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低调的浙江这两年成了全国的经济明星。ＧＤＰ稳定地排在全国第四位。在全国外贸出口额都在下降的去年，浙江更是出尽了风头，外贸顺差位居全国之首，把多年的广老大都甩在了后面。全国最富的１００个县里，浙江占了三分之一。
辉煌民企
这个地处江南丘陵地带的省份，没有大笔的国家投资，没有过多的外资优惠政策，经济学家们因此把其活力归结为所有制的优势——经济民营化。
关于民营经济浙江有太多的数据值得炫耀——年销售额超亿元的民营企业数目居全国首位。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已突破２０万户，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已超过１６００亿元。去年新开业的民营企业户均注册资金达８０多万元，同比增长２２．９５％。
在福布斯大陆百名富人排行榜上，生意在浙江的私营企业主有１４个，而出身浙江的人则占了１７个。
吴敬琏教授日前指出，在我国加入ＷＴＯ后５年内获得的经济收益中，浙江能享有其中的１０．８％，成为获益最大的省份之一，而这其中９５％的收益将集中在民营资本最为密集的服装、纺织、皮革制造等６个行业。
外商已与浙江的６００多家民营企业进行了合资。据不完全统计，浙江民企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和营销机构已达到１００多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浙江民营企业的产品已遍及五大洲的所有国家。
“小狗经济”的活力与杀伤力
在许多经济学家眼里，浙江是中国经济最健康、最活跃、最有前途的地方，而其最大的活力就来自靠市场组织起来的区域经济格局。
经济学家钟朋荣几次来杭州讲课时，都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论断：浙江经济是“小狗经济”。
虽然很多温州人非常反感这个提法，因为那里骂人最厉害的话就是“狗”，但钟朋荣先生却是真心要用这个词来夸奖浙江人。“小狗经济”是与被命名为“斑马经济”的国有经济对应而言的。
钟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动物世界中，三只小狗攻击一匹大斑马，第一只小狗咬住斑马的鼻子，第二只小狗咬住斑马的屁股，第三只小狗则咬住斑马的腿，咬了很久，斑马终于倒下了。三条小狗吃掉一匹大斑马，其秘诀在于八个字——分工明确，合作紧密。
前几年，许多到温州、台州考察的国企老总惊奇地发现：这里的许多企业根本不能叫公司，简直就是一个生产车间嘛——每家只做一道工序，或只做一个小配件。
但成百上千家这样的“小车间”聚集在一个镇、一个县，靠专业市场组织成一个个“大集团公司”，就能生产出上百种占据全国乃至世界大部分市场的大小商品——皮鞋、领带、打火机、煤气灶、电动工具、日光灯管……浙江省经贸委的一项调研结果表明：浙江有２３２种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而且每一种的年销售收入都在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其中全国市场占有率达４０％以上的产品有１６０个。
千家万户的家庭工厂组合成一个“大集团”，意义不仅在于分工明确，更在于用中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替代了相对昂贵的资金。
设立一家生产摩托车的国有企业起码需要数亿资金，取得这么多的贷款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此后每年还要付出不低的利息，但分散到大量家庭工厂之后，每家每户不需要多少启动资金，只要有人手就行，家里人不够可以到西部去招，在目前的就业水平下，工资可以压到相当低。
劳动力在中国可能是最丰富的资源了，也是中国在世界上能拿出来的最有竞争力的“商品”。许多跨国公司给中国的定位正是自己的“生产基地”，浙江这条路也正与中国要做“世界工厂”的定位相吻合。每年在全球热销的各种圣诞礼物，有近一半产自中国，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产自浙江。
区域经济实际上以市场替代了企业。
每个家庭、每个小企业都有一个原动力，国有大企业集团只有一个原动力。因此，这种扎堆的区域经济原动力是原先国有大企业集团的１００倍或１０００倍。
但光有这些家庭工厂，还不能形成成功的区域经济，这里需要一位关键的组织者——市场。
以温州为例，构成一双皮鞋的所有原料都有“自己”的市场：鞋底——乐清白石鞋底生产基地；鞋饰——永嘉黄田鞋饰生产基地；鞋料——年销售额达３０亿元的河通桥鞋料市场；皮革——年销售额达２０亿元的生皮市场；鞋机——瓯北皮革机械市场。
这些市场都集中在几十公里半径范围之内，不管是生产什么原料，每一家家庭工厂都可以骑辆三轮进货送货。
表面上看起来，众多家庭工厂之间会为“交易”耗费不少时间和金钱，从而违反了科斯定律——合格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应该低于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但实际上，区域性产业的集中恰恰降低了交易费用。
诸暨市大唐镇是全国性的袜子生产基地。小小一双袜子，会用到上百种原料，光棉袜就有精梳棉、丝光棉、普梳棉等几个系列。做袜子要先打样品，每次只需几公斤原料，以前有个老板在东北搞经营，经常要从外地厂家拉一卡车原料回来；现在他把厂搬到大唐，上街到原料市场，要多少买多少，既方便又不浪费。
由于区域性产业集中，产品的各种相关部件都可以在区域内就近采购，采购成本特别是其中的运输成本很低，低到任何一个企业自己生产都不如从外部采购。结果是较大的市场规模取代了较大的企业规模，较多的市场资源配置取代了企业内部生产。
市场组织起来的不仅是物流，还有同等重要的信息流。温州这些市场吸引了大量国内知名的配套企业前来设点，同时还有意大利、德国、日本、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皮革配套产品企业来开设窗口。温州还建立了专业的设计机构、信息机构、展览机构，温州的“国际鞋类、皮革制鞋技术和设备展销会”已经成为继北京、广州后国内第三大专业展，温州已经成为国内皮鞋产业的信息中心。
“小狗经济”是一个令浙江人和全国的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它的种种优势似乎怎么吹捧也不过分，然而这种经济形态也存在着先天的致命缺陷，那就是约束机制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退出路径的匮乏。
在这种区域经济中，每一个零部件车间都变成了一个甚至几个、几十个独立的企业，上个零部件生产单位与下个零部件生产单位之间，不是统一管理和内部调拨关系，而是自我管理和市场交易关系。这样下游企业就可以优中选优，选择成本最低而质量最好、供货最及时的。这个交易过程形成了优胜劣汰机制。这个机制对每个上游厂家老板来说，既是激励机制，又是约束机制。这种激励机制的能量是巨大的，它远远超过企业总部对所属厂长、车间主任几百元奖金所起的作用；这种约束机制是非常残酷的，它远不是企业总
可惜这只是一种完美的沙盘推演，在现实生活中，似乎也并不缺乏只选择成本最低而质量也最低的下游企业，而它们也形成了另外一种威力巨大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少上游厂家也特别乐意接受这种能够降低成本、放松质量监管的“激励和约束”：少花力气多挣钱，这在哪儿都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浙江也不例外，而且情形似乎更严重。
浙江“小狗经济”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企业退出市场的路径匮乏。根据市场理论，当生产某种产品的企业过多，许多企业的利润很低或陷于亏损状态的时候，一批企业会从这个产业中退出，行业平均利润随之回升。
但由于“小狗经济”形态下的小企业处于高度的专业化分工状态，其固定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较高，一旦出现全行业衰退或企业亏损，经营者也很难将设备转用或转卖，所以企业主往往只将经营维持下去或偷工减料极力降低成本，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不断退化。此时，企业主之间正常的信任和承诺关系网络也就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再加上前文所说的约束机制的不确定性，更加剧了偷工减料之风的蔓延，这两者相伴而生，互相强化，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整个小企业集群的毁灭。
永康的保温杯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１９９５年５月，永康的不锈钢保温杯生产厂家数量开始逐步增加，到９月份之后，由于供销渠道畅通，制造成本（６０元左右）与市场销售价（２００－３００元）之间的利差推动，产品供不应求，大量五金制品的小企业纷纷转产，突击上马生产保温杯。
在１１－１２月份的高峰期间，有１３００家专事保温杯生产及与其配套的厂家，全市保温杯生产线扩张到２０００多条，１９９５年一年保温杯单项的产值估计在１５－１７亿元间。
竞争太激烈了，保温杯的价格迅速降到最低１５－２０元。这个价格的降低主要是靠偷工减料，而不是规模效应。
好景不长，１２月份之后，生产保温杯几乎无利可图了，产量开始急剧下降，两个月之后（即１９９６年２月份）月产值仅为高峰期的１／８。
保温杯厂的老板们都是“聪明人”，同样的不锈钢保温杯，花６０元的成本与５０元的成本，消费者和经销商一下子是看不出来的，但价格相差５元、１０元是谁都会在意的。
消费者慢慢会知道，保温杯行业偷工减料很厉害，但他们并不知道哪只保温杯是偷工减料过的。他们的最佳选择，只能是出更低的价。
结果是保温杯制造中的竞相偷工减料和质量上的恶性循环，直到低质量的杯完全占领市场。因为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在这里失灵了。在这样的市场环境里，只要任何一家厂生产出新产品，周边就迅速出现大量的模仿者，辛辛苦苦的创新得不到应有的创新利润，发明家们渐渐死去。特色经济区域的企业们只在价格上竞争，价格竞争转为成本竞争，成本竞争迫使企业只聘廉价的外地民工，还不敢花钱培训他们。便宜的不熟练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只能是粗制滥造的。
在浙江，这种“昙花一现”的产业经常冒出来。不少国内的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产品同构、技术档次低和个体私营企业业主只图“赚一票”的短期行为等等。
仅仅在永康，同样的历程还发生在衡器、煤气灶配件、铜火锅、电炊具、电动工具、铝杆拖把、健身器材上，这些产品都曾各领风骚一两年，短的甚至只有四个月的生命周期。滑板车的价格曾在２０００年一年内，从１０００元降到２５元！
一群老板的茫然
有个全国知名的反问句是这样说的——“你还怕钱多了扎手？”这个反问句在其他地方是带有很强的讽刺意义的，但在浙江却好像有点实话实说的意思了。
当有１万块钱的时候，下一步的目标肯定很明确，是１０万；有１０万的时候，目标是１００万……但是有５０００万的时候，下一步是继续挣一个亿还是停下来享受？在浙江，这的确成了一个问题。
和几年前相比，不少浙江人开始显得有点茫然——这时候，财富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再往前发展，却不像当初的小本生意那么好驾驭了。
杭州商学院的一位教授发现，对于浙江的民营企业来说，年销售额发展到８０００万至一亿元期间，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阵痛期，不少民营企业在这个时期出现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在浙江经济的代表地区温州和台州，资本的拥有者已经在这道龙门内外出现了分化。
那些手里有成百上千万资金、刚刚洗脚离地的农民。当初出来做生意只是为了生计，在紧缺经济下，原始积累非常容易地向他们汇拢而来。不少人做小生意不断积累和创造生意经，但当资金扩张到了一定程度，他们的似乎就有点不知所措了。有些人于是在这个门槛上停了下来——先把用于消费的钱抽出来，厂子就放在那里，不再扩大生产规模，保持一定的生意，有多的生意也不接，自己则成天在家里打牌。在浙江的不少村子里，几乎都可以看到一座座的庙宇和道观，困惑的老板们花钱修这些建筑显然是为了寄托失落的精神。
另一种人则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做了调整——以前纯粹是为了改善生活而做生意，现在则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而干事业，让资本增值成了他们的习惯动作。其实，这时候，多几百万少几百万对他们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影响。３０出头的南存辉１０年时间从一个补鞋匠做到亿万富翁，他的企业里帖着的标语已经明显地带上了政治理想色彩，有人总结说，这是因为私到极处便为公——钱多的花不完，有些企业家就需要得到社会理想作为自己进一步的动力，他的财富就变成了社会的财富，因为他们的人生目标变了。
华海药业的董事长陈保华受过正规本科教育，他和许多年轻的创业者一样，选择了这条理想化的道路，但他还是十分怀念当初白天拼命干活，晚上坐在床头数钱的简单生活，因为企业越做越大，压力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