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承训先生在“经济学家”网站发表的四篇文章来看，杨先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和公有制的坚决捍卫者。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成在中国宣传日久，持这种态度和观点的人众多，也完全可以理解。但笔者忧虑的是，杨先生作为高校教师，毫无疑问会将自己这类观点和主张灌输给学生。因此，责任感使得笔者有必要提起笔来与杨先生一辩。

    一、关于公有制和国有企业
    杨先生用众多似是而非的数据和例子来证明公有制的优越性，这既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符。一个基本的常识是，美国无论土地、矿藏，私有化的比率都相当高，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曾经达到80%以上，但却民不潦生。个中原因，恰如张五常先生所说的：用公家的钱，永远没有用自己的钱这么来得小心。我国的国有企业，我把它称之为“吸血鬼”——所谓“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民，吃完股民吃老百姓”，就是明显的例证。我还把它称之为“滴血漏斗”——中国改革开放仅仅二十多年，但目前的收入差距比美国的还要大。何也？重要原因就是那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不少是吸公有制、也就是全国老百姓的血而富起来的。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点，恐怕杨先生也不会反对。那么，实践的结果又是怎样的？我们看看这些实际例子和数据：

    越南：50年代，越南与马来西亚、泰国的经济大致持平，80年代，它们开始起飞，而越南却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90年，越南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00 美元左右，相当于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水平，是新加坡的1/50。(南风窗.2000（9），67)

    古巴：号称是世界上最反美的国家，在头号超级强国的后院建筑起共产主义阵地垂四十年，卡斯特罗更以对抗哥利亚巨人的红色大卫自豪；可另一方面，古巴又是世界上海外移民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移民绝大多数都在美国，约200万人， 且几乎全部已入美国籍，而古巴本土人口也不过1000万人，而已有1/6 的古巴人安居在古巴最仇恨的美国。（胡一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南风窗.1999（9），20）另一方面，笔者还看到有报道，说古巴人民为买到几斤白沙糖，跟我国以前一样，现在还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用“价高者得”来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显得不那么人道，但起码这些排队的时间可以用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单以此论，倘若“生产力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话，结果如何，不用多说，亦不妨拭目以待。

    苏联：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中，错整了苏联各民族大批的优秀儿女，这期间共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总之数字十分惊人。这不仅给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苏共在当时还使用了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黄苇町. 苏共亡党十年祭.南方周末，2001-8-16（1-2）苏联仅因集体化而造成的1932～1933年大饥荒就导致约800万人饿死，而这两年苏联为“积累”竟然还廉价出口了281万吨粮食。1926～1939年仅乌克兰一地就在和平时期净减少了10%的人口。苏联人（当然不仅是苏联人）为旧体制下的原始积累付出了远比“羊吃人”大得多的代价。（秦晖.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310）

    东德与西德：这两个国家原本是一个整体，二战后一分为二，文化水平、经济基础相差无几。但几十年后，却是天壤之别。在墙的一边，街道灯火辉煌，饭店流光溢彩，商品琳琅满目。而在墙的另一边，街道毫无生机、城市灰暗苍白、商品寥寥无几。结果如何，已见分晓。

    朝鲜与南韩：二者之间的差距比东德与西德还要大得多，南韩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人均收入已达1万多美元，而朝鲜不久前还在实行粮食配给制，每人每月配给28斤大米，甚至还有饿死人的现象……不说也罢，只是苦了朝鲜的“同志加兄弟”。

    东欧与西欧：二战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发达，在欧洲仅次于英、德，但到1990年时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300美元，仅相当于奥地利的1/5，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可比较的西方国家（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4）。

    罗马尼亚1992年的人均GNP仅为771美元,尽管该国的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但该国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伸以援手！（黄苇町. 苏共亡党十年祭.南方周末，2001-8-16（1-2）

    笔者赞成张五常先生如下观点：“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时了，而是从来没有对过，一开始就是错的。
 
    尽管有人声称“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但白纸黑字作证，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从中知晓：当被“天灾人祸”折磨得早已伤痕累累的中华民族，为着“最有希望的日子”而正要“过大关”之际，究竟是谁——在捍卫既得利益阻挠改革；又是谁——在谬种流传误导改革；还有谁——在是非不分延误改革；幸有谁——在忧国忧民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