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体认到中国文化的辩证法道统，才能真正认清我们如今的处境和可能出路。如今的中国，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塑，却仍未摆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所造就的深层结构。但是，这不是外来意识形态的胜利。这是毛泽东一代政治家借用马列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辩证法道统的又一次复兴。在各种西方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独以其无神论和辩证法的精神内核与中国文化的道统一拍即合。这种西方气质的意识形态非常罕见的在中国落地生根，与百年来受尽屈辱而强烈排斥西方的民族意识竟然奇妙共鸣，显示出亲和力和动员力，正是两者精神内核高度一致的验证。而从辩证法的视角验看，毛的确是在忠实实践那种以无神论的辩证法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毛的独特和巨大影响，是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特定背景下，以一种颇具个性的方式重新阐释和唤醒了似乎沉睡已久的中国道统--中国式的辩证法。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谓毛泽东思想。他在身后几十年仍然限定着中国的行进方向。他的遗产，包括政治制度的结构、治理的示范效应、政治语言和既定的套路所隐含的政治逻辑和心理结构，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由他所塑造的几代人。这些遗产留存至今，仍将延续到此后很久的中国。现在的当政者既是他的遗产的受益者，如果不能充分理解，也不得不成为他的守墓人。直到达到对那个中国道统的自觉，他们乃至此后的政治才必会从中走出，突破毛所设定的疆界而实现真正的超越，并整合中国传统、革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重塑一种更崇高广大的中华道统。

　　所以，回首过去，马列主义如果不是其基本信条默契于那个辩证法的中国道统，就不会被这个民族接受。作为西方意识形态，它如果不能与中国文化互为表里，如果真的僭越中国文化的辩证法的道统，如果不是满足于仅仅作为一套大体合身的现代符号系统的包装，一个唤醒中国文化的辩证法道统的方式，而是反客为主，中共就不会有如今的成就。这个组织是始终依靠那些在毛泽东乃至邓小平近乎通过自身将其人格化了的中国式辩证法的道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展望今后，如果中共对这一历史经验缺乏自觉，从而错误的定位自身，不仅必定会丢失那些真正将自己导向成功的利器，而且也将陷自身于如今已经缺乏包容性和号召力的过时的意识形态的困境之中。这种困境越来越广泛。丰富实践造成的惯例、传统、无形规则的体系，如果不是在中国式辩证法的视角上得到梳理，如果只是以一种缺少自觉的惯性的力量发挥作用，那将是对前程的巨大贻误。

　　进一步考察更晚近的改革开放时代。三十年改革开放创造的中国奇迹，使得关于中国模式的各种争论甚嚣尘上。在各种说法当中，其实很少有能够切中肯綮的见识。胡鞍钢倒是说过，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二”。虽然模模糊糊，却看似已经指向中国式的无神论的辩证法。是的，所谓中国模式，正是这种中国式辩证法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科技文明和市场经济当中的演绎和展示，是辩证法文化传统及其社会结构在新时期新环境的一次扩展。而所谓“二”不过是对这种辩证法文化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表现的初步的自觉。从辩证法的视角而言，对立两方的范畴决定一切。可以看看中国模式是建立在哪些新范畴之上的。在高度专制集权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发展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采取了相当严格的计划经济，维护了最典型的城乡二元模式，形成了高度封闭的国内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切面对一个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迅速找到了自身的对方，把几千年的对手戏从中国推向世界。正是因为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的独特性，尤其是六十年来革命政权的独特、封闭、孤立，改革开放当中的碰撞、对原有模式的否定、扩展中国视野为世界视野、变中国戏剧为世界戏剧的过程就更为清晰自觉。在国内政治社会经济治理中高度成熟的对手戏的治理手段，敏锐的在全球化洪流中找到了自己更大的舞台。一进一退，一内一外，一收一放，两条腿走路。完全异质的东西可以互为表里，完全对立的两方可以互为补充，完全冲突的东西可以紧紧绑定在一起并相互支持。总而言之，对外开放激活了一切，在高度对立的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手戏必将充满活力、无比恢弘。所以，中国模式是当然存在的。具体些而言，就是在前此未有的尺度和规模上，将那种中国文化因其辩证法禀赋而具备的超强扩展能力（将一切对方拉入对手戏之中）充分展现出来，在这个独特文化与高度异质的西方文化之间开始对话。乐观而且合理的说，虽然一定不免几经波折，但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中国文化的强势扩展或者会与之前西方文明的强势扩展具有可比的规模、意义。西方文明那种“自我扩展的秩序”或许并非唯一。

　　只有对于中国文化辩证法传统及其近现代的演绎发生根本性的自觉，才能触及这个中国世界，才能正视中国的现实与环境，才能说服开始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必需的改变，也才能有把握的抉择需要的改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