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轻易论证中国社会那种混沌复杂中的秩序呢？但有些事情或可以给我们一点联想。曾看到一个猜数字的游戏：在1-100之间选定一个数字，力求使得这个数字在参加游戏的100人之中最接近平均数字的2/3.按照理性原则，显然应当选1。但是在无法了解其理性教养的人群的博弈中，无法保证这个选择是真正理性的。事实也是如此，很多人甚至选择67以上的数字。最后，那些更准确估计到未必理性的群众禀赋的人给出了20多的数字而成为胜利者。要点是，那些所谓未必理性的群众，当他们成为大多数的时候，仅仅因为其数量优势，而比较纯理性的人更正确得多（后者选择1）。每个给出的数字选择都发挥其现实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最终结果。每个数字一经选出，就将平均值拉向自己。每个选择既是主观选择，也成为不断构建的现实结果的一部分。即使大家都愚笨，但是愚笨中也有秩序，发现这个秩序才是真正的聪明，那就是大多数人是什么样的；大多数人的选择使得其自身成为正确。
　　这个游戏也许是对中国秩序的某种深刻揭示。在这个无神论辩证法的世界，没有多少共同面向终极存在的共识。现实秩序由大多数人自发甚至无理的能动构建而成。在这个自发构建的世界，“预言自我实现”，过程就是结果，主观成为客观。没有宗教理性，只有实践理性。人群多数的群众制造和决定一切（现实和原则），因此群众天然正确；人本主义（而非神本主义）下，世界由不断的建构而成，活的实践就是一切。一切都在于活的自由的实践，一切都是做出来的。同时，七巧板式（而非方砖式）的拼接互动、从众学习和遵守集体秩序、一往一还酬唱的频繁互动，审时度势的群体博弈，使得这种秩序无限扩展和内在稳定。结论就是，基于无神论辩证法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逻辑，并非出自理性原则和宗教道德的自上而下的构建，而是相反，是中国式的无神论辩证法特殊逻辑的产物，是一种自发性的群体和历史的自下而上互动构建，是一个没有形而上之物的纯粹的形式体系，是一套棋局式、群体博弈、以异同与形势为枢纽、高度趋同和学习型、高度灵活和自相适应的秩序。在此过程中，发展出强大的集体主义，群体博弈的秩序，以及基于同异之辨的学习和趋同的强烈意识。它和西方文明从理念出发的、高度理性化、系统设计、很大程度上自上而下的社会构建逻辑，在本质上就是分歧甚至颠倒的。中国政治的逻辑与此适应，是一种集体主义逻辑下纯粹的实用主义。
　　但如今这个几乎是纯粹形式体系和奉行实用主义的中国社会，却被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红线紧紧束缚，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个革命意识形态的本质，不过是在中西激烈碰撞的世局之下，以一种与己相通的西方意识形态为动员，借重社会主体人群甚至是底层人群的传统精神，重新塑造固执的古老道统所要求的“新社会”。抽取现存秩序的核心本质，对看似神秘莫测的诸多红线祛魅，这个被禁锢已久的现代中国才可能重新迈出步子。那就是一个在日益西方化的世界中生存着的、中国式无神论辩证法道统贯穿其中的、集体主义逻辑的、实用理性主导的、高度稳定的秩序体系。它又何取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呢？无非是之前的计划经济、行政控制、一元化政治。计划经济已经被废除，却又被一种血肉联系的张力不断唤回。高度的行政控制和一元政治，如今则日益成为要求政治改革的社会压力的具体指向。
　　对于本质上只是一套形式体系的中国社会而言，任何着眼重构的改革都必须着眼于形式本身，以及形式体系内涵的结构，或者最好叫做形势。舍着手于形与势的量变渐进的改革，想要按照高于形式的理念和原则进行预先设计，希图总体性和系统性的改革，从形而上的理念和系统设计入手进行改革，生硬移植西方体系，照搬一套显著不同的新形式（如有人鼓吹的直接引进具形具象的西方政治制度），急速改变中国社会的结构，是无视中国文化及其现存体制的本性，注定在开始就遇到不可抗拒的反对力量而无成。一则缺少可以借重和动员的力量。二则牵一发动全身，看似细节的变化也会扩散牵连到全局，从而使得细节的改革也举步维艰。三则可能失去改革所必需的控制性和大局的稳定（如今特别有人担心一旦改革后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分离主义，未必无理）。这些先验设计的改革路径适合于习惯于按照先验逻辑行事的西方民族，却不能适合于中国，它所带来的风险，它所包含的无知的盲区，足以使得任何负责任的政治家退避三舍，更难以赢得那些紧紧抱住自身既得利益不放、唯恐改变现状的官僚队伍的支持。对于这个似乎前路迷茫、不知改革将会赢得什么、又将失去何物的巨大民族国家，唯一的改革路径，是在自觉和厘清自身文化特性，以及深刻了解联系于这种文化特性的体制建构逻辑之后，相信这种文化特性和体制逻辑本身具有内在的可持续性、学习和适应能力，在不诉诸西方化抽象理念的同时，也识破和放弃那些消极过时的理念和教条（毛泽东时代体制构建中所依托的革命意识形态外壳及其种种制度红线），所谓去意识形态化，破除那种非依靠这些意识形态色彩的制度红线就会无以维持、天下大乱的迷信，让实用主义回归实用主义，让中国式的形式体系自身内涵的扩展逻辑实现其继续扩展，让它在全球化的世局下勇敢开放自身、开始新的环境适应过程，在世界视野下学习、在全球博弈中趋同、逐渐改变和调试自身、随时稳定而随时变迁，直到形成全新的形势，以渐进方式对体制完成重构。说到底，这是要取决于对自身文化的根本认识，并从这种认识取得信心。这说穿了是一个文化自觉和文化信心的问题。但是，这种信心也并不是毫无历史经验之依托的。国内三十年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中华文化圈民主化的成功（在西方国家之外几乎是特例），是可以支持这种信心的。只要识别本质而沿袭其自身构建逻辑，它可以与西方殊途同归。
　　简言之，对于中国的事情，要紧的是去除理念的干扰而紧盯实际的形式体系。所谓理念的干扰，既包括与中国文化基本逻辑不相容的西方理念及其现成的制度形式，特别还包括“可以理念先行”这样一种纯粹西方的理念；也包括旧时的革命意识形态及其紧密联系的制度红线。相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中具有本质性的辩证法逻辑下的形式体系，这些革命意识形态或者制度红线也是表面而已，它们显然在不断空心化。
　　中国社会的改革，事实上必然会以西方作为引领，但是这绝不等同于可以照搬一套具形具象的西方制度过来。中国可以最终建成一种功能上高度类似西方的政治制度体系，但是建构过程和建构结果不是一回事。同样一套制度，其有效运作仍要诉诸不同文化的秩序构建逻辑。在一种成熟而强势文化的社会中，生长一种异质的外来制度，其生长机理当然更要诉诸此时仅有的本土文化的路数。而这种路数的一大要害，就是纯粹的形式体系和纯粹的实用主义。它可以展望理念，却必须一刻也不离开在下的形式体系本身，不离开这一形式体系维持和扩展的基本逻辑、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