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杨黎光
圣人，来路不明的穷小子
孔子对“礼”和“孝”的推崇不是没有来由的，而是以自己的身世为出发点的。出于对父亲的怀念，使他少年习礼；由单身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使他在孩童时代便确立了以“孝”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在母亲去世后，孔子更是把“礼”与“孝”推上了一个高峰，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所谓“五父之衢”，前人有这样的注解：“‘五父衢’在兗州曲阜县西南二里，鲁城内衢道也。”这也就是说，由于孔子只听说父亲叔梁纥葬在防山，却不知道墓地的具体位置，没法将父母合葬。于是，他竟把母亲的灵...
野合之子？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
无论是被后人奉为神坛上的圣人，还是被看作“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孔子当年肯定没有想到，自己将对中国文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是儒家思想的确立者，而且是中国式平民教育体系的创建者。恰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后人称之为开门授徒私家讲学，其像样的创始，实始于孔子。”（《国史新论》211页，钱穆著，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因此，他即使不是“大成至圣先师”，也是古老中国的文化导师。
再古老的导师也有属于自己的童年和青春，了解孔子的成长经历，对讨论中国人的成长环境和教化模式显然具有...
生命形态的悲剧性循环
中国人普遍习惯于把孩子的成长过程概括为“长大成人”，这是一种主要侧重于身体发育的描述方式。它遮蔽了极为重要的事实：长大，未必就能成人。人的成长既是一个自然的生长发育过程，更是一个接受文化科学知识、学习理性思维、塑造健全人格、提升智慧与心性的综合训练和培养过程。中国式的教育往往忽略了人格培育和心灵关怀，而往往以物化的“茁壮成长”相标榜。
曾经长期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首先确立了“君子”这个教育目标，并且理想化地提出了仁、义、孝、友、忠、信、宽、恕、恭、敬等十大道德概念，同时大肆宣扬以“礼...
感官的享乐与心灵的愉悦
现代心理学认为，人在童年的经历，必将影响他的一生。童年，既是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他的成长依据。
每个初生的婴儿都是天使，造物主在赋予他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他快乐的权力。天赋人权，自然也包括快乐权。然而，每个人的出生、成长，乃至老去、死亡，又都是一个不能自主的、缺少平等的被动过程。人们不仅要面对生与死这样的终极无奈，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地域、国家、民族、家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年届八旬的著名学者茅于轼先生才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快乐是一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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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哭一夜，离去的暴发户的启示
千百年来，人们羡慕陶渊明这种归隐田园的生活，尤其是在仕途不顺的时候，就想到退隐山林。其实，我们很难拥有陶渊明这种真正追求自然、实现本我的境界，退隐山林后，也不一定会真正找到生活之乐。我在前面文章中就说到的那个立了三尊神的故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那个私人庄园的主人，原是个本地的农民，改革开放初期就掘到了第一桶金，和世界上一些暴发的商人一样，这第一桶金常常说不清道不明，有人说他是靠走私起家的，但他后来做的生意是轮胎。生意越做越大，金钱也就越滚越多。对于许多商人，钱赚到一定的时候，就变成...
破衣烂裳，归隐山林的精神境界
“竹林七贤”的总体形象，用嵇康的话说就是：“託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他们已经与 “正始”时期的那些名士们截然不同，在精神上，他们更加狂放不羁，“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在体貎上，他们已经没有了“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的病态，代之以“若孤松”、“若玉山”这种完全来自生命本身的雄健之美。他们虽然嗜酒服药，但他们的人格是健全的，他们的身形是健美的（或以健美为欣赏标准的），因此，他们的快乐更接近自然，更接近生命本身。
魏晋多名士，每个人都有他的特点，每个人都足以让人敬仰。然而...
与猪共饮，却绝不与权贵攀亲
继“正始名士”之后，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批杰出人物，史称“竹林七贤”，阮籍与嵇康即是他们的代表。
《晋书·阮籍传》是这样介绍阮籍的：“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
《晋书·嵇康传》是这样介绍嵇康的：“……有奇才，远迈不群。……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服药）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
也就是说，两个人都博学多才，都好老庄，都擅长音乐。略有不同的是，阮籍嗜酒，嵇康既嗜酒又服药。此外，他们还有一...
服毒与饮酒，名士的癫狂与沉醉
在动乱中求生存是令人惶恐的，在专制禁锢中求快乐是让人绝望的。因此，酒与“仙药”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特殊的文化意义。
我们无法断定，是因为酒与“仙药”才有了魏晋时代的文艺复兴，还是因为文艺复兴提升了酒的文化地位，并使“仙药”登上大雅之堂，广泛流行。可以肯定的是，魏晋时代的思想解放，行为狂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艺复兴，的确与酒相伴，与“仙药”同行。鲁迅曾写过一篇题目有些绕口却极具学术价值的妙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密不可分，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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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超越现实的快乐玄想
“天人合一”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望文生义，人们又联想到了人神合一，无论是谈卜筮、谈宗教，谈哲学，谈艺术，谈仙道，谈医术，都喜欢引用这个概念作为依据。然而，越是各个领域都可以使用的概念，越说明它含糊不清。它像中国思想史里的许多概念一样，因含糊而看似玄妙。
汉代大儒董仲舒不仅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还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早期阐释者。他在《春秋敏露》中写道：“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本章所引董仲舒的言论及他对“天人合一”的阐述...
无耻的失败，是因为不够更无耻
秦相李斯因谏入监，他终于发出了无奈的哀叹：
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史记》第2560页）
赵高查办李斯。李斯被捕并套上刑具，身陷囹圄，仰天长叹：“唉呀！可悲啊！无道的昏君，怎么能为他出谋划策呢！从前夏桀杀死关龙逢，商纣杀死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死伍子胥。这三个大臣，难道不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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