肩并肩地站立着，筑成两堵低矮的“围墙”。
“三不主义”
早就听说，目前中国的不少经济学家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早已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之列。有些是几个公司的独立董事，有些干脆自己开公司当了老板，有些在股市上叱咤风云，有些在房地产市场大显神通……
惊讶之余，记者开始明白，几年前，张先生的小女儿为什么会许那样的“大愿”了。
但是，当记者把自己的发现和诧异讲出来的时候，先生只是欠了欠嘴角，表示了一下笑意，“我这个人啊！一辈子就奉行一个‘三不主义’。”
当得知这“三不主义”乃是“不怕官、不媚俗、不放纵自己”的时候，记者不禁为之一动。
据悉，几年前，有好几个部委三番五次来请张先生去任他们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并且明确提出年薪会有多高，待遇会有多好。但是统统被他拒绝。
“那时候，我不理解他是怎么考虑的。现在明白了。”张曙光先生的夫人张霜女士说，“他说他酷爱学术，视学术自由为生命。现在来看，社科院经济所确实适合他。在这，他可以自由思想，自由讲话，发表的意见代表的是个人观点。如果被安排到了某个政府部门去，他的一言一行就要受到限制了。这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
张先生也向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件事。最近，国家发改委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召开了一次专家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张先生便和会议主持人正面交锋了。
实际上，发改委的主要职能是管中长期发展规划、战略和重大问题，但是现在，它却站在了宏观调控的第一线，把很大的精力放在经济的短期波动及其调节上。对此，张先生直接发问：“发改委的主要职能是什么：长期发展还是短期运行？在货币政策由央行主管、财政政策由财政部实施的情况下，除了行政措施以外，发改委还有哪些手段可以进行宏观调控？”结果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所谓“不媚俗”，从张曙光的家居摆设和生活环境中便可“窥见一斑”：他不追求奢华的享受，不追求物质利益，甘于平平淡淡的生活品位；绝不利用信息之便和知识所长，在相关市场或行业运作财富，甚至连他任学术委员会主席的天则所的事务，很多也是免费的义工。
至于不放纵自己，张霜女士举了最近的一个例子。
上个月，有一家大报了解到张先生刚刚获得第二届“十大中华经济英才”特别奖，便以某部委的名义发文要为获奖者做个人宣传，并把宣传费用清单传真到他的办公室。结果被张先生断然回绝。
“我现在对一些奖项确实没有什么感觉。可这个事情让我看到，目前确实有很多人都是花钱买来的名头，这个很不好。”张曙光先生说，“所以，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很少接触媒体。”
张先生的“不放纵自己”，还体现在他执著的认真劲儿上。
他写过很多学术书评，曾经出版了《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被学界誉为“批评家”，很多人都请他写序作评。但凡承诺，他都要仔细研读，认真思考，反复琢磨，而后才能动笔。而且实事求是，心口如一，该批评的批评，该肯定的肯定，决不违心捧场，更反对曲意炒作。
最近为了写一篇书评，他除了通读全书以外，无数次地前后翻阅，以至把封面上的书名和作者名字都考究“烂”了。他自信对书中内容的熟悉程度不在几个作者之下。有时候，为了一个细节，他还要发动女儿、女婿到处跑着为他去找资料，以供佐证。真是非查出个水落石出来不肯罢手。为此，他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认为有三大遗憾，其中之一就是：为人太过认真，不善幽默。
老骥伏枥
在现代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处于正统和主流的地位，由于忽视了事实和过程的研究，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讽刺为“黑板经济学”，对于中国复杂的经济现实，很难提供有效的解释。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因为既无假设前提，又无经验检验，充满了空泛的议论和概念之争，也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因而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张曙光接受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教育，80年代中后期又主动学习现代经济学，自觉更新知识结构。因而，在文革前出道的学者中，张曙光是一个例外。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学术思想上，总是不断前进，保持着学术生命的青春。
这里有两部叫得响的著作可以为证。一部是他上世纪末出版的专著《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一部是他主持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已出版了4集，第5集《浙江卷》已经定稿，第6集《广东卷》正式立项启动。
《反思》一书比较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的进退得失，并探寻了失误的原因和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终结，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案例研究》是一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它以中国的改革实践为对象，通过一个个真实案例的描述和分析，再现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并从理论上给以解释，推进了制度分析理论的发展。在国内经济学界，案例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张曙光所首倡，为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目前，这一新的研究方法犹如一股旋风，席卷了整个经济研究领域。
1999年10月6日，张先生60华诞，时值他的著作《制度•主体•行为》和《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出版发行，来自首都和外地的百十名中青年学者和经济学家为他祝寿。有人感言，“看张老师的文章，很难想像他已经60岁了。以这样的高龄还‘混迹’于中青年行列，在中国虽不是绝无仅有，那也是凤毛麟角了。”五、六年过去了，张曙光依然老骥伏枥，宝刀不老。
是的。张先生可谓著作等身。他曾四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和著作奖，一次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两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硕果累累的他，从“六五”一直到“八五”，完整地参与了国家改革思路和发展战略的策划工作，并为深圳和海南的开放和开发出谋献策。他还亲自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的几项重点课题，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享有盛名。从1997年开始，他主持的“宏观中国”论坛和撰写的宏观分析报告，每个季度一次（篇），受到国内外媒体、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目前已经出版了五集《中国宏观分析报告》。
但是，张先生并不居功自“伟”。
据了解，他对后辈学子多有帮助和提携，不管是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自己的学生还是他人的弟子，他都不吝赐教，甚至专门著文，评介他看到的比较好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有学生写了论文后专门请他评论并要求老师也署上名字，被他一概拒绝。他说：“我的学生将来是要超过我的。未来是年轻人的天下，我只是一个过渡式人物。那样做，今后别人会怎么看我？”
当然，在研究工作中，张先生也与人合作，但他不沽名钓誉，而总是摒弃旧俗、实事求是。
1990年，他和樊纲等合著《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一书。后来，此书享誉海内外。
当时，张曙光已经是研究员，而樊纲博士毕业不久，职称还是助理研究员，由于打破了由来已久的惯例，让资历尚浅、辈分较晚的樊纲当主笔，领导反对，其他人也有非议。但是张曙光据理力争：“我们不搞论资排辈，谁的贡献大，谁当主编。樊纲的贡献大，由他当主编。”
抱朴含真
从文件盒围凉席的书房布置中，记者似乎看到了张先生一点返璞归真的“童趣”。
先生一边递过来两本书一边说，“这几天太热，在凉席上看书倒也自在。”几句话，那样的轻描淡写。
“以前，说陈景润生活怎么样不能自理，大家还都不太相信。”张霜女士说，“你张老师也是，他在生活上可是闹了不少的笑话。”
顺着这个话题，记者了解到了这个著名经济学家的不少奇闻轶事。
前几年的一天，他到社科院经济所职工澡堂去洗澡，结果把别人的衣服给穿了回来。
“我刚给他买的一件T恤衫，让他拿着去的。结果，回来后，发现变成背心了。” 张霜女士满脸无奈地说，“他说他是最后一个回来的，结果他的衣服还在澡堂里放着哩。实际上，倒是有一位司机师傅是光着膀子回家的。我只好把人家的衣服洗干净托人给送回去。”
“还有一次，到南开大学去讲学并参加博士论文答辩，要穿西服。我们俩都刚作了一套西服。结果他把我的给穿去了。” 张霜女士继续说，“还有，在宏观室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人向桌子底下扫视时，突然发现有一双脚上的鞋是反向的，应该穿在左脚的跑到了右脚上，应该穿在右脚的跑到了左脚上，人家再往上一看，结果穿鞋的人就是他。”
据了解，张霜女士这两天摔伤了背，行动不便。女儿便“命令”父亲，不准整天泡在书房里工作，要经常在楼下照顾母亲。
结果就在记者到来之前，张先生刚刚把一个生鸡蛋当成了熟鸡蛋拿给了妻子。妻子一敲，弄了一个满手粘。
其他再如，先生在家时，三番两次地把自己关在门外面，有时候还不得不从邻居家出发，从垃圾道钻回来，等等。很多事让人听来确实啼笑皆非。
听着这些事，看着眼前这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记者不禁想，也许这就是大智若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