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化正在掀起一场世界性经济文化转型，如果说二十一世纪将和人类历史上所有已经逝去的世纪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那么一定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的“全球化的世纪”。卫星电视、英特尔网络的全球化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国际流动，而且空前地带动了世界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区域文化向全球文化的转型，带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任何国家在这一转变面前都不能无动于衷。2000年1月，一份以探讨日本21世纪国际定位和发展方向的报告《日本21世纪的新目标》在日本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报告认为，为了迎接全球化挑战，日本必须进行一场与明治维新以及二战后民主改革相当的激进改革，并且就此提出了政策建议，如确立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鼓励外国人在日本定居等等。日本人在这场浪潮的面前是抱开放的态度的。但是，在中国，人们对待全球化的态度是矛盾的，行动是犹疑的，其主要原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保守性上，使中国人对全球化文化潮流先天地具有恐惧感，对世界文化具有认同障碍。笔者并非全球化的盲目乐观者，但是，笔者也不是全球化的盲目悲观者，为了迎接全球化，我们有必要，对我们的文化认同障碍进行认真的分析，特别是它的理论基础，如狭隘民族主义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等等进行批判性的讨论。
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是同步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诞生就是它的直接结果。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整体忧患意识、自强意识和赶超意识，它能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奋进心和凝聚力，所以在一个特定的层面上，它可以被认作是一种积极的思想；然而，民族主义是一口布满百合的陷阱，它同时也会导致孤立主义和对抗意识，拒绝同外族的融合、交流，拒绝对于世界性的普遍价值规范和政治、经济、外交操守的认同，从而自绝于世界大家庭之外。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社会的每一步进展都可以说布满了狭隘民族主义者失败的身影，“反清灭洋”（义和团）的失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的失败……都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失败，这是教训。而正面的经验则告诉我们，只有自觉地与狭隘的民族主义作斗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才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得到重大发展的时候。
“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工业经历了一个以倍数增长的过程，而五四文化的巨大成就更是众所周知，这和当时中国社会民族主义情绪减弱、世界主义眼光建立有很大的关系。近代中国是以一种强烈的屈辱感、自卑感来面对西方国家的，戊戌、辛亥时代，由于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短时期内一连串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民族主义的激烈情绪主宰了人们的思想。而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成立，满族贵族统治被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分享殊荣。值此之际，大批留学西欧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回国，为中国带来了世界主义眼光。他们开始站在世界性的高度上来思考建立理想的现代国家，与西方世界同步发展的问题，而不再是从狭隘民族主义出发将目光集中在“灭夷”、“制夷”、“驱夷”这样的问题上，狭隘民族主义受到怀疑。诚然此期间有“二十一条”的签订，１９１８年学生“礼貌请愿运动”和救国会一类组织的成立，以至“五四”运动中及运动后爱国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但是我们在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的是怀着对时代、对世界和平与人道的信念而从事“新中国”、“新社会”、“新教育”、“薪生活”建设的热情。富国强兵、抵御外辱的要求转变为与发达国家平等互助的愿望；军国主义教育方针为民主教育方针所取代；知识分子们大多不再单纯地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去认识、理解人的生存，而是从世界主义、人类生活一致性的角度去阐发、宣传民主、平等、自由、互助、美等等人类共同的生存准则，来构思文化女神的创造意义。总之，由于民族主义情感的减弱，“五四”时代，中国人展开了世界主义、理想主义的思想之翅，才使“五四”中国对世界文化抱着开放的态度，例如，１９１６年初曾经鼓吹德国式军国主义道路的陈独秀“五四”时就转而呼吁中国坚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思想，这种思想我们在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中可以找到注脚。文章作者以其特有的豪气说到：“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新潮起于东欧，……他（它）们一定要到远东，是确切不移的了。”在这里作者已经不再是用一种民族主义的抵触和抗击的思路来对待“世界新潮”，而是用一种乐观的与世界齐头并进的态度来对待了，作者想到的是预先筹备以迎接这世界大潮，而不是闭门锁国，“灭夷”、“制夷”、“驱夷”。
狭隘民族主义和地缘观念结合导致地缘民族主义，地缘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形式是“东西方对峙论”，东西方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片面地强调东西方对峙而看不到东西方的和解和共同发展，甚至将东西方矛盾说成是先天的、永恒的、无法和解的，这种观念不能不说是一种地缘民族主义情绪在作怪，它会使我们盲目地排斥西方、反对西方，看不到大多数西方国家不是我们的敌手而是我们的伙伴的事实，片面强调东方价值观念、东方立场，而和西方立场、西方价值观念不共戴天，这是所谓的东方主义的理论基础。
狭隘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结合就会导致政治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片面地强调政治对立，用简单的意识形态观点来划分世界，看不到即使是政治对立国家在经济发展、体育竞技、科技文教、反毒、反恐怖、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等等方面合作互惠的可能和前景，只讲对立不讲对立中的合作。
今天我们的国人不仅应该具有民族的、国家的眼光，还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我们不仅生活在民族中、国家中，还生活在世界中，我们不仅面对民族的、国家的问题，还面对世界性的问题，我们不仅应该具有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同时我们也应具有世界主义的胸襟和气度，有地球村村民的意识，在坚持独立性的同时充分地开放自己，积极地参与世界性合作与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世界的接纳，在交流与对话中与世界同步发展。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相对主义问题。食人部落的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有没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分？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有没有谁更人道的问题？宗法社会与现代法制社会有没有谁更合乎人性的区别？按照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系统，人们的行为来自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任何一种行为都只能用它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评判，不可能有一个一切社会都承认的，绝对的价值观念和标准。那么上述问题我们都无法获得答案。
就近代影响中国的民族主义而言，清末是反满，民国以后是反帝，实则都是伪构的矛盾或者说借以上位的幌子。从苏俄引进的阶级斗争，是不是这种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内向型延伸？至少在精神层面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融入世界的问题，很大程度是不是一种善良的想象？或者说这种设想对于具体的个体而言究竟有多大的必要性，能否扩展至普遍性的国民群体？至少在高踞云端的上帝看来，世界村的融合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性。善意或不善意、积极或被积极的强求全球化融合及标准性的讲求普世价值，倒有点当年苏俄的世界革命大一统的味道了。
当然文化相对主义并不是这样地不堪一击。文化相对主义的立足点是民族，而不是国家和阶级。但是，民族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这个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民族，只有具体的民族，在一个具体的民族中，必然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必然有阶级或者利益集团的划分，文化相对主义抹杀了民族中的这种划分，将一个民族抽象地看成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仿佛只要是属于一个民族，人们的利益就是一致的、同一的，人们就拥有一致的风俗，一致的信仰，一致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谎言。从这个角度讲，文化相对主义者的立论基础并不可靠，因为一个民族在大多数情形下并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有些统一的价值观念，如仁慈、悲悯等它属于人类而不是属于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中的被统治者和这个民族中的统治者处于对立之中，他们在利益上是对立的，怎么可能有一致的“民族的”价值体系？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文化相对主义是站不住脚的，所谓从“它本身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评判其行为”只是一厢情愿的假设，因为这个价值体系要么不存在（从国家的、民族的角度讲），要么就是一个狭隘的利益集团的狭隘的利害观念，从后者来评判，必然使任何评判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