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体制改革的困惑 改革开放20年给中国经济带来暖意融融的同时，造就了一块拒绝融化的寒冷坚冰，那就是中国银行业。近年来，脆弱的银行体系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稳定与经济高速发展最大的威胁！ 随着2007年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日益临近，不良资产问题日益令人担忧。政府正在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新的“手术”──对其进行不良资产剥离政策。具体操作自1999年开始，组建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用以专门收购、管理和处置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出去的不良资产。再由财政部给予银行注资，让其先规范化、市场化，再到境外上市，获得股份化，然后进行现代化赶超，无论在资产上，还是经济效益上、或是业务创新上都尽快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以支撑民族工业发展的大厦。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均衡地发展。 众所周知：财政乃一国理财之政，对国家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银行业又是财政的重要块头，可谓“国之大事，不可不察”。其重病的存在，更是我们不容勿视的：截止去年底，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共达2万多亿元，其不良贷款率达2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都有可能出现资金充足率不足而导致的挤兑风险，这时，充足其资本金不得不提高到一个重要议题上来。但在上市的诸多条件中，尤其是海外上市，四大行均不符合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和不良贷款比率不超过10%的最低要求。 因此，补充资本金和降低不良贷款资产比率必须首先进行。而补充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资产二次剥离，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将希望寄在财政部身上。让财政部先对其进行注资，以补充资本充足率及被剥离不良资产，再拿这个优良的壳到海外上市获得大量资金，进一步完善资金充足率，打稳打实迈进现代化银行行列的基础。 中国银行业在改革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其改革日程表时优先考虑的对象。这是由中国独特的改革路径所决定：中国银行体系积存的高额不良贷款，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转轨的成本；中国政府如试图建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必要寻求适当的方式和渠道来为这些巨额成本埋单，同时控制不良贷款在银行中的发生。几乎所有的国际评估报告都认为，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进展甚微。对此，美国高盛证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先生在参加第六届北京科博会时抛出了这样的想法：“银行业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隐忧，就目前来说，渐进式改革已经很难见成效，必须采取‘大推进’一次性完成。” 为何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这么难？其一，通过国有银行集中金融资源，以高度计划化的方式进行配置至今无退潮的迹象，银行资金被作为准财政资金使用的巨大惯性，使得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受损 。其二，当初国有银行业改革的推进者，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在需要被改革的对象，因此“罗素悖论”再度浮现：谁为理发师来理发？谁能企望国有银行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去触动和推进可能淡化其权力和收益的改革？ 一切水落石出了：如果不对中过银行业进行改革，那么所有的改革成果就会面临骤然间被危机洗掠得面目全非的可能；不正视问题的姿态并不意味着问题可以不存在或者蒸发。我个人认为：就中国目前四大行而言，最紧迫的首当其冲应是：对其产权改革，理清归属关系及风险承担责任制。 官本位仍然是中国银行业目前最主要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官本位为基础的激励约束机制要么不足，要么过度。官本位本质上是行政激励和约束制度，而非市场化的。如果行政激励是充分市场化的，那么官本位制度相对于市场机制就是多余的；如果行政激励不是市场化的，那么官本位制度就只能使领导干部行为扭曲，即所谓的“只要委员，不要美元”现象的流行。另外，官本位还导致政府在“单一雇主制”的幻想下，对甚至并不拥有产权的金融机构，也派出行政干部来实施行政控制和经营干预，官本位和中央把国有商业银行 成真正的商业银行意旨越来越格格不入。 总之，政府在这些事中具有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责任。银行的问题根本上是由政府当局直接或间接的干预造成的。说到底，它的罪魁祸首只有一个：国行产权不明晰，股权没市场化。 其实，众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其银行股权百分之百是私人所有，放款对象也百分之百是企业或公民。我想，这就是我们跟它们的差距所在！是把我们带入困境的根本！更应作为我们改革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