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政策话语中，农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必须有阵地、有队伍、有机制”。具体到地方的实践，主管农村宣传工作的宣传部门作为传媒的监管部门，几乎是紧跟中央宣传部门的要求上情下达，较少自己制定或提出新的传播政策、方案。报纸、电视台等部门改制以后，虽受宣传部门监管，但也是独立运作的，宣传部门只是要求要重视对“三农”的文化传播，加大对“三农”的服务，至于具体的议题设置、报道安排则由媒体自己掌握②。

行政主导或政治控制的文化传播活动，在某些特殊时期能够迅速高效地动员整个乡村社会，但常常无法实现常态化发展。这种自上而下的“送文化”只是缓解了农村社会精神生活状态的暂时空虚而已，并且借着“拯救者”的姿态使农村的内生文化被压抑和遮蔽。结果，国家所大力推动、主导的农村文化建设，往往都无法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一旦国家力量从乡村社会撤退，它所倡导的文化样式便难以持续，各种公共文化组织、文化设施也都无以为继。同时，以往被国家话语界定为所谓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的农村文化活动陆续复生。而这种混沌的状态也给农村文化带来了失范的危险。调查发现，由老年人赡养问题引发的伦理纠纷在J市农村已成为村委会日常协调处理的主要“琐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