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团结一家亲才能战无不胜

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这是管仲在《管子》兵法篇里的一段话。意思是：养兵以道，则人民和睦；养兵以德，则人民团结。和睦团结就行动协调，协调就能一致，普遍地协调一致，那就谁也不能伤害了。

这段话讲得是军与民的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还是狼与羊的关系？事关国家的安全和安定。任何军队与人民都应当是鱼与水的关系。因为军队是由军人构成，每一个军人都是来自于人民群众，所以我们的军队叫“人民军”，我们的战士叫“子弟兵”。同时，军队的给养离不开人民群众，军队的天职就是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群众，军队与人民是不可分隔的一个整体。而不是狼与羊的对立关系。什么时候军民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从鱼水情向狼羊恨的转变，什么时候的军队建设就发生了问题，走上了邪路，军队也就失去了战斗力，外敌就会觊觎本国国土，国家就可能会走向崩溃或瓦解。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起鱼与水的关系呢？管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明确指出，养兵有道，军队有德。这个“道”就是要遵循鱼与水的共存互利之道，是指军与民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德”就是军队的道德品质，要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古今中外，凡是有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都很懂得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是何等重要，都非常重视军队的道德建设，他们的军队都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攻必克，战必胜。远的不说，就拿中国近现代的军队来说吧：中国革命从1911年的武昌起义到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历经38年，先后有北洋水师、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红军（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以及各路军阀和日伪军等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在中华大地上驰骋、角斗，最后的胜利者却是当初最弱小的解放军。就是源于这支军队有铁一般的纪律。早在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不骂人。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城，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4月间，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镇，毛泽东在三十六石丘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从而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到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正是这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证了这支军队与人民始终保持着鱼水之情，并与人民达成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而不是躲避，他们和人民是不分你我的一家人，人民群众穿是军装就是战士，战士脱下军装就是群众，军队的补员非常容易，从而使这支军队在战争中不断壮大。相反，而其他几支军队补员就要靠“抓壮丁”的方式来完成，人民群众见到其他军队惟恐避之不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纪律，他们的军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有时还与人民争利，他们脱离了人民群众，也没有和人民群众达成一致目标，在许多事情上却常常与人民群众相对立，从而使这些军队在战争中不断消弱直到消亡。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取得革命的胜利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按照管仲这段话所讲的道理，我们回顾历史，可以清醒地看到，从那个时候各支军队就已经决出了胜负，对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就可以做出正确的预判。

那么最后确定下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为了让后人铭记，我们特别留存于此：三大纪律：即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即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可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部是着眼于建立良好军民关系的，也是加强军队道德修养的。有了这些，自然就会形成军民鱼水般的关系，从而也就形成了军民协调一致的大好局面。有了这样的局面，胜利也就只是早晚的事了。可以说，近现代史上的这一事例再一次证明了管仲这一思想的伟大。

其实，无论是军队或者是其他什么团队，没有纪律就难以形成合力，也就没有战斗力。没有与相关各方的良好关系，形不成协调一致的良好局面，干什么事情都可能会阻力重重，或者势单力薄，难以成功。一个人也是如此，不能严以律己，任性自私，也就无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做事情时很可能会孤立无援，难成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