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硬”的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现在需要软架构、软设施等“软”建设，即法制的改革，例如合同执行情况、知识产权问题。对于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在法律上不仅要约定保护私人财产，同时公众主观中也应树立保护私有财产的意识。关于公司治理的改革，包括会计、税务、非控股股东及其它财务领域的改革。
金融部门改革须进一步加强资源配置，提高投资效率，同时为了能够分摊风险，使大企业和大项目能够依赖外部市场得到融资，而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在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已经在激励投资创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也同样会是如此。随着资本市场越来越强大，政府应更好地鼓励创新，并为此采取激励措施。
另外，政府必须能够让投资者有极强的信心，让他们相信投资是安全的，是能够得到回报的，相信金融体制能够给他们以更强的保障。只有这样，投资者才会愿意进行更大的投资。因此，高回报率实际上减少了在中国所存在的高储蓄率的风险，人们不仅仅愿意把钱放到银行，更会愿意也更加大胆、放心地投资。当然，市场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要能够让市场力量真正发挥作用，首先是能够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能够让投资者得到保护，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创造良好的信用文化、诚信文化。
中国今天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银行在放贷时可能倾向于国有企业，那些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的成本被人为地降低了，这样一来就不能对这些国有企业的借贷或是进入资本市场的行为进行很好的管理。而私人部门想要从银行或者是从直接的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却不是那么容易。整个市场是资本被人为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进行的，因此整个资本市场或者说银行体系的运转效率就不能充分地发挥。
怎样提高资本的成本？首先可以提高储蓄利率，进而提高银行的贷款利率。利率上升，银行在放贷时就必须根据企业的盈利水平来做出更好的放贷决策，而这也必须强迫那些公司在借贷后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也必须根据资本市场的要求去付出合理的红利水平，有利于提高投资质量。其次，要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使资本竞争加剧，使投资决策更加合理，投资质量得到提高，当然同时国内的消费也会增加。
如果汇率定价更加灵活，可能也会造成其它问题,但也可以通过其它方法来控制通货膨胀。就像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一样，可以定出一个合理的通货膨胀率或者是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来控制由于汇率走向灵活、自由而造成的问题。如允许更多的投资流向海外，包括流入封闭式共同基金，但必须采用一种有限的、有控制的方法来开放中国的资本项目。投资人可以在中国的银行或者股票市场以外再获得一些多元化投资的渠道，以减少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还可以为他们的资金获得新的出路。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更强的波动性和更多的不稳定性因素，政府还必须建立起更加稳健的安全网。
总地来说，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基本平台，可能马上要起飞，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理顺价格，特别是资本价格和汇率价格，才能进一步深化改革。
来源：《中国投资》 拉古拉迈·拉詹
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G.Raja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1991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商科研究生院（GSB），1994年被评为金融学教授，获得Joseph L.Gidwitz杰出贡献奖，研究重点主要是从银行到产权的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