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文化史上，1949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农村在家族和乡绅的治理下，农村文化以血缘和地域单位为组织载体，显现出乡村自组织状况，自上而下的政权干预非常有限，农村文化基本上能够按照其内在机制运行。1949年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宏观背景下，农村文化被纳入国家的规划、改造和重塑之中，农村文化被当作可以且必须占领的“阵地”，以服务国家的政治目标（吴淼，2007）。在此一时期，农村文化传播被嵌置于基层政权组织传播的层层结构之中。

改革开放后，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政策指针下，农村文化建设又被置于经济建设的从属地位，农村文化发展中的问题被系统性地遮蔽。在此一时期内，农村文化建设开始被简化为文化产品和娱乐活动，政府推动文化建设的努力几乎都集中在为农村提供诸如广播、电影、电视、图书和文艺节目等文化设施和文化产品上（吴淼，2007），典型者诸如“村村通”工程。在J市农村，随着有线广播的退出，电视、互联网已经成为农民文化消费的主要渠道。这其中又必须重视电视对农村文化生态的深层影响。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电视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电视收看的家庭性质使得农民日益远离公共文化生活——尤其是当这种公共文化不能愉悦群众时。所以，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农村文化传媒中的作用是双重性的，从反面的效果来看，它使得农民的文化消费愈来愈趋向于私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