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一、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发展红利”的挖掘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大要点，是中央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的深化和创新，把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具体化到工作任务之中。

“五个统筹”以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为内容，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整体推进为目标，以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为途径，包括了当前改革和发展所要解决的一系列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构想。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 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十分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支撑，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生产关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给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是带根本性的依托。

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Development Dividend）中索取的成熟条件。所谓的发展红利是指“区域经济规模扩大与生产力要素重新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发展红利的获得，必须通过提升区域规模、优化生产力要素、重新布局产业链、有效降低发展成本、充分实现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切实保障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实现区域优化、规模扩大、结构重组的跨越式发展。

研究表明，发展红利将在两大方向上呈现出非线性增长的趋势。第一方向是“水平尺度”的放大，即地理区域范围在线性扩大的同时，它所创造的“发展红利”呈现出的非线性增长：

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规律告诉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为了获取世界级的最大的发展红利。

发展红利获得的第二个方向是“垂直方向”的调适，即实施全方位的结构调整，不仅要着眼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应关注更高级的具有台阶式结构提升的区域空间调整、社会结构调整、人才结构调整，从而获取尽可能大的“发展红利”。

发展发展红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类区域优化的综合结果：

区域整合的规模与程度；

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程度；

产业链布局的合理程度；

发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大中小城市功能的协调程度；

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

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正如欧盟已经通过国际经济一体化获取发展红利一样，如今中国获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红利这一条件已经成熟。而组团式城市群正是获取这一发展红利的有效形式或载体。组团式城市群是先进生产力的集聚中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终归宿。城市化的数量和质量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城市体系或组团的形成，是汲取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

为支撑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经过全力扶持与重点培育，未来20年中，中国三大城市群“发展红利”效应的成功溢出，使得他们的产出对于国家GDP的整体贡献率由现在的35～38％上升到65～70％，大大地减轻国家其他地区的发展压力，与世界经济大国著名大城市群（区）的产出水平大致相当。对比而言，中国三大城市群建成（发展红利充分溢出）的五大标志将体现为：

人口密度从现在的750人／km2达到2000人／km2；（香港地区5500人/平方公里） ；

经济密度从现在的3000万元­­递增为1.2亿元／km2；（香港地区1.8亿元/平方公里） ；

资本密度达到现有投资额的4倍以上；

消费密度达到现有社会零售总额的5倍；

各类网络密度将实现快速交通、管道设施和通信光纤能力等5～10倍跃增。

为了动态评估和实时调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释放能力，即定量评价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发展强度和发展质量”，将根据各组团式城市群的区域特点、发展历史、基础实力、发展动力、外部牵引和内部动力等要素，《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已经设计出由五大支持系统组成的评价体系，既能对区域整体发展，也能对区域内部差异，作出科学地、合理地、规范地比较。

今后中国必须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发展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以寻求资源空间优化和系统运行流畅的“整合交集”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涌流。

二、发展战略的形态创新——从点状拉动到组团式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形态呈现出以点状拉动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主导特征。以四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4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国家级高技术开发区为代表，努力发挥点状拉动的带动作用，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改革试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当时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生力军，对推动国家经济整体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着改革开发的进一步深入，为应对新时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能力将步入一个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 美国的GDP总量在达到1万亿美元（10100亿美元）以后，头10年 的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27080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达到了1万亿美元（10480亿美元）以后，头10年的GDP 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24251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按汇率计算），依照国家计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预计翻一番将达到2万亿美元。

为什么美国在达到1万亿美元台阶后，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他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7％，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4％，而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组团式城市群建设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降低发展成本、挖掘发展红利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进一步撰文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还将由以下的统计数字表明：20世纪下半叶美国GDP的主要贡献出自大纽约区、大芝加哥区（五大湖区）和大洛杉矶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美国经济的整体贡献率达到67％；而日本GDP则主要产出于大东京区、坂神区、名古屋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日本经济的整体贡献率超过70％；就中国而言，珠江三角洲的GDP目前约占全国的10％、长江三角洲约占全国的18％、京津唐环渤海湾地区约占全国的7％，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贡献率仅达35％。美国、日本、中国的对比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和主力军尚未形成，发展红利的巨大潜力远未释放，组团式发展的强力拉动有待开掘，空间整合的优化能力亟需提升。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日本三大城市群的集聚能力和GDP贡献率达到整个国家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中国三大城市群对全国GDP的贡献率只有三分之一强。

纵观我国城市化50年演替的历史轨迹，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方向、重点、格局、成效，将对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产生战略性的作用。中国经济将从原先的“点状拉动”越来越向各个大城市群的“区域组合”（组团式拉动），特别是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环渤海这三个大城市群进行集聚。可以预期，三大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健康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空间。

纵观全球城市化演进历程，城市模式的进化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主要阶段：点状表征的0维城市化模式，强调传统城市中心的集聚性；线状表征的1维城市化模式，强调城市带的通达性；面状表征的2维城市化模式，强调城市群的结构性；体状表征的3维城市化模式，强调组团式城市群的网络性。城市发展模式向组团式城市群的战略突破，在水平尺度上追求地理区域的放大、生产力要素重整、产业链布局优化，在垂直尺度上追求完善系统等级、突出功能互补、提高运行效率、减低发展成本，从而避免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镶嵌体系，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战略联盟，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逻辑充填，充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的时空耦合，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的现代城市体系。

佩鲁理论在区域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所在区域中资本、人力、技术、资源和市场的有效集聚，起着重要的价值，作为增长极对于周边的辐射带动也是十分必要的。但随着城市进程的高级发展，以增长极为代表的城市扩张、必然带来相应的城市病，同时为区域内、区域间的恶性竞争提供了明显的壁垒。主要体现为，单极化城市发展的结果，可能引向各自的小而全“桶板建造”。阻碍了生产发展向高级形态的跃迁，由此：

——城市单一增长极必然带来城市规划短视与失灵

——城市单一增长极必然带来产业布局的选择性危机

——城市单一增长极必然带来经济升级成本加大的危机

——城市单一增长极必然带来地方保护主义的恶性竞争危机

——城市单一增长极必然带来区域发展红利的丢失危机

——城市单一增长极必然带来区域共建与战略联盟建立的危机

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同时，要保持东部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快建设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全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壮大国家实力；加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效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展；进而推进全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积累新经验，发挥示范作用。着眼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着眼于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完善综合服务功能；积极探索三大组团式城市群之间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协同发展的新路子。着眼于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合理地利用外资，继续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着眼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城市建设和管理创新；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切实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着眼于增强持续创新能力，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进一步加快东部地区发展并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促进中国腹地加快发展，彰显东部的示范作用和对西部、东北部的支援作用，实现“西部提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拉动中部”的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

世界经验证明，实施组团式城市群的培育和建设，是有效克服传统式城市产生城市病的基本途径：第一，组团式城市群从结构上去认识，是单一城市本身的“全息放大”，即在原先单一城市中的道路拥挤、环境恶化等，由于空间密度的过分占用和容量超出临界承载能力所引发的，如果将其空间作出等量放大和有效扩张承载力，则传统发展所引的城市病就会得以从根本上发生好转，而组团式城市群可以理解为对原先单极城市的有效减压；第二，如果城市空间被放大了，虽然密度容量的限制被解消了，但是将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距离加大、线路加长，将会出现速度的限制，必须用相应的快速通道和相应的网络系统，连接城市群之间的各种交流，将组团式城市群之间的大、中、小城市作为节点，将城市之间的区域作为基底，形成一种主体式的网络系统，加快流通的速度，对于以下五大流动即：

物质流：各类产品、资源 、水等的流通；

能量流：有关的电能、管道运输的天然气等的流通；

信息流：以因特网为支撑的各类信息与数据的交流；

人才流：各类人才资源在不同等级城市间的重组和交流；

货币流：以金融和资本的流动作为标志。

以上五大流动的全面提速，弥补了由于城市群内部由于距离加大和线路加长，所带来的不利；第三，组团式城市群的建成，从根本上改善了由于原来单极城市中人口密度过高，人均绿地偏少，有序居住程度较差的不利条件，在产业结构和生活质量上都处于不利的状况之中。

三、 发展战略的体制创新——欧盟组织架构的借鉴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２５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艰难探索、在探索中勇于实践，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突破，走出一条富民强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提出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新任务。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作出了全面规划和具体工作部署，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证，把新世纪新阶段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推向了新的台阶，由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踏上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征程。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又是一个新的历史跨越、新的伟大实践，也是一项更加艰巨、更加宏伟的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进一步完善，建立在市场经济运行法则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行政区为单元的行政区经济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其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地方保护主义。为了追求地方政府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经常对经济进行不合理的干预，行政区成了阻隔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堵“看不见的墙”，行政边界构成了阻碍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壁垒。从当前我国国情来看，一个行政区的“经济”，往往以另一个区域甚至国家的“不经济”为代价。由此，引发不同行政区经济上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浪费十分严重。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区域之间的利益摩擦因之激化，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贸易壁垒，实行市场封锁，阻碍经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在现行行政区划条件下，行政边界的“硬”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却阻碍了城市“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市进程的步伐。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二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还要善于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有益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行途径，建立起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和生机。三是着力解决深层次体制矛盾，必须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注重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统筹规划，协调推进，牢牢把握改革的进程。四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把握好改革力度、开放节奏、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协调统一，在全社会形成推动改革的高度共识和强大动力，实现稳中求进。当前，我国的改革正进入艰巨的攻坚阶段：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仍然存在，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这一切，要求我们借鉴以往的历史经验，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在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础上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做好完善体制这篇大文章。未来国家在发展战略的体制创新上，可以借鉴欧洲联盟的成功经验，去建立中国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划之间的协调关系。

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简称EU）的起源，是原法国外交委员会主席舒曼(Robert Shuman)，及另一法国政治家莫内(Jean Monnet)，于1949年共同提出建立法德（联邦德国）两国的煤钢共同体，此建议获两国首脑接受。其后法德两国倡议，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附议，于1951年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六国的这两种产品相互取消关税与配额，自由流通。由于运行效果良好，六国希望扩展至多种产品及多国，于1957年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订《罗马条约》。次年1月1日条约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也称欧洲经济共同市场)诞生。1973年英国、丹麦及爱尔兰加入，1981年希腊加入，1985年，各成员国签署了《欧洲单一市场法令》，作为对《罗马条约》的补充，据此法令，各国政府必须为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作出各种经济政策的协调。1986年，西班牙、葡萄牙加入。

1991年底签署《马斯特里赫条约》，奠定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基础。1992年起欧洲共同体改称为欧洲联盟，取代欧共体，一直沿用至今。欧盟经过1973年、1981年、1986年以及1995年四次扩大，发展到一个拥有3.8亿人口、囊括15个成员国的区域一体化组织。

——构筑区域一体化的共同市场

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彻底开放，除了强化地方行政优化环境与提高服务的力度外，关键在于培育和构建统一、开放、规范的共同市场，实现区域内各个利益集团的多赢共赢理念。要在市场规则上尽可能与国际接轨，符合中国加入ＷＴＯ的承诺，完善各类市场体系，形成各类市场的共同体，保障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

——订立有法律效力的市场契约

区域一体化是经济圈内各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客观要求，符合各经济体的共同利益。为了约束和规范因各自利益而产生的不利于一体化的行为，有必要订立共同遵守的统一公约和法规。目前可以选择影响一体化最突出的一些问题，如共同市场、产业重组、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工程招标、信息共享等方面，通过共同协商，形成经济圈内利益公平的公约、规则或契约。

——建立权威性的一体化协调机构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有一个代表各经济体利益共同组成的机构。因此，建议由中央授权，建立具有权威性的一体化协调机构，在统一的利益补偿机制保证下，从体制上实现行政区局部利益为经济区全局利益让道的可能性。其主要职能包括研究制定经济圈统一发展规划和统一政策、组织利益协调、以及仲裁经济纠纷。其中，仲裁职能可以借鉴世界贸易组织的做法。设立独立协调机构符合国际经验的一种做法，大凡国际上成功的一体化或政府间合作行为，都需要建立专门的协调机构。目前我国“三大经济圈”的作用在现有行政区划下难以实现，因而从制度、体制和组织创新的角度，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显得尤为重要。具体组织形式，如美国的区域开发委员会及区域规划协会；德国的区域联合体；加拿大的大都市区政府；特别是欧盟一体化过程中，值得我国借鉴。

有评论称，欧洲经济一体化是欧洲大厦的基石，同时也为人类探寻跨国经济与政治联合的宏伟蓝图定下了基调。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体制创新的一大焦点，将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统筹经济发展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把跨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