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消费不仅仅是基于个体需要、动机、喜好之上的心理活动，也不仅仅是建立在理性算计之上的效用最大化过程。作为一种自我推动的社会过程，社会学取向的消费研究与处于社会中间层的中产阶级有不解之缘。本文回顾了关于中产阶级消费的一些社会学研究理论，并分析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及其用于中国具体研究时的可能具有的局限性。
由于其敏感而暧昧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处境，中产阶级从一开始形成就表现出特有的消费热情，并总是在社会消费与时尚兴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托克维尔在早年对美国的考察中指出，“如果问我人的哪种激情最受出身低下和家业不丰的影响和制约，我将认为是人对物质享乐的爱好。这种追求物质享乐的激情，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激情。它随这个阶级的发展而发展，随这个阶级的强大而强大，并随这个阶级的占有优势而占有优势。这种激情正是从中产阶级向社会的上层和一般老百姓扩散的”[i]也就是说，消费与时尚正是在中产阶级的兴起与不断壮大后才变得波澜壮阔的，而且我们也不难推断出中产阶级是“消费社会”的大众消费或者说现代消费的主力。因此，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消费研究也就从一开始就与中产阶级有了紧密的勾连。而且，由于“一方面，较低的社会阶层难以启动并发展得较慢，另一方面，就象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最高阶层往往最保守，都是些尚古的人”，[ii]中产阶级成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消费的理想对象，对现代消费尤其是阶层消费来说更为如此。因此，从早期有关消费的社会意义的初始研究，到有关消费社会的新近探讨，都可看出中产阶级与消费的关联及其意义。鉴于目前我国的消费不足主要是因为具有强大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的庞大的社会中等消费阶层的消费不足，[iii]因此梳理对于消费的社会学研究，以便从其中发现中产阶级消费的真正逻辑，不仅有助于发现一度被忽略的有关消费活动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而且对于目前的消费导向也就自然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思想
凡勃伦较早地涉及了消费的社会性动机与功能。在《有闲阶级论》中，他详细描述了当时特定的社会群体――新贵阶层或说“暴发户”的“炫耀性消费”。“炫耀性消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地位、声望动机。“炫耀性消费”本身并不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挥霍与浪费，其根本动机在于通过夸富式炫耀博得社会艳羡而提升其社会地位和声望、荣誉，从而获得社会性的自尊和满足。（2）财富攀比与竞争心理。也就是说，其主旨在于“斗富”，通过这样一些炫耀式消费活动，完成其社会性竞争与比较，这就使得炫耀性消费成为一种难以休止的金钱竞赛。（3）金钱区割原则。消费中的挥金如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与众不同，这样金钱成为一种社会区分的手段和工具。（4）金钱浪费。炫耀消费的结果是形成奢侈之风，造成财富的浪费。仅管对于从事炫耀消费的个人这种消费是有效用的，但他最终可能会在竞赛难以自拔。（5）代理消费与代理“有闲”。炫耀消费不仅可由消费者本进行，还可由其他人（比如侍从、家庭主妇、子女）代理进行，不仅表现为消费财物，还可表现为“消费”闲暇，其动机与功能也如出一辙。
需要声明的是，在凡勃伦的时代，中产阶级刚刚形成，不论是在阶级归属还是生活方式上，都不能算作真正的有闲阶级，都不具备进行凡勃伦式的炫耀性消费的经济基础，更多时候，他们只是炫耀性消费热情的旁观者。仅管如此，但由于社会上层消费方式的榜样效应，上行下效的社会时尚传播机制，中产阶级也或多或少的进行着炫耀性消费，如代理消费与代理有闲，但这充其量也只是很有限的。而在这时，中产阶级就已经表现出了其消费欲望的无限度与经济基础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二、齐美尔的“时尚”消费论
首先，齐美尔认为时尚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区分机制。“时尚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它以自身的方式和逻辑重构社会，“它一方面使既定的圈子和其他的社会圈子相互分离，另一方面，它使一个既定的社会圈子更加紧密――显示了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紧密联系。”[iv]因此，在时尚舞台上真正展现的不是或者说不主要是个体的喜与悲、苦与乐，而是社会各个阶层、群体以及社会空间分化与整合的社会逻辑。事实上，这也是消费的社会本质之一。
其次，时尚的双重目标：分化与同化。时尚正是通过这双重作用完成其社会区分功能的。“时沿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相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v]在时尚中，社会阶层的界线正是依此两种作用形成又不断突破与重建。“时尚一方面意味着相同阶层的联合，意味着一个以它为特征的社会圈子的共同性，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行为中，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界限不断地被突破。”[vi]而且这两种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是统合的需要而另一方面是分化的需要――有一方面缺席的话，时尚就无法形成而它的疆域将终结”。[vii]也就是说，时尚的内在机制在于树异与求同这两个相互矛盾但又共同作用、相互联系的对立统一过程。
第三，在时尚中，个体消费行为是自由与限制、主动与被动的矛盾统一。时尚自然是富含与张扬个性的，但并不能由此无视社会限制。因为“人以各种形式在外在性上做出牺牲，即，在外在性上受一般大众的支配，以保存内在自由的目的，时尚只是这些形式的一种”。[viii]正是自由与束缚之间不断更新的斗争和无尽的变化给时尚更多的发展空间。这种矛盾其实也是消费中个体社会处境的一种真实写照。
第四，时尚能够提升不重要的个体和群体，成为一种社会补偿机制。 “对于那些天性不够独立但又想使自己变得有点突出不凡、引人注意的个体而言，时尚是真正的运动场。通过使他们成为总体的代表和共同精神的体现，时尚甚至可以提升不重要的个体”。[ix]这可能也是中产阶级热衷于时尚的内在动力之一。
最后，时尚的传播机制是来自上行下效式的社会性模仿。
在齐美尔看来，由于其特异的天性和社会地位，中产阶级更易于与时尚产生互动。不仅中产阶级成为时尚传导的真正主力军，而且时尚本身就是中产阶级自我展现的社会舞台。在时尚形成与扩展中，中产阶级会热情地推波助澜，而在时尚潮流中，中产阶级总会发现与认同自我。他认为，中产阶级推动与加速了时尚进程及其变化。“历史地看，生活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级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等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已经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x]同时，在时尚流变中，中产阶级的易变与不安分得以充分的释放与展现，“相比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级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以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以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xi]
三、里斯曼的“他人导向”型消费思想
里斯曼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性格及其主导下的行为方式：传统导向型；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这种性格类型或者说生活方式其实也必然形成与之相对应的三种消费方式。“传统导向”性格的人个人行为易受其同龄人、种族和社会等级的影响，顺承传统行为模式。“内在导向”社会“个体导向的直接来源是内在的，即引导在早期的生活中由长者灌输，长者引导孩子走向一条普遍的却无从逃避的既定人生之路”。[xii]“他人导向”概念意味着过分重视其他人（或大众传媒代理人），而不太重视人格市场之类的社会体制。他指出，“所有他人导向性格的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均把同龄人视为个人导向的来源，这些同龄人无论是自己直接认识的或通过朋友和大众传媒认识的。当然这种也是内化了的，它依赖于早年生活烙下的痕迹。他人导向性格的人所追求的目标随着导向的不同而改变，只有追求过程本身和密切关注他人举止的过程终其一生不变”。[xiii]对于他人导向者而言，行动的方向和行动的选择要视其他人的态度而定。
而且里斯曼认为，这三种不同的社会性格类型是与不同地位的阶级群体是对应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性格的类型投入社会阶层的模子里，我敢说，‘旧的’中产阶级银行家、商人、小企业家、技术工程师等的典型性格是内在导向型；而‘新的’中产阶级，包括官僚、商人有薪职员等的典型性格是他人导向型”。[xiv]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性格类型与消费方式的关联，那么他们就是三种不同的消费方式。旧中产阶级是内在导向型的，而新中产阶级属于他人导向型的，而且由于消费社会的来临和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消费革命，中产阶级的这种他人导向性将会更加明显。
四、波德利亚的消费社会与符号消费论
（1）消费社会及其反思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越来越步入一个与传统社会相去甚远、大相径庭的社会，即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从消费的角度，波德利亚称其为“消费社会”。在他看来，“消费社会”首先是一个物质“丰裕”、“消费”便捷多样的物的社会。 “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他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xv]其次，“消费社会”是一个物质极大过剩的社会。“人们对未来的担扰不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物质的过剩，是对每一个人都表现出来的过剩……”。[xvi]第三，这是消费取代了生产成为社会导向的社会，消费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表现出来。第四，消费越来越多成为符号消费。第五，无休止的消费与浪费竞赛会使人们不胜其苦。这是波德利亚对于这个外表光鲜诱人的“消费社会”背后潜在的隐忧的反思。“然而在这里，我们重新进入了那种贪恋不舍的预言性话语之中、陷入了物品及其表面富裕的隐阱之中。不过，我们知道物品什么也不是，在其背后滋长着人际关系的空虚、滋长着物化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流通的空洞轮廓。我们期待着剧烈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会用和1968年的五月事件一样无法预料但却可以肯定的方式来打碎这白色的弥撒”。[xvii]事实上，中国社会目前也正面临着这个问题，虽然“严格说来，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其的繁荣以后，消费主义才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日常实践，在中华大地上开始四处蔓延”，[xviii]但如波德利亚所说的消费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也已经突显出来。而且，“自80年代中后期，就不断有人鼓吹‘高消费’，认为这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则为许多人纵情消费提供了崇高的理由”。[xix]这样波德利亚对于消费社会的思想也对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与消费行为有地一定的借鉴意义，
(2)符号消费
在波德利亚看来，现代消费与以往的最大区别就是符号消费。一般地我们将消费，理解为一种物质化的实践过程，这具体表现在对商品的购买、拥有和使用上，但波德利亚认为这只能是消费的前提，还不足以构成“消费”概念本身，“为了构成消费的对象，物必须成为符号。”基于这一理念，他对消费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substance）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xx]符号化的消费自然绝非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有其存在价值和社会功能的，“消费是一种道德维系符号和群体团结的系统：它同时是一种道德（一种意义形态的价值系统）、一种交往系统、一种交换结构”，“消费系统是以符号代码（物／符号）和差异性为基础的”，“消费是一种集体性的和主动性的行为，是一种约定，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价值系统，该词蕴含着群体团结和社会控制”。[xxi]不难看出，波德利亚更加重视了消费背后的意义和表征内涵，因为这些意义的作用在现代社会日渐突出，甚至会超出物的占用和使用本身。
事实上，消费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关于物的实践过程。即便是最初的基于生存的需要满足的消费也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因为不仅需要的类型、满足方式都是在特定文化中形成的。消费本来就是文化和社会的，因此消费品便总是具有意义的，只不过消费品的这种符号功能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消费得到特有的彰显而更加突出罢了。从文化社会意义上分析消费，可以看出消费很少不是符号性的，只有程度不同的区别而已。波德利亚对符号的强调，其实也是对消费的文化社会意义的一种强调。
中产阶级是否会更加注重符号消费，波德利亚并没有明说，但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中产阶级对符号消费的青睐是有据可寻的：其一，中产阶级的经济资本使他们能够不受生存需求的限制，有追逐符号的能力；其二，中产阶级地位的暧昧与变动不居，使他们对地位的敏超出其他阶层，他们更需要提升自我从而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符号消费则恰好具有此功能，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因此了解中产阶级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分析中产阶级符号消费背后的真正意义。
5、布迪厄的“品位区隔”论
味区隔”论布迪有关消费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该书的研究对象便是布尔乔亚式的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通过翔实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消费成为中产阶级在特定的场域中为了保持和提升其社会地位而追求品味以有别于其他阶层的策略性游戏。他认为，在对消费的研究中，“社会学力图确立文化商品的消费者及其对此类商品的鉴赏品位（taste）赖以产生的条件，同时描述出占用这些商品对象――在某种场合被视为艺术作品――的不同方式，以及形成这种被认为正统的（legitimate）占用方式的社会条件”。[xxii]其主要思想，用布氏本人的公式来表述就是：
｛惯习（资本）＋场域＝消费实践
在布迪厄看来，消费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社会实践。这样一种社会行为，首先具有“区隔”和标识的功能，是一种阶级“区隔”的方式，不同地位的阶级群体通过在其独特的消费行为基础上形成的消费模式相区分来。基于相异的“惯习”，不同的阶级群体在消费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文化欣赏“品位”，从而达成本群体的社会认同，与其他“品味”不合的外群体相区隔。因此，“被社会公认的人文学科（arts）的等级体系，以及在每一种人文学科内部，在各种风格、流派或时期内部的等级体系都与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体系相适应。这使鉴赏预先就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xxiii]布迪厄认为，消费作为一种符号性活动，是一种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实践，并不是直接产生或决定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实际上，消费是一种确立社会各群体差异的方式之一，而不是仅仅体现已有其他因素决定的差异。比如在劳动阶级内部的不同群体中，消费模式就有很大的差别：一些人希冀获得社会尊重，就会效仿较其地位较高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些意在获得直接的快乐和满足，就会对此抱一种释然的态度。
其次，不同的消费品味是基于不同群体在不同社会空间中形成的不同“惯习”之上的。由于“惯习”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的影响甚大，因而消费直接受家庭出身和教育程度的左右。以普通的饮食为例，比如对于身体，不同阶级的评价标准不尽相同，或重力量，或重健康，或重优美。工人阶级，由于其所从事的工作，要更加注意身体的力量，所以他们倾向于选择廉价而富有营养的食品；而中产阶级则偏好美味、保健、热量低的食品，以保持良好的体型。
第三，“品味”、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随不同阶级群体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和构成的不同而各异。资本数量限
制了可能的消费水平和能力；而不同类型的资本构成状况，则影响到消费决策的选择，资本构成不同，消费品味也大不相同。比如，那些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中上阶层，会讲求消费的档次、质量与品牌，会更多的在享受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上花功夫；而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较少的人则局限于生存性需求的满足，也就是说下等阶级的品味主要是生存必需所决定的，这与上等阶级不同，他们的资本更多从而不受生存必需的限制。。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新贵们会更加青睐如凡勃伦所说的“炫耀性消费”，而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群体则会推出其高雅的文化品味以与富人群体相区分。在消费领域发现的基本区别，甚至有甚于此，是奢侈（自由）品味与生存品味和对立。前者是那些远离生存必需能够自由便利获得资本的人的品味。后者在其调整中，表现的主要是为生存必需而生产的人的品味。因此，一个人的阶级更多的是由“品味”或“生活风格”而不是由生产方式中的地位所决定，“甚至确实是后者统治前者”。另外，品味不只是简单地反映了社会地位，而且是那些经济或政治等级高的人限制那些低阶的人接近并保持其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的一种手段。
第四，消费方式是在特定的场域中形成并得以表现的，因而受场域限制。在布迪厄眼中，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分化为大量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子系统——场域，而每一个场域都有自己
运行逻辑和游戏规则。在不同的场域中,都可以通过复杂而奥妙的方式体现社会差别。如果说在可能的场域中，奢侈品世界最适合于表现社会差别，那是因为区隔关系客观地蕴含在消费行为之中。自然，在商品生产场域和消费场域之间的逻辑上的吻合，是因为它们受到同一资本逻辑的支配。同时，场域是一个斗争的处所，其中展现的特定场中的权力关系，而消费场所无疑也是如此，其间表现的是不同阶级的符号斗争与支配关系。
同其它学科有关消费行为的研究以样,社会学关于中产阶级消费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基本的假设与前提的基础之上的。就现有的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而言,一般包含了以下假设:其一,消费在本质上并非一个积极主动的个体理性行为过程,这是一个受外在力量与他人引导的过程；其二，阶层与社会地位是理解消费行为的关键因素，保持与提升社会地位是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动机；其三，模仿、从众、攀比、争胜是消费行为背后潜在的的社会心理规律。这一规律是沿着社会阶层由高向低得、自上而下的进行的。其四，社会上层为了维系与表现其优越的身份、地位，必然不断地通过消费进行着社会区隔，这种社会区分的逻辑是消费行为的根本逻辑。自然，这些假设与前提并非无懈可击，但它提供了一个理解消费的新视角，成为透视消费行为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中产阶级消费本身已经超出了心理学关于消费的个体需求“推力说”和消费品吸引的“拉力说”，也同时超越了经济学范畴那种理性为效用最大化的算计过程。中产阶级的这种社会意义为我们理解其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其一，中产阶级消费更多有超越了基于生活必需品的使用、消耗等原始意义上的消费，多少具有一种“奢侈”性的逻辑，这种奢侈的逻辑本身具有其社会意义。其二，中产阶级的消费所具有的象征性，使其本身具有了符号消费的功能，认识到这种消费符号或符号消费背后的真正含义，是理解其社会意义的关键。其三，中产阶级的消费同现代文化的发展一样，沿两个相反方向同时发展，一方面通过消费把相同阶层的成员汇集起来，形成一定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又在日渐个性化，展现出消费中的自由与多样化。其四，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同其暧昧的社会地位不无关系，社会地位是理解其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由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消费行为的背后决不只有个体的心理、经济考虑，更多地包含了分化与整合的社会逻辑,这种逻辑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着社会空间与社会关系。而这正是那些将消费仅仅看作是一种心理行为和经济算计过程的理论所忽略的或者说不能看到的，但显然在现代社会这种逻辑更值得重视。
这些理论从微观的个人社会性消费动机、消费的社会功能、消费的社会心理、消费的社会背景及其演变、消费方式形成的阶级基本及其表现等方面对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多方面的解释，无疑对于我们理解与分析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有很大的帮助。但当前的中国中产阶级主要是“第一代”，他们不仅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而且也是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现象的产物，同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一样，中产阶级仍然处于演变与发展时期。因此，不应该把中国中产阶级看成是已经稳定和静止的，相反，应该把它看作正在进行的形成和再生的历史过程。如此一来，中国中产阶级便具有了与一般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同的特征。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理论只是对西方国家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中产阶级消费行为的不同解释，考虑到当代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复杂性和初生性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消费社会的渗透与扩张能力、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消费革命等等，就不能回避这些理论的有限的解释力与局限性。由于时空压缩式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方面临着更加剧烈的冲突、迅速的更替与更为无奈的适应与调适。而这些消费理论对此难以提供圆满的解释。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当代国产阶级时就应该有适当的扬弃与选择，同时也有待进行一些更加具体、认真的经验研究，才能真正认识与解释当代中国特殊背景中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
注释：
[i]［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M]，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60-661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德］齐美尔著、费勇等译：：《时尚的哲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88、93、72、73、75、85、78、88、89页。
［11］［12］［13］［美］大卫•里斯曼著、王昆等译：《孤独的人群》[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20、19页。
[iii] 李培林：阶层消费：启动经济的的一个重要视点。[J]《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4］、［15］［16］波德利亚著：《消费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2、30、231页。
［17］、［18］成伯清：“消费主义离我们有多远”[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75页。
［19］［20］ 博德里拉：《物的体系》[M]，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25页、47－49页。
［21］［22］。
参考文献：
凡勃伦、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M],商务印书馆1997年。
成伯清：“现代西方社会学有关大众消费的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罗钢、王中枕主编：《消费文化读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作者：王建平（1970－）男，汉族，陕西洛南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Email: [email protected]，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广东 广州 51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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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敏感而暧昧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处境，中产阶级从一开始形成就表现出特有的消费热情，并总是在社会消费与时尚兴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托克维尔在早年对美国的考察中指出，“如果问我人的哪种激情最受出身低下和家业不丰的影响和制约，我将认为是人对物质享乐的爱好。这种追求物质享乐的激情，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激情。它随这个阶级的发展而发展，随这个阶级的强大而强大，并随这个阶级的占有优势而占有优势。这种激情正是从中产阶级向社会的上层和一般老百姓扩散的”[i]也就是说，消费与时尚正是在中产阶级的兴起与不断壮大后才变得波澜壮阔的，而且我们也不难推断出中产阶级是“消费社会”的大众消费或者说现代消费的主力。因此，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消费研究也就从一开始就与中产阶级有了紧密的勾连。而且，由于“一方面，较低的社会阶层难以启动并发展得较慢，另一方面，就象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最高阶层往往最保守，都是些尚古的人”，[ii]中产阶级成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消费的理想对象，对现代消费尤其是阶层消费来说更为如此。因此，从早期有关消费的社会意义的初始研究，到有关消费社会的新近探讨，都可看出中产阶级与消费的关联及其意义。鉴于目前我国的消费不足主要是因为具有强大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的庞大的社会中等消费阶层的消费不足，[iii]因此梳理对于消费的社会学研究，以便从其中发现中产阶级消费的真正逻辑，不仅有助于发现一度被忽略的有关消费活动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而且对于目前的消费导向也就自然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思想
凡勃伦较早地涉及了消费的社会性动机与功能。在《有闲阶级论》中，他详细描述了当时特定的社会群体――新贵阶层或说“暴发户”的“炫耀性消费”。“炫耀性消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地位、声望动机。“炫耀性消费”本身并不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挥霍与浪费，其根本动机在于通过夸富式炫耀博得社会艳羡而提升其社会地位和声望、荣誉，从而获得社会性的自尊和满足。（2）财富攀比与竞争心理。也就是说，其主旨在于“斗富”，通过这样一些炫耀式消费活动，完成其社会性竞争与比较，这就使得炫耀性消费成为一种难以休止的金钱竞赛。（3）金钱区割原则。消费中的挥金如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与众不同，这样金钱成为一种社会区分的手段和工具。（4）金钱浪费。炫耀消费的结果是形成奢侈之风，造成财富的浪费。仅管对于从事炫耀消费的个人这种消费是有效用的，但他最终可能会在竞赛难以自拔。（5）代理消费与代理“有闲”。炫耀消费不仅可由消费者本进行，还可由其他人（比如侍从、家庭主妇、子女）代理进行，不仅表现为消费财物，还可表现为“消费”闲暇，其动机与功能也如出一辙。
需要声明的是，在凡勃伦的时代，中产阶级刚刚形成，不论是在阶级归属还是生活方式上，都不能算作真正的有闲阶级，都不具备进行凡勃伦式的炫耀性消费的经济基础，更多时候，他们只是炫耀性消费热情的旁观者。仅管如此，但由于社会上层消费方式的榜样效应，上行下效的社会时尚传播机制，中产阶级也或多或少的进行着炫耀性消费，如代理消费与代理有闲，但这充其量也只是很有限的。而在这时，中产阶级就已经表现出了其消费欲望的无限度与经济基础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二、齐美尔的“时尚”消费论
首先，齐美尔认为时尚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区分机制。“时尚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它以自身的方式和逻辑重构社会，“它一方面使既定的圈子和其他的社会圈子相互分离，另一方面，它使一个既定的社会圈子更加紧密――显示了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紧密联系。”[iv]因此，在时尚舞台上真正展现的不是或者说不主要是个体的喜与悲、苦与乐，而是社会各个阶层、群体以及社会空间分化与整合的社会逻辑。事实上，这也是消费的社会本质之一。
其次，时尚的双重目标：分化与同化。时尚正是通过这双重作用完成其社会区分功能的。“时沿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相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v]在时尚中，社会阶层的界线正是依此两种作用形成又不断突破与重建。“时尚一方面意味着相同阶层的联合，意味着一个以它为特征的社会圈子的共同性，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行为中，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界限不断地被突破。”[vi]而且这两种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是统合的需要而另一方面是分化的需要――有一方面缺席的话，时尚就无法形成而它的疆域将终结”。[vii]也就是说，时尚的内在机制在于树异与求同这两个相互矛盾但又共同作用、相互联系的对立统一过程。
第三，在时尚中，个体消费行为是自由与限制、主动与被动的矛盾统一。时尚自然是富含与张扬个性的，但并不能由此无视社会限制。因为“人以各种形式在外在性上做出牺牲，即，在外在性上受一般大众的支配，以保存内在自由的目的，时尚只是这些形式的一种”。[viii]正是自由与束缚之间不断更新的斗争和无尽的变化给时尚更多的发展空间。这种矛盾其实也是消费中个体社会处境的一种真实写照。
第四，时尚能够提升不重要的个体和群体，成为一种社会补偿机制。 “对于那些天性不够独立但又想使自己变得有点突出不凡、引人注意的个体而言，时尚是真正的运动场。通过使他们成为总体的代表和共同精神的体现，时尚甚至可以提升不重要的个体”。[ix]这可能也是中产阶级热衷于时尚的内在动力之一。
最后，时尚的传播机制是来自上行下效式的社会性模仿。
在齐美尔看来，由于其特异的天性和社会地位，中产阶级更易于与时尚产生互动。不仅中产阶级成为时尚传导的真正主力军，而且时尚本身就是中产阶级自我展现的社会舞台。在时尚形成与扩展中，中产阶级会热情地推波助澜，而在时尚潮流中，中产阶级总会发现与认同自我。他认为，中产阶级推动与加速了时尚进程及其变化。“历史地看，生活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级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等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已经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x]同时，在时尚流变中，中产阶级的易变与不安分得以充分的释放与展现，“相比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级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以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以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xi]
三、里斯曼的“他人导向”型消费思想
里斯曼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性格及其主导下的行为方式：传统导向型；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这种性格类型或者说生活方式其实也必然形成与之相对应的三种消费方式。“传统导向”性格的人个人行为易受其同龄人、种族和社会等级的影响，顺承传统行为模式。“内在导向”社会“个体导向的直接来源是内在的，即引导在早期的生活中由长者灌输，长者引导孩子走向一条普遍的却无从逃避的既定人生之路”。[xii]“他人导向”概念意味着过分重视其他人（或大众传媒代理人），而不太重视人格市场之类的社会体制。他指出，“所有他人导向性格的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均把同龄人视为个人导向的来源，这些同龄人无论是自己直接认识的或通过朋友和大众传媒认识的。当然这种也是内化了的，它依赖于早年生活烙下的痕迹。他人导向性格的人所追求的目标随着导向的不同而改变，只有追求过程本身和密切关注他人举止的过程终其一生不变”。[xiii]对于他人导向者而言，行动的方向和行动的选择要视其他人的态度而定。
而且里斯曼认为，这三种不同的社会性格类型是与不同地位的阶级群体是对应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性格的类型投入社会阶层的模子里，我敢说，‘旧的’中产阶级银行家、商人、小企业家、技术工程师等的典型性格是内在导向型；而‘新的’中产阶级，包括官僚、商人有薪职员等的典型性格是他人导向型”。[xiv]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性格类型与消费方式的关联，那么他们就是三种不同的消费方式。旧中产阶级是内在导向型的，而新中产阶级属于他人导向型的，而且由于消费社会的来临和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消费革命，中产阶级的这种他人导向性将会更加明显。
四、波德利亚的消费社会与符号消费论
（1）消费社会及其反思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越来越步入一个与传统社会相去甚远、大相径庭的社会，即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从消费的角度，波德利亚称其为“消费社会”。在他看来，“消费社会”首先是一个物质“丰裕”、“消费”便捷多样的物的社会。 “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他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xv]其次，“消费社会”是一个物质极大过剩的社会。“人们对未来的担扰不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物质的过剩，是对每一个人都表现出来的过剩……”。[xvi]第三，这是消费取代了生产成为社会导向的社会，消费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表现出来。第四，消费越来越多成为符号消费。第五，无休止的消费与浪费竞赛会使人们不胜其苦。这是波德利亚对于这个外表光鲜诱人的“消费社会”背后潜在的隐忧的反思。“然而在这里，我们重新进入了那种贪恋不舍的预言性话语之中、陷入了物品及其表面富裕的隐阱之中。不过，我们知道物品什么也不是，在其背后滋长着人际关系的空虚、滋长着物化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流通的空洞轮廓。我们期待着剧烈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会用和1968年的五月事件一样无法预料但却可以肯定的方式来打碎这白色的弥撒”。[xvii]事实上，中国社会目前也正面临着这个问题，虽然“严格说来，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其的繁荣以后，消费主义才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日常实践，在中华大地上开始四处蔓延”，[xviii]但如波德利亚所说的消费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也已经突显出来。而且，“自80年代中后期，就不断有人鼓吹‘高消费’，认为这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则为许多人纵情消费提供了崇高的理由”。[xix]这样波德利亚对于消费社会的思想也对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与消费行为有地一定的借鉴意义，
(2)符号消费
在波德利亚看来，现代消费与以往的最大区别就是符号消费。一般地我们将消费，理解为一种物质化的实践过程，这具体表现在对商品的购买、拥有和使用上，但波德利亚认为这只能是消费的前提，还不足以构成“消费”概念本身，“为了构成消费的对象，物必须成为符号。”基于这一理念，他对消费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substance）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xx]符号化的消费自然绝非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有其存在价值和社会功能的，“消费是一种道德维系符号和群体团结的系统：它同时是一种道德（一种意义形态的价值系统）、一种交往系统、一种交换结构”，“消费系统是以符号代码（物／符号）和差异性为基础的”，“消费是一种集体性的和主动性的行为，是一种约定，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价值系统，该词蕴含着群体团结和社会控制”。[xxi]不难看出，波德利亚更加重视了消费背后的意义和表征内涵，因为这些意义的作用在现代社会日渐突出，甚至会超出物的占用和使用本身。
事实上，消费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关于物的实践过程。即便是最初的基于生存的需要满足的消费也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因为不仅需要的类型、满足方式都是在特定文化中形成的。消费本来就是文化和社会的，因此消费品便总是具有意义的，只不过消费品的这种符号功能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消费得到特有的彰显而更加突出罢了。从文化社会意义上分析消费，可以看出消费很少不是符号性的，只有程度不同的区别而已。波德利亚对符号的强调，其实也是对消费的文化社会意义的一种强调。
中产阶级是否会更加注重符号消费，波德利亚并没有明说，但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中产阶级对符号消费的青睐是有据可寻的：其一，中产阶级的经济资本使他们能够不受生存需求的限制，有追逐符号的能力；其二，中产阶级地位的暧昧与变动不居，使他们对地位的敏超出其他阶层，他们更需要提升自我从而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符号消费则恰好具有此功能，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因此了解中产阶级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分析中产阶级符号消费背后的真正意义。
5、布迪厄的“品位区隔”论
味区隔”论布迪有关消费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该书的研究对象便是布尔乔亚式的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通过翔实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消费成为中产阶级在特定的场域中为了保持和提升其社会地位而追求品味以有别于其他阶层的策略性游戏。他认为，在对消费的研究中，“社会学力图确立文化商品的消费者及其对此类商品的鉴赏品位（taste）赖以产生的条件，同时描述出占用这些商品对象――在某种场合被视为艺术作品――的不同方式，以及形成这种被认为正统的（legitimate）占用方式的社会条件”。[xxii]其主要思想，用布氏本人的公式来表述就是：
｛惯习（资本）＋场域＝消费实践
在布迪厄看来，消费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社会实践。这样一种社会行为，首先具有“区隔”和标识的功能，是一种阶级“区隔”的方式，不同地位的阶级群体通过在其独特的消费行为基础上形成的消费模式相区分来。基于相异的“惯习”，不同的阶级群体在消费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文化欣赏“品位”，从而达成本群体的社会认同，与其他“品味”不合的外群体相区隔。因此，“被社会公认的人文学科（arts）的等级体系，以及在每一种人文学科内部，在各种风格、流派或时期内部的等级体系都与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体系相适应。这使鉴赏预先就具备了标志‘等级’的功能”。[xxiii]布迪厄认为，消费作为一种符号性活动，是一种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实践，并不是直接产生或决定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实际上，消费是一种确立社会各群体差异的方式之一，而不是仅仅体现已有其他因素决定的差异。比如在劳动阶级内部的不同群体中，消费模式就有很大的差别：一些人希冀获得社会尊重，就会效仿较其地位较高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些意在获得直接的快乐和满足，就会对此抱一种释然的态度。
其次，不同的消费品味是基于不同群体在不同社会空间中形成的不同“惯习”之上的。由于“惯习”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的影响甚大，因而消费直接受家庭出身和教育程度的左右。以普通的饮食为例，比如对于身体，不同阶级的评价标准不尽相同，或重力量，或重健康，或重优美。工人阶级，由于其所从事的工作，要更加注意身体的力量，所以他们倾向于选择廉价而富有营养的食品；而中产阶级则偏好美味、保健、热量低的食品，以保持良好的体型。
第三，“品味”、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随不同阶级群体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和构成的不同而各异。资本数量限
制了可能的消费水平和能力；而不同类型的资本构成状况，则影响到消费决策的选择，资本构成不同，消费品味也大不相同。比如，那些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中上阶层，会讲求消费的档次、质量与品牌，会更多的在享受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上花功夫；而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都较少的人则局限于生存性需求的满足，也就是说下等阶级的品味主要是生存必需所决定的，这与上等阶级不同，他们的资本更多从而不受生存必需的限制。。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新贵们会更加青睐如凡勃伦所说的“炫耀性消费”，而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群体则会推出其高雅的文化品味以与富人群体相区分。在消费领域发现的基本区别，甚至有甚于此，是奢侈（自由）品味与生存品味和对立。前者是那些远离生存必需能够自由便利获得资本的人的品味。后者在其调整中，表现的主要是为生存必需而生产的人的品味。因此，一个人的阶级更多的是由“品味”或“生活风格”而不是由生产方式中的地位所决定，“甚至确实是后者统治前者”。另外，品味不只是简单地反映了社会地位，而且是那些经济或政治等级高的人限制那些低阶的人接近并保持其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的一种手段。
第四，消费方式是在特定的场域中形成并得以表现的，因而受场域限制。在布迪厄眼中，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分化为大量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子系统——场域，而每一个场域都有自己
运行逻辑和游戏规则。在不同的场域中,都可以通过复杂而奥妙的方式体现社会差别。如果说在可能的场域中，奢侈品世界最适合于表现社会差别，那是因为区隔关系客观地蕴含在消费行为之中。自然，在商品生产场域和消费场域之间的逻辑上的吻合，是因为它们受到同一资本逻辑的支配。同时，场域是一个斗争的处所，其中展现的特定场中的权力关系，而消费场所无疑也是如此，其间表现的是不同阶级的符号斗争与支配关系。
同其它学科有关消费行为的研究以样,社会学关于中产阶级消费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基本的假设与前提的基础之上的。就现有的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而言,一般包含了以下假设:其一,消费在本质上并非一个积极主动的个体理性行为过程,这是一个受外在力量与他人引导的过程；其二，阶层与社会地位是理解消费行为的关键因素，保持与提升社会地位是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动机；其三，模仿、从众、攀比、争胜是消费行为背后潜在的的社会心理规律。这一规律是沿着社会阶层由高向低得、自上而下的进行的。其四，社会上层为了维系与表现其优越的身份、地位，必然不断地通过消费进行着社会区隔，这种社会区分的逻辑是消费行为的根本逻辑。自然，这些假设与前提并非无懈可击，但它提供了一个理解消费的新视角，成为透视消费行为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中产阶级消费本身已经超出了心理学关于消费的个体需求“推力说”和消费品吸引的“拉力说”，也同时超越了经济学范畴那种理性为效用最大化的算计过程。中产阶级的这种社会意义为我们理解其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其一，中产阶级消费更多有超越了基于生活必需品的使用、消耗等原始意义上的消费，多少具有一种“奢侈”性的逻辑，这种奢侈的逻辑本身具有其社会意义。其二，中产阶级的消费所具有的象征性，使其本身具有了符号消费的功能，认识到这种消费符号或符号消费背后的真正含义，是理解其社会意义的关键。其三，中产阶级的消费同现代文化的发展一样，沿两个相反方向同时发展，一方面通过消费把相同阶层的成员汇集起来，形成一定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又在日渐个性化，展现出消费中的自由与多样化。其四，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同其暧昧的社会地位不无关系，社会地位是理解其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由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消费行为的背后决不只有个体的心理、经济考虑，更多地包含了分化与整合的社会逻辑,这种逻辑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着社会空间与社会关系。而这正是那些将消费仅仅看作是一种心理行为和经济算计过程的理论所忽略的或者说不能看到的，但显然在现代社会这种逻辑更值得重视。
这些理论从微观的个人社会性消费动机、消费的社会功能、消费的社会心理、消费的社会背景及其演变、消费方式形成的阶级基本及其表现等方面对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多方面的解释，无疑对于我们理解与分析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有很大的帮助。但当前的中国中产阶级主要是“第一代”，他们不仅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而且也是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现象的产物，同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一样，中产阶级仍然处于演变与发展时期。因此，不应该把中国中产阶级看成是已经稳定和静止的，相反，应该把它看作正在进行的形成和再生的历史过程。如此一来，中国中产阶级便具有了与一般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同的特征。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理论只是对西方国家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中产阶级消费行为的不同解释，考虑到当代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复杂性和初生性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消费社会的渗透与扩张能力、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消费革命等等，就不能回避这些理论的有限的解释力与局限性。由于时空压缩式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方面临着更加剧烈的冲突、迅速的更替与更为无奈的适应与调适。而这些消费理论对此难以提供圆满的解释。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当代国产阶级时就应该有适当的扬弃与选择，同时也有待进行一些更加具体、认真的经验研究，才能真正认识与解释当代中国特殊背景中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
注释：
[i]［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M]，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60-661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德］齐美尔著、费勇等译：：《时尚的哲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88、93、72、73、75、85、78、88、89页。
［11］［12］［13］［美］大卫•里斯曼著、王昆等译：《孤独的人群》[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20、19页。
[iii] 李培林：阶层消费：启动经济的的一个重要视点。[J]《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4］、［15］［16］波德利亚著：《消费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2、30、231页。
［17］、［18］成伯清：“消费主义离我们有多远”[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75页。
［19］［20］ 博德里拉：《物的体系》[M]，载于《让－博德里拉文选》第25页、47－49页。
［21］［22］。
参考文献：
凡勃伦、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M],商务印书馆1997年。
成伯清：“现代西方社会学有关大众消费的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罗钢、王中枕主编：《消费文化读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作者：王建平（1970－）男，汉族，陕西洛南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Email: [email protected]，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广东 广州 51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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