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者以身作则是有效施政的前提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这是管仲在《管子》法法篇里的第一段话。意思是：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柬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管仲这段话以步步深入的形式推理，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法不依的问题最终还是归结于领导者本身。因为其他做得再好，领导者不遵守、不实行，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领导者以身做则，给下边的人们树立了榜样，领导者本身也就具有了规范和引领作用。就是说，连领导不做的事情，你别人怎么能做呢？领导都做的事情，你别人凭什么不做呢？比如在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领导从不公款吃喝，你别人谁敢拿公款去消费，领导上班都乘坐公交车，你别人谁敢用公车接送呢？国家法律和政令也是如此，上边的奉公守法，下边就没有敢违法乱纪，上边以身做则，下边自然就令行禁止。从上往下，一级看一级，百姓看干部。上边和下边的情形不同，遇到的事情可能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百姓偷点水电，难道上边领导也偷水电吗？当然不是，领导不一定去偷水电，但都是沾公家或他人便宜，性质是一样的。反过来，贪官受贿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老百姓是不会这样做的，有的人还会说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够花够用就得了呗。这不能说明贪官比偷水电的百姓有多么贪婪，而是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有的人身处高位，手握重权，行贿者众，躲都躲不开，何况有的人自律意识淡薄，甚至有沾光的思想，那受贿便成了一种习惯。这和有的百姓千方百计沾公家或他人光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有一个沾光的思想和心态，所不同的只是数量有大有小而已。由此可见，任何政令不通或法令不行都可以从上边找到原因。这里说的领导不是具体的哪一级，而是相对于下级的上一级领导，是一般干部相对于普通百姓，科级相对于一般干部，县处级相对于科级，厅局级相对于县处级，省部级相对于厅局级，国家级相对于省部级等等。而不是普通百姓相对于省部级，因为他们之间很少有交集。因此，要实现令行禁止、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首先要从源头上治理，否则，最终往往是流于形式，刮一阵风，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为第一个破坏规则的，可能就是规则的制定者，那规则就自然会失去应有的约束力。

当然，我们不是说领导以身做则就万事大吉了，没有健全的法律、完善的制度和高效的运行机制，也是不行的，因为许多事情确实是存在“山高皇帝远”或“鞭长莫及”的问题。因此，自古以来，无论皇帝多么公正廉明，仍会有作奸犯科的百姓。因为每个人的修养不同，有的人常常心存侥幸，自以为别人看不到，神不知、鬼不觉，偶尔做回违法乱纪之事，不至于被发现。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就会大意起来，最终难逃制裁的结果。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要有法可依，二是执法必严。管仲认为治理国家不以法推行法度、实行法治，凡事就无常数、没规矩；有法而不严格依法执行，就容易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两句充分体现出了管仲的法治思想。就是说国家大事小情都应该有个章法，不能任意而为，今天想这么办就这么办，明天想那么办就那么办，一天一个做法，一回一个标准，国家肯定会越来越混乱。虽然有的国家没有那么面面俱到的法律条文，但他们往往把第一次判例作为参照，而不是毫无参照地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比如，儿子借了父亲的钱是否应该按约偿还的问题，没有法律可依，但曾经的对这类纠纷做出了应当偿还的判决，这个判决便成了没有法律条文的法律，以后对待这类问题就以此为依据进行判决。这也等于有法可依。当然，这样判决如果有失公允，可能会对社会产生误导以及不良的社会影响，为此而立法纠正和规范这种判决应该另当别论。管仲担心的是没有任何法律条文或判例依据的随意而为，这样的国度永无宁日。同时，有了法律就必须严格执行，严格按法律规定去办，不能时严时宽。否则，执法的标准或尺度就会随意起来，这和没有法律的随意大同小异，最终等于没有法律。我国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理论上讲是合理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偏离了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宽严相济”的政策虽然也强调严格以法办事，但无形之中成倍放大了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刑法本就赋予了司法人员较为宽松的自由裁量权，再加上“宽严相济”，无形之中给司法人员提供了营私舞弊的空间和机会，也使司法人员常常陷于选择和判断的困惑和苦恼。因此，应当把“宽严相济”的政策体现在具体的法律之中，什么情况下应该从宽，什么情况下应该从严，都从法律条文中加以明确，以增强其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有利于司法人员的工作。我们现在的法律条文中从宽或从严基本都是体现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虽然这样早已被批评为与法治精神相悖，但实际上还是广泛体现在司法工作中。由此可见，管仲的这个思想对于今天来说仍很重要，因为这是法治的灵魂和原则，也是法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