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村干部认为：“中央提的一些政策，有时候是超前的。没有经济基础，文化建设怎么上得去？这些东西只能靠经济来带动，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好办事。”②其二，由于上级政府的经常性检查和考核，村干部能够发挥主动性的余地很小，村委会在各种“迎检”活动中自顾不暇，也就无法使文化建设真正沉到乡村社会情境里去。在对J市村干部的访谈中，几乎所有受访对象都大倒苦水，说村干部平时琐事多，一碰到什么事情还里外不是人：“你看我们办公室墙上挂满了这些制度（说明文件），平时的工作就已经排得很满了，根本没时间真正做好。我跟你说，都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很被动。就拿我们去年评上的这个××先行村的称号来说，说实在的，我自己都觉得汗颜。总之，搞这些都是形式。”③重数量，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上级考核，轻农民参与……。这些都是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弊端。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数字化的政绩考核模式下，村干部在文化建设中履行的角色是一个既非“经纪型”亦非“保护型”的代理人，他们工作的重点并非主要在于提高农民的满意度，而只需以数据总结式的工作报告“向上负责”，例如，“建成‘农家书屋’×个”，“配备农家图书×册”，“完成送剧下乡×场”等。换言之，农村文化建设主要是村干部以及基层政权的一项“政治任务”，而并未被他们从内心深处所认同。文化研究的巨擘雷蒙·威廉斯（1991）在论及传播的代理者时曾指出，“如果要他传送的东西是他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东西，而他只是被说服，认为要他传送的东西适合其他人传送，而且认为他的任务只是使要传送的东西到达其他人手中，他就是个贬义代理人”。这是因为，“任何对信念与传播之间的关系的实际否定，对经验与表达之间的关系的实际否定，无论对个人或是对共同的语言，在道德上都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