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安民

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攻之以官，发之以力，威之以诚。这是管仲在《管子》幼官篇里的一段话。意思是：用道理开导人们，用恩惠笼络人们，用仁爱团结人们，用道义培养人们，用施德对待人们，用信用结交人们，用礼节接待人们，用音乐和悦人们，从工作上考核人们，从言论上考察人们，用强力推动人们，用戒律威服人们。这样做便可以达到：“一举而上下得终，再举而民无不从，三举而地辟散成，四举而农佚粟十，五举而务轻金九，六举而絜知事变，七举而外内为用，八举而胜行威立，九举而帝事成形 。”意思是说第一年施政的结果，上下都取得好的政绩；第二年施政的结果，人民没有不服从的；第三年施政的结果，土地开发，五谷有了收成；第四年施政的结果，农民安乐而粮食富裕；第五年施政的结果，徭役减轻而国币充足；第六年施政的结果，作到了先知国事的变化；第七年施政的结果，作到了内外都为我所用；第八年施政的结果，胜局实现，国威确立；第九年施政的结果，帝业就算是初具规模了。

古往今来，治国理政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安民。而安民无非是要化民、使民、利民。民安则国安，民安则事顺，民安则五业兴旺，国家富强。管仲这段话从十二个方面阐述了安民之法，讲得比较系统完整，虽然文章不长，话语不多，却是安民的典籍之作。管仲认为：统治者不仅要以理服人，而且要善于给人们讲道理，让百姓懂道理。大家心中都有了一个共同的道理，思想观念也就统一起来了，做什么事情也就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看来统一思想认识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人是有思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对待同一件事情，人的看法有许多种，甚至各有不同，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份地位不同、阅历不同、着眼点不同和承受力不同等，但不论有多少种看法，真正最接近真理或最合理的只能有一种。上世纪中国革命过程中，曾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象苏共那样一夜之间就可以夺取政权，主张以攻打城市为主，结果屡屡遭受重挫；有的人在遭受重挫后感到悲观失望，转而想放弃革命，又动摇了革命意志。只有毛泽东看透了中国的国情，看透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先后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服了全党上下全体同志，也折服了全中国人民，使广大人民认清了形势和道理，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为我国的抗日战争确立了正确的战略，保障了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看来，讲道理不是强迫别人听从自己的道理，而是通过摆事实和比较争论，来把最正确的道理突显出来，让人心服口服地听从你的道理。因此，这就要求统治者要真正把事物看得明白、透彻，经得起比较和争论，经得起实践检验。否则，就很难得到民众的认同，即使以威权压迫民众认同，也只能是表面上的失语，并不是真正的心服口服。同时要善待民众，让民众舒心快乐，无后顾之忧，这样民众就心甘情愿地跟着你，听从你的号令，接受你的安排。尽管如此，人与人的思想认识还是存在着千差万别，总有思想落后者，甚至有的唱反调、持有不同意见。对此，还要有正负激励约束机制才能促使民众把思想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观念上来，把力量集中到有效的工作上来。否则，你讲你的道理，他根本没听，那又怎能从思想上保持一致呢？

管仲这些观点和办法不仅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也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实践考验，直到今天，我们仍无法找到有什么不妥之处。不仅如此，他的这些观点还被现代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等科学证实其正确性与合理性。难怪管仲胸有成竹地说，这样做至九年就可以成就帝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