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奖部分获奖学者介绍
除诺贝尔经济学奖外，经济学界的另一项重要殊荣就是美国经济学会评选的克拉克奖章，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俗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美国经济协会于1947 年在美国经济协会创始人、协会第三任会长、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诞辰100 周年之际所设立的。目的在于纪念提出边际生产力概念与生产耗竭理论、并研究出根植于边际效用的需求理论的经济学家克拉克（1847—1938）,。这个奖项1947年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入选的基本资格为在美国大学任教、40岁以下的学者。自1949 年首度颁发以来，截止2001 年，除1953 年未颁奖外，共颁发27届，先后有27位美国经济学家荣获此项殊荣。他们依次是：保罗·萨缪尔森（1947 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E.Boulding, 1949） 、米尔顿· 弗里德曼（1951）、詹姆斯·托宾（1955）、肯尼思·阿罗（l957）、劳伦斯·克莱因（1959）、罗伯特·索洛（1961），亨德里克· 霍撒克（Hendrik S. Houthakker, l963）、兹维·格里利克斯（Zvi Griliches, 1965）、加里·贝克尔（1967）、马克·内洛夫（Marc L. Nerlove, 1969）、戴尔·乔根森（DaleW. Jorgenson, 1971）、弗兰克林·费希尔（Franklin M. Fisher, 1973）、丹尼尔·麦克法登（1975）、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 1977）、约瑟夫· 施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l979）、迈克尔·斯彭斯（A. Mchael Spence, 1981）、詹姆斯·赫克曼（1983）、杰里·豪斯曼（Jerry A. Hausman, l985）、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 J. Grossman, 1987）、戴维·克雷普斯（David Kreps, 1989）、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 1991）、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 l993）、戴维·卡德（David Card，1995）、凯文·墨菲（Kevin M. Murphy, 1997）、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 1999）。
1991 保罗·克鲁格曼
1979 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
1971 戴尔·乔根森
1967 加里·贝克尔
1961 罗伯特·索洛
1959 劳伦斯·克莱因
1957 肯尼思·阿罗
1955 詹姆·托宾
爱德华·丹尼森
1991年获美国经济学会为杰出中青年学者而设立的“克拉克奖”。
1953年，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期间，由于个人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
克鲁格曼在耶鲁大学也不得志，由于性格太强，他得罪了不少人，连研究奖学金也丢掉了。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的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他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
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没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谈。渐渐地，大厅安静了下来，人们停止交谈，专心地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一夜成名了！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
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未，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华盛顿的一年使克鲁格曼身心俱疲。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混得很不错：年纪轻轻就成为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奖。
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第四版最近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面对荣誉，克鲁格曼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在美国，没有哪一个群体对经济理论的排斥程度超过政治家。对政治家们来说，经济理论纯属空想。因此，当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担任要职时，他们的上司总是持怀疑、排斥、甚至直接拒绝的态度。
约翰逊政府的首席经济学家——阿瑟·M·奥肯，曾经坚持认为，如果政府削减税收，又同时在越战和社会福利上花费过多的话，通货膨胀将加速。约翰逊没有理睬他。同样地，里根也没有接受马丁·费尔德斯坦关于大幅度削减税收和增加预算赤字的理论。高赤字政策的神话在此后的15年间就破灭了。
现在轮到斯蒂格利茨了。虽然他也许是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在白宫总统经济顾问团的四年中（其中后两年担任该团主席），他并没有受到重用。不过55岁的他没有退回斯坦福去当教授，而是在去年接受了一个更引人注目的职位——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在那里，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他静静地使用理论来重塑政策，而远离了自己从不擅长的政治角逐。
斯蒂格利茨为人和善，天性乐观，乐于在演讲台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经济学领域中是一名无可争议的巨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他将来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奖。他的名声来自于一种有趣的理论，这种理论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听起来就和非经济学家的常识一样。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斯蒂格利茨利用经济学界最为推崇的工具——模拟经济行为的数学和计算机模型——来修正传统的理论。这为他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家。
“我采用的逻辑和使人们相信市场有效的那种逻辑一样，”他说，“我只改变了信息完全的假设，找出一种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当你运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总是无效的。”
来看看保险，这是70年代使斯蒂格利茨成名的课题。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客户——例如那些房屋毁于火灾的可能性极大的和房屋不太可能起火的客户。对所有人索要同样高的保险费，只会吸引风险最大的顾客，而那些风险小的客户很可能就不买保险了。过多的高风险客户很快就使保险公司债台高筑。
所以保险公司要“干预”。他们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此外，全额保险的保费非常的高；低风险的客户通过提高可扣除费用，只需支付少得多的保费。
出于同样的逻辑，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的干预是有正当理由的。他的入门教材《经济学》（诺顿公司，1997年），虽然在本国销量一般，但在中国和日本非常畅销。这本书开头就引述1980年联邦政府为克莱斯勒公司作担保的故事作为政府成功干预经济的例子。自由市场的倡导者认为克莱斯勒的破产会把工厂、工人的原材料解放出来投入更有效率的使用，虽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很痛苦，但是他提到克莱斯勒在得到政府从未为其支付的担保后东山再起。他说，不仅工人的工作得到了保护，政府还节省了数亿美元。因为如果克莱勒倒闭，政府必须支付这笔钱。
克莱斯勒的事例是规则，而不是例外。“在我的模型中，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使人人都受益。”斯蒂格利茨说。
要问斯蒂格利茨他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他就会提到他的父母和他生长的印第安纳州的小城Gary。在那里，他的同学们，钢铁工人的子女，使他熟悉了解雇和破产这些概念。虽然，在那个时候他还不会使用不完全市场来描述这些现象。
“不像那些在市郊长大的人，你并没有和你周围的人隔离开。”他说。
他的父亲今年95岁，刚从保险代理人的岗位上退休；他的母亲今年84岁，在50岁的时候成为小学教师，在67岁的时候，仅仅因为学校的规定而退休了。由于不愿停止工作，她开始教纠正阅读，后来又教成年人，直到8个月前才退休。
斯蒂格利茨在Amherst大学的时候，以优异的优绩（尤其是数学）获得了奖学金。1963年，上大学一年级时，他成为学生会主席，并参加了在华盛顿的游行。那次游行的高潮是马丁·路得·金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萨缪尔森，著名的教科书作者，在经济学研究中注入数学方法的先驱之一，也是他的导师之一。
得益于聪明的头脑和丰富的创造力，斯蒂格利茨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已是硕果累累。23岁时，他成为耶鲁大学的助理教授。在那里，他的聘用合同包括这样的附加条款：在课堂上下，都必须穿鞋；证明自己租了一间房。（人们怀疑他做研究工作做到深夜而常常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到剑桥大学任教了一段时间后，他又轻易地获得了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的
虽然没有做生意，他在经济上还是很宽裕。作为一个
“我们家缺时间，不缺钱。”她说。
在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中，旅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他家饭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吃饭的时候，他有时会检查这张图，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去过。再过几天，他将来中国讲学，这里我们衷心祝愿他讲学成功，中国之行愉快。
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1942- ）的经济学著作涉及面很广，但却始终如一地集中于竞争过程中不完全信息和昂贵的信息的作用。在若干篇开拓性的论文中，他证明了，经济单位具有关于可供选择的市场机会的完全信息这样一种常见的假设并不象它看起来的那样无害，这些论文总结在他与S.J.格曼斯曼全写的《信息与竞争价格制度》（《美国经济评论》），1976年5月中。一旦放弃一这个假设--如果我们现实些的话就必须这样--，就不可能再证明完全竞争会使经济福利最大化。确实，甚至不可能证明完全竞争疳必然导致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对于完全竞争适用的对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甚至更加适用。这些论文技巧高深，并且推广了从保险市场分析获得的结论。他们的观点虽然还没有渗入到基础的教科书里面，但是施蒂格利茨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包括注意交易成本、产权、不完全契约及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分析的更广泛思潮的一部分，而这已经开始影响大学教学。现在，一年级学生在基础经济学课程中所学的许多简单真理在中级的和高级的课程中却没有讲授。
施蒂格茨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甚丰，但他却仅写过两本书：一本是与A.B.阿特金森合写的《公共经济学讲义》《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80年》，这是一部财下政学方面的高级教科书；另一本是与D.M.G.纽伯里合写的《商品价格稳定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此外，他也同宇泽弘文（H.Uzawa）合编了一部书《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选续》（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9年）。
施蒂洛利茨于1942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1964年从阿墨斯特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66年在他24岁的那年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哲学搏士学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从未达到的最低纪录。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后来又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很少在一个大学呆过几年；他任教过的大学和年限如下：耶鲁大学（1970-1973年）、圣·凯瑟琳学院（1970-1973年）、牛津大学（1973-1974年）、斯坦福大学（1974-1976年）、牛津大学的万灵学院（1978-1979年）、最后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系（1979年-）。
施蒂格利茨于1979年荣获美国经济协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他一直是许多专业杂志的编辑和副编辑，其中包括《经济研究评论》和《美国经济评论》。
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 1930--）是现代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述通过把广泛可见的、但在外表上没有联系的现象与某种单纯的一般原则的作用相联系，而具有开阔经济分析的新视界的独特性质。在他的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二版，1971年）中，他首次运用了这种方法。在这本著作中，他借助于将对歧视的"偏好"）引入雇主和雇员的效用函数这种简单方法，试图使竞争的劳动市场模型与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之间可观察到的工资判别事实相符；这本书最初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是最终它引发了说明劳动市场中种族的和性别的收入判别持续存在的一系列完整解释。当他把其他人（参阅Mincer,j.）的一些早期提示发展成一种经由学校教育和劳动训练的人力资本形成一般理论时，他第二次运用了这种方法。他的著作《人力资本》(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二版,1975年)是被恰当地的描述为"经济思想中人力投资革命"的起点,这种思潮席卷了60年代的经济学。他在《犯罪与惩罚：经济分析法》（《政治经济学杂志》，1968年3、4月）中第三次运用了这种方法，这篇文章提出了一种惊人的观点：给定犯罪的预期收益、用被捕和受惩罚的可能性来表示的犯罪的预期成本以及他们特殊的风险偏好，犯罪是某些人因完全合理的原因而从事的另一种职业！贝克尔在《时间配置理论》（《经济杂志》，1965年9月）中第四次运用了这种方法，这篇论文考察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劳动分工，这是一种迄今为止几乎完全被经济学所忽视的社会制度。
贝克尔以后的研究都以这篇文章为基础，首先加进了要孩子的决策，然后是给这些孩子受教育的决策，最后是结婚的初始决策和通过离婚来解除婚姻的最终决策，这最终导致了一种对家庭行为事实上所有方面的完整解释。《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年）是他对这种理论的首次阐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综合的著作《家庭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贝在尔的"新家庭经济学"不同于把家庭当作一个人的消费单位的传统观念，而是把家庭视为多个我的生产单位，它借助于由家庭成员的时间、技能和知识构成的投入来生产"联合效用"；在此之后，生产理论就能被有效地应用于家户行为。
除去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十二年（1957--1969年）以后，贝克尔自他在1954年开始任教以来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了他的全部学术生活生涯；并且他的著作被普遍地认为是芝加哥学派观点的典型代表。现在，"芝加哥学派"通常意味着把市场做为大多数经济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以及相信尽管有政府活动的巨大增长市场机制事实上仍然是西文世界中占优势的经济组织方式。它也意味着这样一种信念：即经济学家的标准假设"经济人"--一种总是试图使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单位--能够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而不仅仅是经济行为。正是后一种、而非前一种信念代表了贝尔对经济学贡献的特性，有时它也被指责为"帝国大厦"和"知识帝国主义"。评论这种指责是否公正尚为时过早，因为在这里同在经济学的别的地方一样，布丁的证明是在于吃，而经济学们成功地所做的事情最终决定着什么是或不是经济学。这足以表明贝克尔开辟了原先只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所关注的研究领域；在这方面，贝克尔在拓宽经济学的范围方面所做的工作几乎比所有的其他经济学家都多。
贝克尔1930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波茨汤，195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文学士学位学习，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0年，他在30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并从1970年起在芝加哥大学
经济学家们并不是不习惯于相对不知名的年轻人才华横溢的博士论文--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和贝克尔的《歧视经济学》就是证明--但是，肯尼思·阿罗（Kenneth J.Arrow 1921--）的博士论文《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威利图书公司，1951年；第二版，耶鲁大学出版社，1963年）却是独一无二的。运用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尚不熟悉的符号逻辑的记号体系，阿罗打算对政治学中一个从未被经济学家和很少被政治学家提出的问题求解：假定全体个人能够依照偏好的次序对世界的所有状态进行评级，那么，能找出一种总能从这些状态中选出"最受偏爱的"状态的投票规则吗？
最流行的投票规则--多数选择，多半不能表达一种唯一的社会偏好。例如，考虑一个简单的例证：三个人A、B和C被要求对三种可供选择的不同社会状态x、y和z进行投票。现在假定A偏好x胜过y、且偏好y胜过z；B也偏好y胜过z，但偏好z胜过x；而C象B一样偏好z胜过x， 但像A一样偏好x胜过y。很容易看出x以A和C的两票胜过y，y以A和B的两票胜过z；但是，不幸的是，x并没有因此胜过z，因为z依次以B和C的两票胜过x。换句话说，在这个三个投票者和三种不同的选择事物的简单例子中，多数选择的民主方法导致了僵局。
阿罗现在所要阐明的是：这处僵局不仅会在以多数规则的原则为基础的制度下发生，而且会在除独裁制度以外每一种可设想出的制度下发生。因此，在逻辑上是不可能把个人的选择累加或以别的方式结合成一种明确的社会选择的，除非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政党和国会操纵"制度"；例如，把所有的选择限定于两个和仅有的两个备选对象。
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看来好象对政治哲学和福利经济学都具有如此惊人的结果，以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用来驳斥它的论文已经写出了数面篇！但是，阿罗的定理经受住了所有的技术上的批评，并且从未在它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受到决定性的挑战。然而，它对福利经济学的意义往往被误解为隐含着"社会福利函数"（参阅Bergson,A.）的不可能性。伯格森的"社会福利函数"宣称：竞争均衡能够得到任何帕累托最优解（参阅Lerner,A.p.），只要经济中的原始收入禀赋是以一次总付的收入转移方式被改变的；因此，社会福利函数表达的就是社会对这些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方向的一致意见。显然，由于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函数，因此也就没有意义。可是，如果我们问道：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社会对一次总付的收转移的一致意见呢？于是，阿罗的"制度函数"确实变得直接相关了。总之，"不可能性定理"是一个关于政治学的定理，而不是关于经济学的定理。
阿罗完成了《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之后，就与杰拉德·德布鲁通力合作，重新进行标准的一般均衡"存在性证明"，这些研究主要载于一篇经典论文《竞争经济均衡的存在性》（《经济计量学杂志》，1954年7月）中。十九世纪一般均衡理论的发明人莱昂·瓦尔拉斯相信：人们可以简单地通过计算机方程和未知数的个数以确信他拥有同要被决定的未知价格一样多的已知需求-供给方程的方式来证明经济在所有市场同时均衡的存在性。长期以来，人们已经知道，充分的证明必定不止于计算方程和未知数的个数；但是，一般均衡解的存在性的严格证明仍然令阿罗和德布鲁之前的每个人生畏。通过使用新的数学技巧，阿罗和德布鲁发现：完全竞争条件下多市场均衡的存在要求有所有贷物和劳务的期贷市场，即要有我们能在其中今天付款明天提贷或者今天提贷而保证明天付款的市场。这个发现给一般均衡理论的实用意义投下了阴影，而且阿罗的多数著作是试图证明一般均衡理论仍然是"健全的"，即是说，它甚至适应于没有期贷市场的经济。这就是阿罗与弗兰克·哈恩合著的后一本《一般竞争分析》（霍尔登-戴图书公司，1971年；奥利弗和博伊德图书公司，1971年）的重点。
从与德布鲁在五十年代合写的最早的文章起，到与哈恩在七十年代合著的书为止，阿罗在这期的著作集中于风险规避对经济活动的含义，因为它与医疗及其他种类的保险有关。《风险承担理论文集》（北荷兰出版社，1971年）总结了他这个领域的著作。最优存贷和最优社会投资政策一直是阿罗的其他兴趣所在，这反映在他与S.卡林及H.斯卡夫合著的《存贷与生产的数学理论研究》（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8年）和他与M.库兹合著的《公共投资、收益率与最优财政政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58年）中。一篇被大量研究的文章：《由学而做的经济含义》（《经济研究评论》，1962年6月）标志着阿罗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最后，他是一篇著名的论文《资本-劳动替代与经济效率》（载于《经济学与统计评论》，1961年8月）的四位作者之一，这篇论文把经济学引向以CES（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为业，这是在三十多年的时间内超过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第一步（参阅Douglas,P.H.）。
阿罗1921年出生于纽约市，1940年以十九岁的低龄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在哈罗德·霍特林（参阅Hotelling,H.）的指导下，继续做统计学方面的毕业后研究；但是，在美国空军的战时服役使他的研究几乎不断了五年。战后，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在他找到社会选择做为他的论文的主题之前仍有耽搁。阿罗在1947年加入设在芝加哥的考尔斯委员会（参阅Marschak,J.）然后于1949年去了斯坦福大学，并于1953年在斯坦福
爱德华·丹尼森（Ddward F. Denison 1915-）是增长核算或增长原因分析之"父"，这是一种把观察到的国民收增长分解成其构成元素、以便说明经济增长的原因的技术。它以利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参阅Douglas, P. H.）来估计劳动和资本对国民产出的实物质献为起点。并且增长核算的大部分"技巧"在于把该项剩余再次分解为其各种不同组成元素的方式，即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质量的改进、产业内资源转移、规模经济、知识应用上的时延等等。
增长核算受到了大量的批评，这主要是因为它未能使该项技术建立在任何被充分承认和普遍接受的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但是它却在六十年代赢得到十年空前的成功，被丹尼森本人和无数的追随者们应用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富国与穷国、资本主义国家与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增长研究。丹尼森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1929年至1959年间美国年增长率的23%要单独归因于这期间美国教育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六十年代里对教育的公共支出的激增，正如其所暗示的那样，教育是一个国家增长率加快的主要因素。然而，除去其对增长核算的研究外，丹尼森也积极参加过美国官方对国民收核算的研究，特别是促成了资本存量变动测试的改善。
丹尼森于1915年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1936年，他在奥柏林学院成了其文学士学位的学业，并在1938年和1941年继续在市朗大学获取文科硕士
丹尼森的第二本书，《增长率为什么不同：战后九个西方国家的经验》（布鲁金斯研究所，1967年），将增长核算的视野从解释一个国家的增长转变为解释不同国家的增长水平和增长的研究结论相比较为含糊，例如，体现在劳动力中的教育作用没有说明多少不同国家在观察到的增长率上的差别，以及欧洲自1950年以来的高增长率与美国经济的低增长率之间的比较差别。丹尼森的下三本书又回到了他初始的一个国家增长的主题，这三本书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1929--1960年》（布鲁金斯研究所，1974年）、《日本经济是如何高速增长的》（布鲁金斯研究所，1976年）（与W. KL. Chung合著） 《低速经济增长的原因：七十年代中的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1979年）。丹尼森于1978年离开布鲁金斯研究所，重新回到商务部任国民经济核算助理主任，这个职位他一直留任至今。
丹尼森是美国经济协会1978年度的副会长和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美国统计协会及国际收与财富研究协会的研究员。他的生涯证明：一个人能够在经济学中取得成功，而不必曾经在大学任职。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在经济行当中没有多少丹尼森式的人物。
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 1933-）的主要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以资本服务的租金价格为基础的新古典投资理论，以及从增加投资中物化的新技术方面解释了生产率的变动。在旧式的生产理论中，新技术被设想为是"非物化的"，即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立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之外的。在下面一系列著名论文中，《资本理论与投资行为》（《美国经济评论》，1963年5月）、《物化假说》（《政治经济学杂志》，1966年2月）、《生产率变动的解释》（《经济研究评论》1967年，34卷）（与Z.格里利切斯合著），乔根森成功地证明了技术变动变动能够有意思地作为改善资本量的投资过程来分析，因此，"资本"象葡萄酒一样，要紧的不仅是量，而且是"酿造期"。在另一篇被大量引用的论文《投资行为的经济计量学研究：一种评论》（《经济文献杂志》，1971年12月）中，他总结了现在已知的有关私人投资的决定的知识。除了论发达经济中投资行为的著作外，他也给不发达国家中的"二元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解释，摒弃了刘易斯的有影响的"具有无限劳动供给的经济增长"理论（参阅Lewis, W. A.）。乔根森的载于I.阿德尔曼和E.索贝克编辑的《经济发展的理论与设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6年）中的论文《另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检验》，由于其本身的成功而很快成为论经济发展的文献中的一篇经典之作。
乔根森于1933年出生于蒙大拿州的博斯曼。他于1955年从里德学院获文学科硕士
乔根森在1971年因其论投资的经济计量模型建立的著作而获美国经济协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六十年代的计算机革命，迎来了经济计量模型、特别是巨型经济计量模型建立的黄金时代；这种巨型经济计量模型，用数百个方程来描述不同经济活动部门的运行和消费者支出流量、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转移支付、贷币供给、出口、进口、资本流量等，所有这些被同时估计，并被用来预测经济的实绩。这种大型多方程经济计量模型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但是，毫无疑问，大规模模型建立的经验的确大大改进了经济计量研究的标准。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 Kiein 1920-）一直处在这种发展的前沿，特别是与所谓的"布鲁金斯经济计量模型项目"联系在一起，这是为任何经济所曾建立的量大原经济计量模型。由于这一点及对应用经济计量学的其他贡献，他于198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这类荣誉就一直钟爱于他：他于1959年被授予美国经济协会的约翰翰·贝茨·克拉克奖、于1960年任经济计量学会的会长、1975年任环境经济学协会的会长、1977斩任美国经济协会的会长。
克莱因1920年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哈马市。他于1942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学士学位、于1944年从马萨诸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此后不久。1947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凯恩斯革命》（麦克米伦图书公司，1947年；第二版，1966年），这是对凯恩斯借以从其《贷币论》（1930年）中枯燥无味的公式转向其《一般理论》（1936年）中更有前途的前进路线的前进路线的过程所做的早期研究之一；这也是一个近来借助于锉凯恩斯的《著作选集》中发现的新证据而一直被再考察的主题（参阅Patinkin, D. ）。几年以后，他紧接着出版了一部有关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重要著作：《美国1921年--1941年的经济波动》（威利图书公司，1950年），这部著作后来又让位于一部与A. S.戈德伯格合著作：《美国1929年--1952年的经济计量模型》（威利图书公司，1955年）与G.弗姆合编的《布鲁金斯模型》（威利图书公司，1955年）回顾了这个研究结果和其他大型美国经济计量模型，并检验了它们在前十年内的比较性能。
克莱因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经濂计量学教学的改进，他的《经济计量学教科书》（罗，彼得森图书公司，1953年）和《经济计量学导论》（罗，彼得森图书公司，1962年）在这个领域中持续地处于领先地位，直到最近才见到竞争性教材的出现。克莱因最近的一部著作：《供给与需求经济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3年），在他的著作中标志着一次突变：它对克莱因终生坚持的凯恩斯主义思想做了新的批判性考察，并试图将里根行政当局的新的供给面经济学考虑在内。
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 1924-）主要因他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对资本理论和增长理论的开拓性研究而著名，但是近年来，他也对宏观经济分析和非再生资源经济学做过可能不太决定性的贡献。他的众多的论文中的两篇：《对增长理论的贡献》，载于《经济学季刊》1956年2月号，和《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载于《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57年8月号，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经典之作；并且，他对增长理论的持续兴趣可以他的中级教科书《增长理论：一种说明》（天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为证。早年，他曾与多夫曼和萨缪尔逊合写过《线性规划和经济分析》（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58年）这本著作在五十年代后期为 把战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介绍给年轻的经济学家而做出了大量努力。
《对增长理论的贡献》是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型（参阅Domar, E..D.;Harrod,R.F.）的第一个"新古典"翻版，因为在索洛的模型中，资本与劳动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结果，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是充分就业的路径。类似地，《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标志着所谓"增长的资源因素说"的诞生（参阅Denison, E.F.），这很快导致了一 系列对总生产函数的几乎无止境的估计（参阅Douglas,P.H.），这些估计试图区分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增加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索洛继续在若干别的文章中创立了"同批产品的增长模型"，在这种模型中，资本不仅用它的规模、而且用它的年龄结构来测度，新资本贷物比旧资本贷物被算作更多的资本。
《资本理论与收益率》（北荷兰出版社，1963年）是索洛的另一项卓越成绩，在这部著作中，资本理论的许多古老难题被证明是错放了重点的例证：资本理论的重要问题并不是象经常所认为的那样产资本的测度（参阅Robi-nson，J），而是资 本的收益率是如何被决定的，这只取决于资本的名义价值，而不取决于资本的实际价值。此外，索洛也是其他人、特别是那些低贬主流经济学成就者的著作的经常的和敏锐的评论者；并且，在激烈的"剑桥之争"中，他是萨缪尔逊反对罗宾逊和卡尔多观点的主要同盟者。
索洛于1924年、1949年和1951年从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士、文科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他于1950年开始在马塞诸塞理工学院任教，除了在牛津大学（1968-1969年）工作一年外，他曾是位于波士顿的联邦储备银行理事会的理事和主席（1975-1980年）。1961年，在他37岁那年，他荣获美国经济协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在1964年，他曾任经济计量学会的会长。他已经获得了几所美国和欧洲大学的名誉学位。
（罗伯特·索洛因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突出贡献而于198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
詹姆·托宾（ Jamas Tobin 1918-）是美国最杰出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这不仅指他已经拒绝参加轰轰烈烈的"贷币主义"运动，而且指他始终如一地坚持这样的观点：原始的凯恩斯主义收入决定理论能够被扩展和完善，并且来处理八十年代的宏观经济总是。他对贷币需求利息弹性的开创性理论研究、他对消费和储蓄的经验研究、他对金融变量对支出决策效应的分析、他为把贷币和经济周期结合到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所做的努力、他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贷币主义理论架构的尖锐批评（参阅Friedman, M.），以及他为维护需求管理而对"新古典宏观经济"的消极结论的反驳（参阅Lucas, Jr ,R.E.;Sa-rgent ,T.J.），为他赢得了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获得过许多别的荣誉：1955年美国经济协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58年任经济计量学会的会长、1971年任美国经济协会的会长，他还从五所美国的和欧洲的大学获得荣誉学位。
托宾1919年出生于伊利诺斯州的尚佩恩，并分别在1939年、1940年和1947年从哈佛大学获学士、硕士
他在华盛顿的经历导致了一本演讲集《国民经济政策》（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除了最近的另一部演讲集《资产积累与经济活动》（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图书公司，1980年）之外，他的所有产出都以文章的形式登在专业杂志上。这些论文收集在他的《经济学论文选：宏观经济学》（马卡姆图书公司，1971年；北荷兰出版社，1974年），《十年来的新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年）、《经济学论文选：消费与经济计量学》（北荷兰出版社，1975年）和《经济学论文选：理论与政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托宾的著作的核心一直是资产持有概念。公众可以持有贷币、债券、或股票形式的资本。在绝大多数的宏观经济模型中，根据债卷和股票在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是完全的替代品、从而能被当成等价物的假设，这三次资产都被减成两个--比如说，在凯恩勘的《一般理论》中被减为贷币与债券。托宾否定了这个假设，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贷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和收入的效应，不能仅仅通过察看利息率来加以判断；因为贷币扩张或收缩的最终判断标准不是利息率，而是财富所有者们为了吸收现存的债券存量并将它们分摊到他们的资产组合中所必须要求的收益率。更一般地说，需求扩张或紧缩的最终测度是企业目前在股票市场上标价的股票和债务与这些企业在当前价格上的资产重置成本之间的关系，托宾把这两个综合量的比率称作"q"。Q发生变化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金融部门中的变化改变了投资者们为持有产权资本所必需的收益，但也同样可能是由于由任何原因引起的投资者的预期变动。托宾的《贷币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法》（载于《贷币、信贷与银行杂志》，1969年2月）综合了他论金融流量的所有早期作品，在这篇文章中，他断言：金融部门中的事件影响总需求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改变q。贷币政策能够导致这样一种变动，但是对贷币、债券或股票的资产偏好中的变化也能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贷币政策仅仅是改变通贷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因素之五，并且它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基本上就是他对"贷币主义"的回答。
在一篇经典的论文《做为趋向风险行为的流动性偏好》（《经济研究评论》，1958年2月）中，托宾提出，投资者们用投资收益的平增值与投资收益的方差进行交替。金融资产的收益国依赖于利息率，而资本得益或损失则依赖于资产价格的变化。因此，这些收益完全可以用由利息率给定的平均收益和由资本得益和投失概率给定的这些收益的方差来说明。所以，由贷币、股票和债券的混合组成的一项资产组合投资的选择，是依据投资者们对水平值/低方差与低平均值/高方差相比的偏好来进行的（当然，贷币收益的平均值和方差都为零）。自1958年以来，托宾大体上在所有的论文中都把资产组合平衡概念应用于贷币和资产的需求，这已逐渐加入被称作金融理论的经济学分支的发展（参阅Modigliami,F.）。
政府债务与债务管理、商业银行经济学、以及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动政策，一直是托宾感兴趣的其他领域。尽管是弗里德曼的贷币问题分析的主要反对者，但是托宾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已将他引向支持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形式的有保证的最低年收入建议。托宾也对应用经济计量学做出过若干技术性贡献，发明了一种在他之后以"托宾分析"著称的方法，该方法可用来估计包含对用概率项表示的因变量进行解释的统计关系式，诸如被雇用的概率、迁移的概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