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云同志于11月1日， 在《经济学家网》上发表了《关于中小企业社会集资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一文。文中说：“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集资从未完全消失过，更谈不上绝迹过。只不过在人民银行等有关目标的严禁和打击下，90年代末有了较大的收敛而已。近几年来。社会集资又在全国大地广泛发生，企业之多，金额之巨，实乃破天荒。以浙江某市为例，据抽样调查统计，社会集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小水电、钢铁等行业，80%以上的中小企业都发生过社会集资，60%以上的中小企业依靠社会集资生存和发展；在宏观政策调控的2004年，依赖于社会集资生存和发展的中小企业几近100%。……社会集资利率高低不等，大多为税后年息的⒕4%∽24%。”
为什么社会集资屡劝不听，屡禁不止，竟敢置“坐牢”之风险而不顾？只因为资金乃生产要素的催化剂、粘合剂，没有资金，生产就难以为继。有时宏观调控开始了，银行贷款无法解决，但有一批合同还没有完成，就会想一切办法也要把资金搞来；有时仓库内还有一批半成品，也得继续配套生产。缺少资金，贷款又没有，只好求救于集资。这不是听不听政府的话的问题。至于社会集资算不算犯法，也有不同看法。这里，我们不妨举个例子。 10月31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的“孙大午尘埃落定”一文中说：49岁的孙大午白手起家，创建了《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身家过亿。该公司利用民间闲散资金办起了企业和学校，解决了1500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要给周围邻村村民发出600多万元工资，造福一方百姓。而孙大午却遭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被逮捕，公司顷刻陷入困境。对孙大午寄予厚望的《大午学校》，今年招生遭重伤，小学一年级只招进6名新生，集团也有500多名员工离开了。虽然该公司利用民间闲散资金办起了企业和学校，为群众办了好事，但孙大年仍被判3年徒刑，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也因此被处以罚金30万元。在庭审中，孙大午两次失声痛哭，众多的旁听者也泪水涟涟。徐水县政府出于稳定及维护《大午集团》的正常经营秩序需要，以借款形式通过财政下拨了700万元给公司还款。针对此事，经济学家茅干轼 评论说：“过去制定的一些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亟待修正甚至废止，如违反了这样的法，未必是一件坏事。孙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公众的这番舆论与当地政府的态度将法律置于尴尬境地！法律是什么？实施法律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存款是一个专业术语，有特定的概念。它指企业、机关或居民根据可以收回的原则，把货币资金存入银行或其它信用机构保管的一种信用活动形式。存款与贷款是对立的统一体，存款是相应贷款而存在，是银行的主要业务，俗称银行信用，属间接金融，但不是泛指社会上的一切信用活动形式。社会信用形式有银行信用（间接金融）、民间借贷（直接金融）和引入外资。孙大午 采用的是民间惯用的信用形式——民间借贷。作者认为：他借来的钱用于发展经济，繁荣农村教育；出资人将钱借给孙大午（非存入）是一种投资行为，属直接金融。我们原来判断民间借贷正当与否，标准有二：一是利率；二是用途，并没有关于数量与区域限制的规定。孙大午与出资人两者都是独立法人（自然人），发生的是自主的、互利的、明白的关系，应该说是合法的行为。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采访时问孙大午，“这个钱为什么没向银行借？”孙大午回答“银行贷不出来，贷款很困难。基本上县银行在下边放款处于停顿状态，或很少放贷。所以转向民间借贷。”这说明孙大午借贷没有犯罪动机。其行为的结果也证明这种民间借贷，既互惠互利，又利国利民，既弥补了现在金融体制的缺陷，又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是好事，好事怎么算犯法？至于说是干扰金融秩序，更有危言耸听之嫌。民间借贷乃直接金融，它启用的是流通中的货币，又没有创造货币的能力，其借贷往来，一元就是一元，无非是购买力的转移。至于与银行的关系，犹如顾客与商店的关系，不能说出借人不把钱存入银行而借给别人，把“死钱”变成“活钱”，用于发展生产就扰乱了金融秩序。这是公民自己权益范围内的事，怎能与犯罪扯在一起？把正常的民间借贷硬套上一顶“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不仅有失公正，且有偷换概念、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之嫌。
事物往往有正负两方面，社会集资也不能例外，当然有利也有弊。关键问题是企业的正常资金该不该解决。至于如何扬“利”避“害”，应该是政府的事，应该是金融体制要解决的事。我们没有风险投资银行，起码没有适合小企业的风险投资银行；没有为小企业提供担保的公司，国外还有一个以应收账款为抵押、通过贴现的融资性机构，我们没有；小企业又不能发行股票，小企业缺资金时又能怎么办？ 90年代整治社会集资不能不说不严，颁发了专项整治法规，撤销了许多非人民银行审批的金融机构，查处了一大批从事社会集资的人和事情，其结果是压下又浮起来了!这说明什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面对近100%的中小企业都参与社会集资，面对政府的“三不”态度（不审批、不出事不管、不控告不管）我们又能说些什么？“法”是什么？“立法”又为了什么？法不应该仅是保护部门利益的工具。我们现在的金融体制的确过于集中。我们不仅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原有的城市信用社经过整编，国家参股，又变成了准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几经改革，始终没有走出官办的模式。它们仍然严格按国有银行的规则运行的金融机构。可是中国是中小企业的王国，可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实在太少。所以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当宏观调控实行时，首当其冲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如果现在的金融体制过分集中的状况不改变，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难以解决。但如果中小企业大部分资金来源于社会集资，久而久之会在银行与企业之间产生一种隔阂、失望情绪。又因为这部分资金利率都比较高，在集资过程中慢慢会形成利益共同体，游离于金融体制以外，常把它说成体外循环。宏观调控时无论你用直接控制贷款规模办法，或用经济手段调节，都难以如愿。过去宏观调控时为什么“一控（制）就死，一放（松）就乱”？问题也出在我们的体制过于集中，政策又非常统一，且大多用的是行政手段，难以避免因“同步震荡”而引起的过度反应，而使经济遭到过度损失。
还有一个社会资金流向问题。在近年的宏观调控中，社会资金流向问题已浮出了水面。因为这几年，生产发展很快，群众富起来了，社会闲散资金多起来了。90年代初，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整顿，社会集资遭到严厉打击，从社会集资抽出来的资金，往银行、股市流；银行储蓄猛增，股市暴涨。但金融体制依旧，而银行因不良资产大幅上升，安全意识大大增强，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改革加快，加深。一方面将机构往城市集中，贷款投向从小企业向大企业转移，贷款用途向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倾斜，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和农村贷款急剧减少，这与这时候经济发展的走向可以说是背道而驰，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资金缺、贷款难的问题日益突出，从而为社会集资留出了空间，这时候股市情况又不好，社会集资就大显身手。有人说社会集资有很大的盲目性，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要说社会资金有什么性，那就是“趋利性”。这几年银行储蓄实行的是低利率，现在已变成负利率，股市经过整顿后一直在低价位徘徊，股民为此伤透了脑筋。因此社会资金就大量往房地产、社会集资方向流。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是市场化的使然。当然这方面也有风险，但不少人认为比起难以捉摸的股市要“好”得多。作者认为，社会集资的规模不能太大，但也不能没有，也不可能没有。关键是要解决好中小企业的资金出路问题。企业需要的资金是一个定数。因为不论是现在或将来，企业所需要的资金或因为当时银行没有，无力贷；或银行虽然有，但不符合贷款条件，不能贷。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我们让社会集资存在就是给企业留条资金出路。这对企业对社会都有好处。而调节社会集资规模只有走金融体制改革，认真解决了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社会集资自然减少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低，企业自然往金融企业靠拢，社会集资减少，社会集资利率也跟着下来了。经济决定金融。既有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种经营规模的市场主体，就要有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种经营规模的金融机构与之相适应。大金融机构是必可少的，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不仅不能少而且不能弱。大金融企业资金实力雄厚了，金融就稳定，宏观调控能力强。稳定国家金融秩序靠国有商业银行。但小金融企业不能少。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就靠小金融企业的贷款支持。
小金融企业是可以办好的 ⑴规模不一定很大，可以考虑将资本金与存贷款规模挂钩，以控制存贷款规模； ⑵给以政策优惠。可实行低税率，高利率、高利差、高风险准备金率，以提高其风险化解能力。小企业风险大，贷款的风险也大，存贷款的利差也应该大一些。以高利润对高风险。要改革不良贷款核销制度。按国家现行政策规定，贷款核销的资金来源是按银行上年全部贷款余额的1% 计提呆账准备金。小企业贷款风险大，如果现在的政策规定足额计提，也只是杯水车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小金融企业活不起来，贷款也不敢放。如果按国际通行标准，即按贷款五级分类提取贷款呆账准备金，正常贷款按1%，关注贷款按2%，次级类贷款按20%，可疑贷款按50%，损失类贷款按100%的办法计提，甚至再放宽一点，以增加这些小金融企业抗风险能力。这就需要新的政策。 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⑷建立小金融企业法； ⑸逐步建立各种风险担保机构。与此同时建立相应的社会集资管理办法，或社会集资法，以规范社会集资行为。只要集资用途合法，手段完备，信息透明，确有还款来源，双方自愿，集资者又承诺不从事金融业务的，应该允许合法存在，依法监督、管理。这样，我们的融资体系是：金融机构 + 股市 + 社会集资。（2004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