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的忧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一种来自人类社会自身的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了诸如恐怖主义威胁、环境破坏、经济全球化与公司丑闻、失业与贫困、全球政治格局变化、价值观混乱与精神混乱、宗教与文化冲突等一系列忧虑，9.11事件使这些忧虑变成了现实的焦虑，这些现实事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迷乱后，人类社会能否找到自己持续前行的方向？或者说人类又是如何选择自己的预期？
中国也经过20余年的经济增长的同时，缺乏稳定预期的焦虑和发展的瓶颈又接踵而至：缺乏信仰和基本的信任、冷漠和贫富悬殊、对丑陋事物的无限宽容和对现实环境逆来顺受、庸俗的实用主义和变味的爱国主义、物质主义、不相信任何超越性的情感和精神力量，欺骗与腐败获得了默认的合法性并有可能成为制度安排、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仿佛像是得到了有限物质的同时，可能失去更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痕迹来反思人类社会系统选择的方向，并从历史的选择中来思考支持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的思想性、原则性、方向性等问题，希望这些原则构成我们独立于官方和意识形态、独立于国内外权威、独立与大众、独立于媒体，构成重要性更强、更简化、更高层面和更前瞻的历史观，以审视近一个世纪的近现代史，来理解现在，预期未来。我们深感任何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养成反省本国、本民族弱点的良好风气，陷入盲目自大的泥淖，危险就会接踵而至。
历史即现在，选择近现代的一个多世纪作为审视历史的范畴无疑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因为这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气息认知大大超过过去认知的总和，也是各种冲突最激烈的时代，在上个世纪初，经过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国家，通过建立自由、民主、共和、法治制度，较快地在大范围内摆脱了蒙昧、野蛮的现象，使西方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战胜了自然环境，但也同时也使社会环境更加复杂。地缘分割的人类社会开始由相对的孤立社会形态转变成一个互相依赖的社会形态，建立在普世价值和信任基础上的人类，也从解决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转移到解决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上来。
也正是科技的发展和对自然的征服，导致人类主宰世界的欲望急剧膨胀，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和马克思以革命为特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试验将这些欲望推进到一个极致，以资源争夺为特征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人类以死亡5200万人的代价和难以估量的物质损失，结束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整体系统性疯狂行为。人类通过战争这种最血腥和最丑恶的方式寻找到系统的秩序和方向。这是一个历史人物倍出的时代，不管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希特勒、墨索里尼。。。。。。，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无论是正义还是邪恶，都通过正反两方面寻找人类的方向。
二战结束后，人类初步认识到不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获得资源来确保人类的持续发展，大家需要一种新的妥协方式，于是建立了联合国组织，为了保持战后的均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建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大阵营。于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斗争内核的冷战又开始了，地缘政治、殖民化统治、核子威胁、局部冲突、输出革命和东西方对峙战略，引发韩战、越战、中东、拉美和东南亚内战等一系列代理人战争，使意识形态至上的国家主义成为人类系统选择的主流。中国在近30年的冷战时期一直处于封闭内斗状态，毛泽东主义成为这个国家精神生活的主要教条。
此时的日本和西德作为战败国，其战后在美国帮助下建立现代美式民主制度，并利用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对峙时期，经济得到大力发展，特别是日本经过20余年的强劲增长和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值得关注的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度安排，安全方面，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对付可能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经济方面，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使获取资源的途径通过贸易而非战争，于是，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商人和银行家，用贸易契约、美元和信用，代替了士兵和刺刀。经济自由化和融入世界贸易成为谋求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政治的稳定、国内和平、贫富差距缩小等，因为开放的经济必然面临制度、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风险。
欧洲一向富有民主精神和共和传统，上个世纪90年代初，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奉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在更高层面上，表示共产主义公有制意识形态在后冷战时期的失败。全世界都沉浸于冷战结束的喜悦之中，人们谈论的是全球自由市场、资本的自由流动、跨国公司、新技术革命…
于是，以双赢和多赢为理念的自由贸易，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大量流入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市场，预示着真正全球化时代开始来临。得益于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也在国际分工中开始找到自己的位置，利用儒家文化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使人民币和中国制造的商品极具竞争力，新兴市场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积蓄了力量，也建立了中国崛起的基础。
互联网和IT技术的发展，为政治、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性支撑，互联网改变了人类认知层次和信息传播的效率与基本形式，甚至一些不富裕的地方人们也开始通过教育来接触数字世界、接触互联网。当然也带来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互联网经济泡沫和公司金融丑闻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固疾和资本家的贪婪，但这只是全球化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一个短小的负面插曲而已。
全球化还带来了环境破坏、极端原教旨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盛行、更大范围的贫富不均、失业、绝望等负面影响，一个更高层面的冲突有开始了，那就是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矛盾和文明之间更加复杂的冲突。恐怖主义是这种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实质是信仰基本的意识形态、不承认法律、道德准则限制，并以此向全球扩张的一些国家和非国家的恐怖和刑事犯罪组织，与追求普世价值、自由和平、尊重人权等基本价值观、承认文明的多样性相互融合的国家的战争，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宗教的战争，9.11事件将恐怖主义的破坏推到了极致。
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看起来摧毁了恐怖主义的硬件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不以大规模杀伤对方人民甚至对方军队有生力量的精确打击而屈人之兵的战争模式，甚至改变了掠夺资源为主的战争性质，这种战争模式发动可能也只有少数几个富裕的大国才能支撑，战争的性质可能也越来越倾向于宗教化、秩序维护和民主推广性质的世界性警察的强权主导。
但一个以“基地”组织所主张的意识形态为核心庞大的恐怖网络，由于得益于全球化进程和信息传播手段，这些恐怖网络通过一系列恐怖袭击体现出有组织和相互呼应的“恐怖链”态势。历史已把以前冷战中的敌人置于一个必须与之共处而开放的环境，他们不仅可以带来直接的恐怖危险，甚至还能通过恐怖手段干预一个国家的政治选择和决策，这将增大了我们预期的不确定性。
我们还能预见未来吗？我们将通过什么样的基本方式来稳定地预期我们未来的信号，利用什么样的系统来管理风险。自人类开始以部落的形式群居以来，资源的使用和收益的分配一直是矛盾的焦点，资源的稀缺和分配的不均是竞争和革命的根源。
当人类将解决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成为主要任务时，对资源的使用的观点我们可以直接引用国外专家的观点，主流世界已经历了20余年以供给导向的经济政策革命，迅速而深入发展的信息技术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成本，在人类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受到约束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物资源的供应危机问题，实际上可以认为已初步解决，如食物，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可以使地球上极少地区的粮食产出便轻易满足全人类的需要，又如能源，现有能源储备和新能源的开发也使人类能够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又如自然环境，人类与自然的相互约束关系要求人类尊重自然，还有诸如种子危机和人口危机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均衡分配来解决资源约束问题。
然而，局部地区的人为灾难却没有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畴，世界范围内的饥饿、贫穷、战争依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存在，并通过各种方式威胁世界和平。
所以，关键难以解决的是分配如何均衡的问题，当然还涉及到人类关于资源使用和供应的价值观问题，如建立在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的制度资源问题。分配问题一直是贫困、不均和战争主要原因。分配不均衡的最根本原因实际不是自然资源的缺乏，而是制度资源的贫乏，除了美国等极少数国家而外，世界上一些发展得很好的国家，一般都是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日本、突尼斯、新加坡等。所以核心是建立和完善一个大众参与、可预期、可持续、有效率、透明的分配制度，所以解决分配制度的核心在于以宪政为基础的民主制度的建立，这是解决分配问题的核心。民主制度是什么、如何建立民主制度、如何保证民主制度的实施等，这是保障人类系统长久预期的基础。如今世界上85%的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虽然还有战乱、贫穷和饥饿，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最近100年来，人类所享受的权利、福利、精神的愉悦比上一个100年甚至更远的年代要多得多，当然部分自然能力的失去、精神上烦恼和不确定性也很多，但相比之下，发展或者说进步毕竟是人类社会系统的内生动力。可能人类永远也无法解决自己的麻烦，但人类可能一直都在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麻烦。民主需要时间和耐心，被黄征宇称为的近20年的大历史表明，对个人自由个性化思想的的关注是系统治理的落脚点，使国家置于个人之上，政治组织可以随时进入个人生活已经成为历史，正如福山在他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中所描述的那样，作为人类社会的系统选择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终极民主社会，也即是有很多争议的美国式民主，它真正的精神是多元性与宽容性。历史已经终结，一个建立在民主方向、宪政思想、制度原则基础上的系统预期可以展现在人类面前，人类社会需要建立在公平制度基础上的竞争，而不是直接进行制度更迭的革命。
也许敏感的精英知识分子可能会担心未来20年会不会比过去的20年更好，从积极的角度，我们看来还是有理由乐观，冷战的结束使世界有机会享受长久的和平，即使局部世界可能笼罩在恐怖主义阴影之下，另外，不同民族组成的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社会福利和保障也有逐步提高的趋势。
历史的变迁需要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并按重要性原则来审计最能够影响现在和未来的历史模样，因为历史即现在，也是未来。历史是文明史，不仅是强者书写的历史，历史也是竞争史，竞争就是创造和淘汰，经受住竞争的磨炼便可以向前推进，未经历竞争的磨炼或未能经受竞争的考验的，便成为僵化的过去，成为淘汰的对象。
我们需要一种更前瞻和更宽广的历史观。无论现实社会和世界是多么混乱抑或我们现在是多么焦虑，人类社会在已经确立的普世价值的引领下，回复到一个自然而秩序的社会状态是人类社会系统选择，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文化是一个传统（包括民族主义个性的文化）文化越来越少、但却包容多样性并更强调现代文明主流的现代化的文化（在制度文化层面上，文化趋同——接受以民主、自由、法治、宪政、市场经济为标志的西方现代文明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经济全球化显然是利大与弊，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上人类社会管理更加透明和可预期，信息技术还将给我们带来更深远的影响，人类社会也更加具有适应性。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试验使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大逆转，连马克思本人也没想到被他称为幽灵的“主义”会在落后的俄罗斯和贫穷的中国获得成功，使中国和俄罗斯成为这个意识形态大逆转的主要受害者。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可能背负了太多沉重的历史和落后的文化，国人面对自己的历史也陷入了失语的境地，一个民族不知自己从那里来，到那里去，自己是谁，无法解释自己的结论和行为，那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从严肃的历史角度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至今都还没有完成。
当然，中国近现代史怎样评价抑或现在所面临一系列巨大的不确定性，短期内，中国的经济还会在相当程度上仍将依靠过去20余年高速发展带来的惯性继续前行，但一些全新的反思必须现在开始展开。创新是很难的，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就是解放创新力量和观念的力量。历史需要中国将现实所面临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大历史范围、环境和趋势中来思考解决之道，这些问题包括了：历史如何评价、如何凝聚人民的希望、怎样重塑我们全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需要更远大和更前瞻的历史眼光，不然我们将陷入基本的导向性的价值观混乱的焦虑之中，并对未来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