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宿命论者，更不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不过自从了解过“中国城市化”状况之后，中国的发展现状就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自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一号文件，拆除了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公社体制和高度计划、垄断的经济制度，连续地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离社不离土──分田单干），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离土不离乡──乡村非农经营），从乡村社会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进城发展）。这样的过程在解放农民生产力的同时，向农民开放发展空间和改善发展环境。农民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解放了粮食短缺的难题，解决了城市发展资源不足的难题，同时，缓和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适当地提高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业耕作的天时条件与人和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架在统治者头上的“三农”之痛。 然而，在斐然成绩的背后，凸现了新的令人头痛的问题，自1991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人均收入由800元到2000元，增长1.5倍，在我们为成绩喜庆时，发现了问题同样存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1600元到8000元，增长近4倍，由此可见城市差距并未缩小，而是在迅速扩大，这种迹象有悖于我们“共同富裕”的初衷。更有甚者，在城市居民收入逐年大增时，农民可支配收入自96年以来，出现了“蜗牛”式的爬行增长，个别地区甚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状况。岌岌！ 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城乡居民之间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城乡差距已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我国现今存在着城市人口比例过低的尖刻问题，为我们经济今后的发展埋下安全隐犯。这时，提高城市化水平不得不回到一个重要热点上。农民工“市民化”、城市与农业产业互动是我们当代政府必须解决的重要议题。 截止1997年止，我国城市化水平达29.9%，而当时低收入水平国家城市化水平都达28%（如柬埔寨等），世界平均水平46%，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为49%，高收入水平国家则高达78%，由此看出我国城市化水平之低，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大力发展城市化水平已是燃眉之急，而城市化实则就是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过程。同时，伴随着农村富余劳力的大流动，分享财富者具有更大的包容面。由于劳动力的增加，大大降低了我国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社会生产力与服务的成本，有形地增加着其资本的积累与产业发展优势。并且，在人流的过程中，其所必然相伴的区域间文化交流、信息交流与观念碰撞，同样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如果说，由人流所劳动的财富，目前总体上东部受益要高于中西部的话，那么反过来，由资本、文化、信息与观念更新而创造的财富，主要受益面则体现在中西部。通过劳务生涯的历练，务工者受到市场经济与先进文化的熏陶，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每年都有一批务工者回到家乡创业。这时，中西部工业必然获得发展同时又反过来推进其城市化进程。 提高城市化水平充其实就是加大人口密度，而人口密度也许不是提高消费效率的唯一手段，但却是提高消费效率的一个基本条件。如果大家住得分散，就根本不可能提高消费效率。举个例子：中西部其实并不穷，因为如果用香港市价来算，那些牛羊、那些菜加起来，换算成牛肉或蔬菜的价钱，比一些城里人还有钱。可他们为什么还那么穷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不会把他们的牛、羊这些牲畜变成钱，因为钱在那个地方没用，即使他们拿到钱，由于住得太分散不能买电视机，因为没有电视台、没有转播信号；他们也不能去买摩托车，因为没有汽油。钱对他来讲就是纸。所以在这些地方，给他再多钱他还是一样贫困，要解决这些人贫困问题，很重要一点，就是让他们能有足够人口密度──进行城市化。只有在足够密度之下，其他政策才能发挥有效作用，否则成本太高导致商品交易行为根本完成不了。 皱眉苦思，我们必须寻找我们的对策── 第一个出路，革新思想是让农民进城的手段与方向。中国人民生活的根基，深入到土地里面，精耕细作的田园，徒手收获的农作，以及土筑的屋舍，在显示着我们自然经济的发达与城市化的落后。雪上添霜，我们小农的高度兼业化经营更是使小农经济结构得以不断强化，从思想及结构上阻碍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在高度兼业经营状态下，小农户相互独立且小而全的经济魂体，其生产、生活资料大部分由自家生产，只有少数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才依靠市场交换获得，这就使得我国商品经济实际上出现了畸形，阻止了城市化前进的步伐。这时，对其输灌开放的现代经济思想是很必要的。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通过培训，将他们变成能适应城市需求的技术型人才。 第二个出路：对中国进行一场彻底的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这种长期实行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本身就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很难跨入城市门槛的原因。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社会变革所激起的浪花和泡沫，看到了永不消停的喧嚣和热闹。我们也知道支配它们的是在海面下运行的暗流。而我们现在正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要了解海面之下踊动的洋流之间的冲突与方向。这种能够发出巨大声响的冲突、撞击与汇合因为能够创造出无穷的活力而永远令人着迷……而落后的现实却不时鞭策着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创新、革命、前进！ 在我们洒汗于城市化的过程中，在我们致力与旧城改造与建立新城的旋律中，资金难题首当其冲，融资便成了我们当局的难局。这时，我们必须兼顾多种融资方法，以更好、更快地消解资金之痛。从世界范围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都经历了财政、信贷、证券三种基本方式，它们出现有先有后的，每一种都是对前一种否定发展的，但三种长期共存，不能互相损害、互相抵消。这点我们可以吸取别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事实上，在中国也只有三大都市圈才存在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有利条件：首先，三大都室圈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的制造中心，其在全国经济的权重越来越大。两个三角洲是三资企业、民营企业、跨国公司等重要制造企业最集中的地区。根据国内外已有的经验，在大都市圈发展制造的作用是：增加一个制造业的就业，就相应增加三个服务业的就业。所以未来对新增人口的就业，重要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解决。据测算，在4亿转移出去的农民中，至少有1.5-2亿是要成为两三角珠的居民的。其次，三大经济圈是我国创新和变革力量的积聚地。这为它们经济的进步发展提供了先决优势。所以，打通二元格局和实现未来几亿农民就业，有赖于三个都市圈的发展。 人类社会象一个生态系统，农民和市民是两大种群，他们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必须和谐发展。贫富差距是会破坏生态平衡的，要知道一个种群的消失，则意味着另一个种群也得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帮助农民就等于帮助了市民。而要解决农业问题，唯一出路就是大力发展城市化。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13亿大军一直落后于队伍，并缓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