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荣敬本、崔之元，1998），但这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成为实践形态的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取决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取决于实践本身（刘岳、宋棠，2006）。

在J市农村，当地政府推动的“建设村级综合文化室”（包括“农家书屋”、体育活动室、计划生育服务站等）、“送图书、送电影、送文艺”等“送文化”下乡活动，具体到农村要么次数很少，要么群众反响冷淡，要么沦为一种形式。村干部之所以在年度工作计划中增加公共文化服务条目，大多是因为上级政府要求的政绩考核，而并非基于对当地农民的调查。政绩考核任务和指标的完成情况，是上级政府考核、评价和衡量下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考核结果直接关系到被考核对象的切身利益。从这一点来看，基层干部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热心”不过是浮于表面，内心里却并不看好这种“一哄而上”的某种历史的重演行动。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农村文化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和财政增收职能来说，难以获得“看得见”的政绩，往往被认为无关紧要，也就是一种“选择性治理”（吴理财，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