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放暑假，回了一趟阔别已三年之久的家乡——湖南省隆回县鸭田镇李子坳村。最明显的变化是小孩大了，大人老了，除此之外，看上去一切依然是老样子。久别重逢，走走亲友，拉拉家常，却也了解到“老样子”背后农民们的一些喜怒哀乐。
农民之喜——费改税
据反映，以前减轻农民负担是年年喊，年年减，可实际上却是年年加。今年推行费改税，可算动真格了。在费改税前，农民的负担主要由三大块组成：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屠宰税。其中农业税为人均收入的5%，乡统筹、村提留大约是30～35元/人，屠宰税是17元/条猪，每户每年大约34元（每户家庭一般每年养2条猪）。费改税后，取消了乡统筹、农村教育费附加、屠宰税三项，村提留改为农业税附加，按农业税的20%计，随农业税一并征收。这样细算起来，农民负担大约减轻了一半。拿屠宰税来说，以前不管猪大小，哪怕只有一百多斤，也要买17元的税票。极端的例子是，一农民一条猪发病死了，卖了60元，因没买税票，又据说态度不好，被罚去了90元。为了防止偷漏屠宰税，当地税务部门经常去农民家登记农民养了多少条猪，有的农民为此还把猪藏匿起来。一说起这事儿，农民们便来了兴致，似乎很是欣慰。农民们担心的是，这样的“好日子”会不会来时慢慢，去却匆匆？
农民之怒——基层干部腐败
虽说现在大力推行政府机构改革，但农村吃皇粮的人却并未见减少，仍是压在老百姓身上的大山。以鸭田镇为例，该镇底下有26个村，每个村又分10～20个组。镇上的干部是70几人，每个村一般设4～5个村干部（村委书记、村长、秘书、计划生育专干），每个组又有一个组长。这样算起来，一个总人口大约25000的鸭田镇，大大小小的“官员”就达600多人！不少农民抱怨：讲能力，说、写、算还不如农民；讲贡献，他们为农民办了什么实事？不过是开开会，除此之外，就只管自己捞钱，自己先富。
这也正是农民们反映最强烈、最不满的，即基层干部腐败。拿李子坳村来说，该村大约有1500人口，分成19个组。据了解，村干部的补助标准是：书记1800元/年，村长1200-1300元/年，秘书、计划生育专干每人1000元/年，组长50元/年。按理来说都不高。可实际上，就是哪怕为了当上一个组长，都要争得你死我活，甚至不惜大打出手，以致紧邻在一起、总计约120口人的两个小院子，不得不分成两个组。绝非那每年50元的补助诱惑力大，而是基层干部“捞好处”的机会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农民就直言，我杀猪卖肉，一年到头的收入也不下3000元，远高于他们的上述补贴，但我还要耕田，儿子读书仍得勒紧裤带，可他们一年四季不用下田养活全家，房子也建得漂漂亮亮，就凭那每年1000多元的补助，可能吗？
至于捞好处的渠道，农民们说得很清楚：“越是国策越好捞钱”，如计划生育，住宅用地等。以住宅用地来说，明明是荒山的可以把它说成是耕田，是耕田的也可说成是荒山；超出审批用地标准的，超出多少，也可大可小，弹性相当大。所谓“山高皇帝远”，全凭基层干部说了算，什么“根据县里或镇里多少多少号文件，应该如何如何”，至于有无此政策，农民全不知情。即使有不满的，也往往投诉、告状无门。在此种情况下，罚款多少，就看你红包的大小，或曰与红包的大小成反比。一位老人气愤地说：以前国民党时期，送一条烟再加一腿猪肉就了不起了，可现在呢，组长是几百，村里要上千，镇里得上万。一个流传甚广的例子是，在一场纠纷中，有事主不知行情，给村干部只送了一条几十块钱的烟，结果迎来一顿痛骂，后来再送上一个300元的红包方了事。计划生育也如此类似，如果你要超生，那还真得做好倾家荡产的思想准备，除非你连房子都不想要了，或者你本来就一无所有。此外，什么扶贫资金、低息贷款等，农民们经常只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如果要沾上一点儿，那无异于异想天开。一位农民还反映说，对于他们村组干部而言，就怕你不打架闹事，就怕你不违反国策，哪里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乐不可支——“又有好处捞了”。还有，农村的电费，也是捞钱的好出处。家乡的电费是0.9元/度，虽说也降至了1元以下，但当地又出来了一个土政策：每月每户加一度的空电费。如此算起来，平均每度电价高达1.1～1.2元，而听说电站卖给当地的电价只有0.45元/度。据反映，有不少偷电的，但通常的普通老百姓都是不敢的，有的都是地方的“土霸王”，而管电的又拿这些人没办法，于是只好往老百姓身上摊。
除了借“国策”捞钱外，村里办什么公共事业，也往往是捞钱的好机会。举例来说，李子坳村小学校舍要改建，据群众反映，刚开始投标时旧校作价7.5万元，可后来又内部协商作价6万元，而这差额据说是被私分了。事情还不只如此。本来有人提议，不要村里一分钱，由他去上级政府部门跑拨款，但未被村干部理睬。后来强制要求李子坳村每人集资50元，邻近大水洞、横金、周家圹、大落元四村（大约3000人口），因其小孩也在这所小学念书，每人集资25元。又据知情人士透露，上面拨了20万元建校款下来。这样算起来，建校资金总计有33万元左右，而按当地的造价标准，建学校的花费约为28.6万元。至于这差额（3～5万）哪里去了，群众一点都不知情。也正因为暗箱操作，很多群众有意见，有的干脆拒绝缴纳集资款。可村干部自有村干部的办法，你不缴，什么流动人口证、准生证、结婚证，我就不给你办理，或者不给你开证明，甚至干脆不让你的孩子入学。迫于无奈，百姓最后仍得乖乖掏钱。
农民之哀——永远的幼林山
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推行，粮食问题便不再成为问题，这是制度的效力。但在不少农村地区，一些栽有树木的幼林山仍是集体所有，本人家乡所在地李子坳村12组和16组便是如此。于是山上的树木没人管，所谓的“幼林”实际上已严重老化，年年长不大。不少农民说，如果把这些幼林山分到个人，他们可把这些已严重老化、永远长不大的树木砍掉，再重新开发，种上新的树苗，稍加护理，几年便可成材。农民们还抱怨：砍树种树都不自由。比如说，如果树木是集体山上的，砍伐证是3-5元/棵，结果市场价格为320元/立方米的树木，光审批费用就花掉了一半，还要外加好烟好酒好菜好饭相陪，否则还批不下来。就是自己自留地或屋前宅后的树木，砍伐证也要1.7元/棵，否则，罚你个够。
农民之乐——饭能吃饱了
此次回家乡，与往常一样，农民们最头痛的问题是什么都要花钱：农药、化肥、种子、小孩读书、生病、娶亲建房、亲戚往来……而钱的来路基本上没有。人均几分田地，种下来的粮食和蔬菜刚够自己糊口，即使有多余的，在当地也很少有市场，大家都是自给自足。因此，除非去外面打工或者在当地做点小本生意挣些钱回来，再加上每年卖一两条猪，方能勉强维持生活。倘若家中有小孩念高中或大学，亦或家里有人长期患病，亦或要娶亲建房，那十有八九得借债度日。倘若这几者接踵而来，那无异于天绝人路。“北京打喷嚏，家乡患大病”，现在“教育产业化”已推行到高中一级，满姨的孩子今年正好念完高三，这孩子懂事，花了家里多少钱，都一五一十地记录了来，结果读完高中三年，学费、生活费、交通费等全部包括在内，合计花了19873元，看到那小至1元、2元的支出记录，笔者忍不住一阵心酸。但即使在这种境况下，农民们依然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或者说最快乐的事情便是：“无论如何，现在饭是能吃饱了。笔者不由得想起了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提出的“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这一公式说明在效用既定的条件下，欲望越小，便越感快乐，或许这就是“知足常乐”所包含的道理吧。
也幸好农民们还“知足”（或许在无可奈何的条件下，也不失为理性的选择）。本人生长在农村十几年，但大学毕业后生活在城市日久，再回农村已觉浑身不自在，与城市相比，信息不灵，交通不便，衣食住行都不可同日而语。打电话向同事诉苦道：“这里不是人过的生活，我很快就会返校。”如此，尽管三年才回家一趟，但包括走访亲友在内，前后在家乡呆了不过五天，便直奔学校而去。就是现在，家乡一位老大妈的话犹在耳边回响：“呆在城里，变条狗都比在农村强！”
（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2002年8月30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