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产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文化产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文化竞争力问题逐渐被各国重视。1998年经历金融风暴的韩国提出 “文化立国”，以适应知识经济潮流，提高国际竞争力；2000年新加坡制定文艺复兴城市战略，确立把新加坡发展为“世界级艺术中心”的目标；2003年英国发布伦敦文化战略草案，维护和增强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地位；另外，美、日等国都有这方面相应战略提出。目前上述各国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经济的重要支柱性产业，上述各国中除新加坡外，几乎都是文化产业输出大国。
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际竞争力来源于廉价劳动力、廉价自然资源，依靠这种模式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正面临提升文化竞争力，促使中国经济由产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文化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
文化产生的根本问题是文化竞争力。如何提升文化竞争力？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文化民族主义思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找资源，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以此来抗衡外来文化的冲击，把提升文化竞争力等同于提升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对抗水平，把文化竞争力看成是文化战斗力，事实恰恰相反，文化竞争力的提升和军事竞争力的提升不是一个概念，在“经济全球化”、“数字地球”、“地球村”时代，它和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一样，是通过参与世界文化新格局的建构来实现的，今天没有任何一国可以孤悬于世界之外，单独地发展经济，同样文化也不能，地球村时代，经济和文化都必须在“贸易”中求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是经济、文化的前提。由此，在我看来，我们要对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观念保持足够的警惕。复兴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等等，一般说来，这种说法是不错的，但是，常常这种思路里包含着某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成分，这些人认为，文化竞争力只有依靠民族传统、民族信念、民族智慧、民族根基，所谓提高文化竞争力就是提高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等等。这种做法一直为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主义者注重，他们坚持中体西用，文化上以民族主义对待之，技术上以拿来主义对待之，结果呢？中国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1875年11月，李鸿章 因“牡丹社事件”与日本外交公使森有礼议和，之后，李鸿章闲谈，李鸿章道：“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乃贤明之举，我国服装纺织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如今却要模仿欧服，实在要付出莫大的冗费。阁下对贵国舍旧服而仿欧俗，抛弃本国独立精神而甘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耻？”森有礼回答：“毫无羞耻之处，相反，我们对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对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我国旧服宽大而不轻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慢慢致贫，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得到无限回报。” [1]这段交谈被日本外务省的官方文件记录在案，记录的文字是英文。 李鸿章不知道，发生在19世纪的那场日本改革，不独是服装，而是在文化整体上一次脱亚入欧的尝试——之后的事实证明，亚洲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欧化，但是，亚洲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保住了自己的文化血脉，一场毫无民族主义气息的文化拿来主义式变革，并没有导致民族文化的衰微，相反它可能彻底地挽救了民族文化，使民族传统文化经过改造而步入现代文化殿堂——成功地穿越了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泥淖期。文化何以发展，“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自己的根自然不能忘记，但是，更重要的是“取今”，从现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他国的文化中汲取养分，才能革新传统文化、振兴当代文化，进而达到“别立新宗”开创文化新途的目的。当然，日本的做法未必就是文化发展的唯一通路，更未必就合乎中国的状况，但是，很明显，发展文化，并不只是复兴民族传统文化就能做到的，而走狭隘文化民族主义之路，更是要不得。 提升文化竞争力，我们非常自然地会想到文化多元主义，许多人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发展文化的必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一般说来，文化多元比文化一元好，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超稳定的结构，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一元，元代、清代对于华夏文明来说都是异族统治，但是，异族统治并没有带来异族文化，儒家文明同化了外来者，而不是被这些外来者改造，许多人研究中国历史，搞不清楚中国历史为什么会那么稳定——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中国数千年封建史，没有受到异质文化的有力冲击，没有外部压力，内部就不会产生文化革新的需要，朝代可以更替，但是，那个文化一直没有变化，整个社会也就没有变化，一两百年经历一次改朝换代，但是社会形态没有变化。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是近代之后，西洋文化的进入，作为异质文化，真正对中国文化的神经产生了刺激作用，“民族”、“科学”、“进化”等词汇的进入，带来了中国文化的飞跃式进展。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被西化的过程，一方面，近代以降我们所面对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融含了东方文化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近代以降我们所面对的“西方文化”还是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文化现代化洗礼之后的西方文化，所以，不能简单地把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理解成史西化史，文化本来就是在共生中共融进而共进，交互发展和促进的过程，很难说，谁被谁同化了，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谁更开放，谁更愿意接受异质文化影响完成自我现代化更新的问题。
但是，笔者在此想要强调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在文化引进，进而是文化多元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缺乏文化共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这样的困境中：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丧失了，外来文化在中国又不能生根。在这种处境中，我们的文化一直是犹疑的、没有定性的，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崩溃已经100多年，但是，中国的真正自生性的现代文化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确立起来，所以这100年来，我们一直处于某种文化转型的状态中，当下我们的文化的诸多特征都是转型期文化的特征：1、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意志形态文化、大众意象形态文化之间存在不亲和的问题，社会文化割裂为互相抵牾的三大块，知识分子没有充当意识形态和意象形态之间缓冲器、调停人角色，意识形态文化逻辑和意象形态文化逻辑脱节；2、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脱节，由于户口制度等原因，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失去了固有的亲缘联系，经济上割裂为两个等级，文化上割裂人两个类型；3、中、西文化之间存在鸿沟，西来文化浸染，但却无法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西来文化常常处于孤立独存的状态，东方文化又浮游飘零，不能为当代人真正坚守，两者互不理会，多元杂处，却不能融会贯通；4、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割裂，近年来各地风行形式上的祭孔尊儒，但是，真正的儒教精神却早已湮没无闻，另一方面，五四以来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化又不能形成凝聚合力，现代文化内部矛盾割裂，不能以整合统一的面目与传统文化对话。以上种种，都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浑然杂处、万花缭乱，却不能融合交汇的特征。
凡此种种，都使笔者认定，中国当代文化的根本问题是多元杂处却不能融合交汇的问题，我们缺的不是多元文化，而是在文化多元之上的普遍共识——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共识。只有有共识的文化才是有竞争力的文化，否则就是一盘散沙的文化。没有主导精神的文化，没有大众共同支撑的文化，一句话，没有共识的文化，就不可能形成凝聚效应，就不可能有竞争力。它只能导致分裂——文化价值观的分裂，导致虚伪——真实发生效用的底层文化形态和显层文化形态脱节，导致萎缩——文化因为分裂和虚伪而缺乏创造性，没有生命活力。并不是多元文化就天然地能够带来文化竞争力的。“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不可谓不多元，戊戌、辛亥时代，由于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短时期内一连串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民族危机在大众心中成为十分严重迫切的问题，西来文化作为救命稻草为大众渴求，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成立，满族贵族统治被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国内获得短暂喘息机会，大众更是掀起实验各种主义和思想的热潮，可以说，西方的任何一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都可以找到代言人和信徒，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一时间，中国社会成了各种主义的实验场，但是，“五四”文化革命的结果是什么呢？“五四”之后中国社会的内战和割裂，中国文化的凋敝现实，充分说明，多元文化并不一定给民族带来福祗，五四文化的真正问题是：有多元，却没有共识，多元反而成了文化的坏处。
一个没有共识的文化就不可能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同，进而，一个没有文化共识的社会也就不会有大众的认同意识产生， 一个只有离心力没有向心力，只有离散力却没有凝聚力的文化，难以想象，会有竞争力。也因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建立文化共识的问题，文化需要多元活力，同时也需要共识的向心力。
建立文化共识，我们首先要树立大众主导的意识，未来的共识文化一定是和大众日常生活亲和的世俗文化，它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加，也不是知识分子意志形态的教导，而是大众意象形态的自我塑型，世俗文化的建构，不可能是某种单一政治力量主导，也不可能是某种精英意识主导，世俗文化的建构必须由世俗文化主体——大众来实现，只有真正实现了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才可能出现大众能接受的共识文化，实际上，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外部强加的，政治和精英的规驯只能短期起作用，真正的文化意识一定是自生性的，大众的世俗文化的共识，一定要有大众主体来建构。建立文化共识，树立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尊重大众的文化意愿，是前提。其次，市场经济时代，共识文化建构的途径应该是文化产业，文化建构应该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我们不能一提起文化就觉得它是“高高在上的，作用于人的灵魂的，是高标的，因而也是和市场对立的”，这样想，我们就错了，真正的大众的文化一定可消费的。没有可消费性的文化，一定是贵族的、脱离大众的、没落的。新的文化共识将以文化市场来建构：在文化消费的行为中，大众通过文化市场的消费行为参与文化建构，大众愿意付钱购买的文化产品渐渐地生存了下来，而那些脱离大众需要，不能给大众以真正的启迪和提升的产品则会失去市场和人心，慢慢的，大众通过市场消费行为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基准，也进而确立了文化共识，因此，建立文化共识，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重要的途径是发展文化产业，通过产业化途径繁荣文化，而不能再走过去的政治推动的老路，我们要相信市场，市场不仅仅带来经济效益，也会带来精神效益，好莱坞电影是市场化的，但是，谁能说，好莱坞电影不是正面宣传美国精神、美国共识的典范呢？中国也一样，市场并不像我们一些人文学者想象的那样堕落，相反市场有自己的高傲灵魂，有时候它比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要高傲得多。第三，建立文化共识，要从社会整合开始，如果我们的社会是割裂的，人为地割裂成城市和乡村、富人和穷人、官僚和贫民，文化共识就无从谈起。城市有城市的文化，乡村有乡村的文化，它们互不沟通，甚至彼此敌视，谈何共识？文化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社会的问题，只有社会的问题解决好了，文化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第四，重视知识、提倡创造，维护版权，为文化创生提供外部制度环境，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有共识的文化，一定是在制度环境上提倡创造，保护创造的文化，当下中国，要以维护版权为中心，重视文学艺术等创造性劳动，维护其合法权益，这是知识经济的要求，也是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发展的要求，没有这样的制度环境，文化产业就不会有真正的保障，文化就不可能有真正地创造性发展。
回顾10年前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笔者认为，其合理性在于它体现了这样的吁求：“中国需要度过转型期的杂然纷呈、缭乱杂处文化处境，确立新的中国文化精神。”作为这种吁求的体现，那场讨论是有价值的。但是，人文精神的建构和全球化的文化现实是不矛盾的，和当下的市场化文化现实是不矛盾的，和文化的世俗化倾向也是不矛盾的，不能认为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上述三方面原因造成的，而人文精神的建构就要逆向而动，反全球化、反市场化、反世俗化，在笔者看来，真正的人文精神其实就是在全球化、市场化、世俗化基础上形成的以大众为文化主体的，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文化共识”。确立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普世性文化理念，一个具有时代合理性的为大众接受的世俗化的共识文化的成型之日也就是新的人文精神得以建立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