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要内容发表于<经济学家>2010年12期. 

马克思经济学的优点、不足及其发展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契合的路向

内容提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根本上在于：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剖析和改造。但是，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而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显然，在微观行为机理以及影响因素实证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了很大的发展；因而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就要契合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近发展起来的研究具体微观问题的工具、模型以及理论。事实上，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经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更为全面的分析体系。

一、前言

契合是理论发展的关键，通过契合将跨学科的事实和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论联系起来，可以实现知识的“统合”，从而创造出一种共同的解释基础。其实，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经和以新古典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然而，自边际革命以降，这两方面内容却日益分裂了，并形成了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互排斥的二元学科结构，表现为：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之间以及西方经济学与数学、物理等学科之间的联系比两门经济学科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但是，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社会现象的研究离不开对人性的认知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正因如此，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甚至是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越来越成为远见经济学家的共识。事实上，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强调通过借鉴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来充实经济学，如西蒙、布坎南、森、诺思、阿克洛夫、谢林、赫希曼、奥尔森等都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其基本取向就是倡导主流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因此，探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批判和沟通来促使两者的发展，并最终促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要做到真正的契合，关键在于对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内在的优势和缺陷有真正的认识，而不是单方面地模仿某一方；就像目前流行的趋势那样，马克思经济学正努力模仿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思维。实际上，尽管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模仿现代主流经济学，但并没有吸收其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反而贩卖一些表面的乃至糟粕性的东西，如将一些思辨性的东西数理模型化，将一些规范性的东西计量实证化就是如此，结果反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越来越庸俗化了。这种把糟粕当作宝的庸俗化模仿往往也是处于非主流地位者试图向主流地位者靠拢时的发展导向：新制度经济学为了进入主流经济学而刻意模仿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思维，结果依旧蜕化为关注行为的学科而失去了对制度的真正分析；现代心理经济学也为了进入主流经济学而努力构建数理模型，结果它的心理基础还停留在100年前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及华生的行为主义时代。是以本文就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契合性作一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真正地契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二、马克思经济学的优点及其生命力

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将社会现象割裂开来进行孤立的研究，并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作数学推导，尤其是在稀缺性资源的假设上研究如何配置资源这一技术问题；但显然，这种把资源“稀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本身确实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并没有动态地看到资源不断被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而是静态地把资源当成了消费品。其实，就当前人类社会的利用能力而言，自然世界提供的自然资源还是相对充足的，因而资源的数量不应看成是稀缺的而应看成是无限的；只不过，有些资源还无法为人类有效利用，特别是，恶性竞争导致了这些资源的浪费，因而提高利用能力也就是人类面临的主要课题。既然资源数量不构成对生产的限制，而且，只有与人类劳动结合并处于人类劳动能力可支配和利用的情况下才构成资源；那么，资源的数量实质上就不应该用它们的物理量来衡量的，而应该用人类用以获取、利用资源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只有劳动才是衡量和反映资源数量的真正尺度。正因如此，马克思经济学把在不同用途上分配社会总劳动作为资源配置的内容。在马克思经济学看来，人类不能无限量地生产出人类需要的各种产品不是因为资源的“稀缺”，而主要是因为生产作为一个物质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延续；为此，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注重对生活劳动的研究，是同通过有效配置社会劳动时间来增进价值的创造。[1]显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反，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历史的演化中看到了资源外延的扩大，从而更深刻地研究劳动分工和资源创造等问题；这也反映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更广、对人类社会也更关键。

同时，马克思经济学在分析资源的创造时，不仅关注生产力等技术性问题，更关注生产关系等制度问题；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迄今为止的资源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关键在于社会关系不健全，导致劳动时间没有有效配置。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就写道：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关注资源的稀缺性以及资源的节省，但“这不是生产问题的核心。……生产的基本问题是，设计一些能把人类能量调向生产性用途的社会制度”，而“满足这种基本要求，并不总是如此简单的事情。例如，在1933年的美国，将近四分之一的劳动力无法进入生产过程。尽管有数百万失业男女渴望参加工作，尽管有许多闲置的工厂可供他们工作，尽管存在紧迫的需求欲望”，而且，“在最贫困的国家，生产需要高于一切，大规模失业成为一种常态。在许多亚洲城市，满街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同样，这也不是自然界的稀缺性所强加的。毕竟可从事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比如他们可以去清扫肮脏的街道，修缮穷人的住宅，建造公路，挖沟渠。问题在于没有一种社会机制能把人力调向生产性用途”；此外，“让男人和女人参加工作，只是解决生产问题的第一步。不仅要让他们参加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必须是生产社会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因此，社会的经济制度不仅要确保足量的社会人力，而且还必须确保对其进行有效配置”。[2]

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根本上就在于：它认为有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处一种异化状态；为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要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制度改造。基本这种思维，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对不合理的现实的生存条件进行分析，同时，要对体现事物合理状态的本质进行挖掘，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更清晰地认识现实的不合理性。正因如此，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着一种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三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其四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最后是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其中，事物的本质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就被视为理想状态，不仅是观察现状的基准或参照系，更是改造现状的基本方向。显然，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了更好地分析和解释现实也设立了一种抽象的基准或参照系，但这两类参照系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参照系是一种理想状态，体现了事物的本质，应该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相反，主流经济学所预设的抽象假设，仅仅是为了解释的方便，不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正因如此，两者在经济学功能发挥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蜕变为一种解释性的学科，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

问题是，如何剖析异化现状和揭示事物的本质呢？一般地，这就要考察事物的历史发展轨迹，分析引起事物异化发展的各种因素，并从社会条件演化过程中认识事物的本质。正是由于马克思经济学关注事物的本质，而本质只有在透过历史的发展轨迹才能显现出来；因此，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视为一门历史科学而不是一种技术科学，充分使用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知识来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局限于数学的逻辑推理。不幸的是，由于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及基本特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就误以为主流经济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其“高深莫测”的数理化倾向，从而也开始大肆模仿西方经济学而刻意地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思想模型化，一些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将马克思经济学数理化才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结果，反而进一步窒息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批判性思想，并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庸俗化。

其实，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中转型问题、剩余价值率的计算、总资本的流通等也确实可以通过数学而严密化，但总体上，马克思经济学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势不在于数学化的程度：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化程度应该不及新古典经济学。究其原因，一者，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单向关系，主要涉及人对物质资源的配置，这具有强烈的自然科学特性，从而比较适合使用数学工具和数学逻辑；但是，马克思经济学更为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双向关系，集中在由互动产生的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这具有强烈的社会科学的特性，从而很难用物的逻辑或数的逻辑来处理，而更适合用行为逻辑和思辨逻辑来分析。二者，马克思经济学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主要在于剖析事物之间作用机理，分析它们之间因果联系，而在这方面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揭示现状之间数字联系的功能分析；因此，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者，极端的数量模型化是应该受到限制的，数学在此种分析中的作用主要在于理论的表达上，以及对导致现状偏离本质的影响因素的实证上。那么，如何继承马克思的分析以使我们更有效地接近于认识呢？显然，这就需要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路线：从历史发展的演变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并把它视为事物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也要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挖掘导致事物异化的因素，从而为改造现在提供可操作的方案。

显然，从解决问题这一科学的根本目的来看，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路线比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全面，它所设立的理想状态也更有意义，从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而要真正明白这一点，就需要了解理论研究的本质特质，同时更要把马克思经济学与整个经济学科的特质联系起来。一方面，任何科学知识的探究和基础理论的研究都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不能简单地在数字关系上打转，而是要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分析事物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只有这样，才可以揭示变动不居的表象之后的奇怪吸引子，才能获得系统性的理论认知，从而也才可以对具体的社会实践起到切实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经济现象，而整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任何经济现象都受到经济的、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影响；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的人文性和本土性，尤其是它往往源于对周围环境和现实问题的思索。相应地，经济学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像自然科学那样引进西方学术界所得出的“普遍”而“客观”的最新研究成果，也不能把从特定时期的经济现象中获得的认识视为普遍规律；相反，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就必须真正弄明白事物的本质，并探究当前问题的成因。也即，经济学的理论认知要取得不断深化，不仅要解释事件的外在规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揭示产生我们所经历的现象的结构和趋势；显然，马克思经济学正是这么做的，它不仅把人的活动置于整体社会中进行分析，而且特别关注对事物本质的探究。

可见，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在如下几个方面要比当前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要深刻得多。1.在研究的基本假设上。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自然提供的资源是丰富的，但受生产力和劳动时间的限制，这些资源却无法得到有效利用，从而主要关心如何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如何合理配置劳动时间以更好地创造财富；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基本假设，它不去考虑如何提高财富问题，而关心在特定资源下人的效用问题，从而将“人们如何在稀缺的资源约束下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作为研究主题。2.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注重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以及人类需求的发展，从而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以及相应经济福利等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等问题；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则是物本主义的，主要关心人类的基本生理需求，从而注重物质效用以及相应的价格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主要研究特定资源下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3.在研究的主要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任何个人的利益都是与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分不开的，从而集中于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等问题，并以此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则采取孤立的个人主义的分析思路，分析既定社会制度下的人的理性行为，从而集中于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这些技术问题。4.在研究的参照设定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从而试图通过对事物本质的探究来洞悉它的发展过程，同时把事物本质视为已被异化的现状在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则像对待自然现象一样简化经济学的研究，其假设是先验性的，往往是既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假设仅仅提供了观察现实和解释现象的参照系。5.在所持的基本立场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存在的差异，从而对现实基本上采取批判性态度，试图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挖掘推动社会的进步；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则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把现实视为合理的，从而对现实基本上采取肯定的态度，并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或博弈分析来对现状进行描述和解释。

三、马克思经济学的不足及其现实困境

我们知道，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之缘故，马克思以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大师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问题，留意的是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倾向于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进行分析；但是，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却相对缺乏，以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坚实性。事实上，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从微观逐利动机描述了代理人行为以及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而且，它提出的利润平均化本身就是从微观角度来揭示一般均衡状态；但总体而言，由于马克思经济学采取的是平均方法，因而主要关注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对总体收入分配以及群体行为的影响，从而其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宏观层面。譬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了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是，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了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以及由此产生了阶级斗争。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研究思路是整体主义的，它并没有进一步分析构成阶级的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其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显然，这也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缺乏对一般行为动机的刻画，我们又如何相信整个阶级会作为一个单位集体行动呢？难道果真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基于某种宗教的动力？利特尔就指出，许多要素对于以阶级为基础的群众运动是关键的，文化、组织、领导、随机性的政治环境等都可能影响群众运动：首先，要预测某一被剥削阶级成员的政治行为，就必须对其阶级利益和政治文化有清晰的了解；其次，革命发生还有赖于一个信仰革命的有知识、有基础的干部来组织；再次，革命行动还受到革命历史传统的推动；最后，革命发生的关键还有赖于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有效性。[3]事实上，尽管原子个体主义方法论并不足以解释集体行动和社会现象，但如果完全抛开基于个体行为的微观解释根本也算不上是真正的解释，最多是一个大数统计规律，并且具有鲜明的时空性。正因如此，尽管凡勃伦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持非常同情的态度，但还是强调指出了马克思在行为者分析和社会结构分析之间的差距：马克思的分析没有成功地将行为者和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没有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动机和行动，而是将行动概念与他那超历史的社会劳动概念以及潜含的“劳动能够根据全球理性定价”观点联系在一起。[4]

当然，注重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现象，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特点，也是早期古典经济学的一般特点；究其原因，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社会福利的提高和社会制度的改进，这些都属于公共领域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微观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古典经济学家都试图抓住现实生活经济问题中的核心，而不是细枝末节的一个个具体个人应该处理的问题；并且，试图在其全部研究中把各个方面的解释能力联系起来而形成一个博大的理论体系，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经济现象的各个组成部分本身就是相互依赖的。而且，由于每个经济学家对事物进行观察所基于的视角、立场存在差异，从而也会得出截然对立的观点和理论体系；例如，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都认识到可能会出现经济过剩，但由于两者的基本价值观上的差异，两人对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以及采取的补救措施就存在很大差异。在西斯蒙第看来，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之根源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他将生产过剩归结为大量小生产者的破产和工人阶级贫困所造成的需求不足，即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使得不断扩大的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日益下降；而至于矛盾的根源，则是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引起的扩大再生产造成的。为此，西斯蒙第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一方面，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出发，特别重视分配问题；另一方面，从矛盾的根源出发，主张私有产权高度分散，信奉能使小农户所有制和小型农村企业生存的政策。相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却认为，改善劳动者生活将刺激人口增长而导致社会贫困；因此，他的解决之道不涉及分配问题，相反，提出食利阶级和其他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对维持有效需求的重要性，如奴仆、政治家、医生、法官、律师、僧侣等的支出也增加了有效需求。显然，正因为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往往是整体性的，并且，往往以某特定引导假定为中轴而组织起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因此，这个作为中轴的先验公理的可信度一旦遭到轻微的破坏，也足以使整个理论大厦倾覆，这可以在李嘉图与马尔萨斯、马尔萨斯与西斯蒙蒂等人的争论中得到反映。

正因如此，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了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着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了事物的真正本质。正因为整个理论都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上，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了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譬如，笔者在《有效劳动价值论》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之上的，而同质劳动显然已经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5]同样，笔者在《有效劳动价值论的现实阐释》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6]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同时，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主要是以社会心理规律为基础的，而没有进一步深入到个体心理上。正因如此，我们说，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相应地，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也就必须注重于微观方面的探究和建设。譬如，就上述的大众政治运动而言，只有通过为它提供微观层次的基础分析，才可以使我们从纷乱的大众政治现象表面分辨出它的规律，从而加深对马克思社会科学的把握，这也正是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兴起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因。利特尔就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就是社会科学的宏观解释需要微观基础。这一原则坚信社会现象的宏观揭示需要关于个体层次社会进程作用机制的解释所提供的理论支持。……简单地说，社会解释必须和既定社会规则的微观基础相一致，尽管这种微观基础有可能使完全不可知的；严格地说，社会解释必须建立在产生它们的微观基础之上。我认为这种严格意义上的解释可以理解为：如果我们想要对社会规则进行可信的假说，就必须对个体层次的潜在允许机制有一个大致了解。社会因素的宏观解释如何建立在个体层次的微观机制完全无知的基础上，那么这种解释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解释”。[7]

其实，任何一个理论的发展首先需要一个微观的基础，没有微观基础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是经不起逻辑推敲的，或者说缺乏某种逻辑的严密性，这必然会被更为严密的理论所取代。譬如，一般认为，正是古典经济学本身缺乏微观的分析，从而无法展开严谨的技术分析，因此，它就被以技术著称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了；同样，正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着眼于宏观经济分析，导致了它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几乎被排挤出了主流经济学之外，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群新凯恩斯主义者为之提供了微观基础以后才重新焕发出活力。显然，这也意味着，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绝不能局限于马克思的研究内容、具体理论和宏观分析框架，或者甚至仅仅是阐发和宣扬马克思的某些具体观点；相反，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观念拓宽分析的范围，并就具体问题作更微观的机制探讨，这也正是当前一群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所致力拓展的领域。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宏观分析都是离不开微观基础的，只不过，有的学者只是在自发地使用微观机理而没有有意识地提出或公布这一点；马克思经济学也正是如此，它的宏观分析本身也包含了微观的理性基础。正因如此，有学者就将马克思阶级行动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联系起来；[8]而诺曼则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吸引力在于它表现了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更美好社会的向往，这种批判和向往来自与深刻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对阶级利益的反映，它是有理性基础的”。[9]

可见，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内在缺陷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但相对而言却缺乏微观的分析基础，从而难以对具体的制度改造提供现成理论指导；正因如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之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其实，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一般都是现实和理论两大问题意识所促动的，马克思经济学也不例外：就现实意识而言，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以后世界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演变，认识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同时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国内现状的分析：就理论意识而言，要对马克思经济学本身所内涵的引导假定以及由此推出的具体理论进行剖析，认识到其中的逻辑前提和逻辑推理中的问题，同时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异”进行分析。显然，前者是推动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引擎，而这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本人已经展开的分析之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审视；二是将马克思等拓展的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微观化、具体化。事实上，“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不仅适用于宏观的社会制度，更适合具体的微观制度分析，甚至可以指导一切的日常生活；究其原因，任何人类制度的产生和设计都有其原初的目的，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却都会因都渗入了不对称的力量作用而异化。因此，任何现实的微观制度都有待进一步完善，而这都可以且应该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研究对象的微观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且，这也是当前的社会经济问题所决定的，正如顾海良和张雷声指出的“如何把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使我们学习和研究、也是我们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的问题”。[10]

四、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我们知道，马克思经济学是一个整体性理论，它关于自然和社会的整体性思考，因而它的微观假设就必须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蜕变为与现实完全脱节的抽象；相反，它要能够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调整，特别是，要使其核心假设不断接近现实，从而可以对具体实践进行指导。事实上，按照利特尔的观点，关于社会层次的解释性关系（因果关系、功能关系、结构关系等）的主张需要两方面的知识作为补偿：一是关于使个体以某种特定的行为做出某种关系选择的局部环境的知识；二是关于把个体行为从这种形式导向这种解释性的社会关系形式的整体发展的知识。为此，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这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理论经济学的契合首先是经济学内部的契合，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也首先要契合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近发展起来的理论，要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工具；同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也需要从马克思经济学中吸取营养，而不是把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当成直线的进步，想当然地按时间的先后把现代主流经济学视为比马克思经济学更进步的学说。显然，我们要充分领悟马歇尔对经济学科发展的基本态度：自然是不会跳跃的，经济世界也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演进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经济思想的连续性，各种不同的流派只不过是经济思想演进长河中的一些支流，最终将汇合在一起。

其实，不仅马克思的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了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微观基础，以致曾被宣布死亡的凯恩斯经济学又得到了复兴。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层次，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譬如，公共选择学派就充分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的分析框架来对集体行动效果进行剖析，尽管它因基于抽象化的分析而舍弃其他的众多社会因素。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的各有侧重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会合在一起：马克思经济学是探究事物的本质，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集中分析具体的事物现状；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的分离，但是，两者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大厦。就研究内容而言，西方经济学偏向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研究稀缺性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心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资源的分配。就研究方法而言，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理性的人如何行为，特别强调功能性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希望探究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注重的是因果分析。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点。（1）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两大范式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各有偏重：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但是，它们是探究提高人类福利之途径的两方面内容，从而根本上更具互补性而非排斥性。（2）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本质上是“社会力量”的含义而并非仅仅是政治或政府对仅仅的干预，它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中的所有经济行为，从而引入价值理性或社会理性的研究思维；相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并非研究全部的经济行为而仅仅是研究市场领域或政府领域等“公共”领域的经济活动，它研究的是相互割裂的个体的独立决策，从而热衷于引入工具理性或个体理性的研究思维。（3）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两者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大差异：社会关系下的个体行为受各种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法律的因素的影响，因而政治经济学注重整体论的研究思维，采用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努力走社会科学各分支相契合的道路；相反，市场领域以及政府领域的经济活动往往不受特定个人行为的影响，因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更倾向于局部论的研究思维，采用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4）研究对象的不同也导致两者的学科特性上的巨大差异：政治经济学带有明显的社会科学特性，它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研究思维具有强烈的社会学取向；相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带有明显的自然科学特性，它将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视为经济学的发展方向，研究思维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取向。（5）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相互关联的社会制度和经济行为等涉及伦理学的内容，从而又可被视为公共领域的经济学，可以更恰当地被称为“社会经济学”或“集体经济学”；相反，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往往局限于自然资源配置、货币经济、市场交换等工程学内容，从而又可被视为私人领域的经济学，可以更恰当地称为“自然经济学”或“个体经济学”。

（6）研究对象和研究思维的差异使得两者的研究目标存在很大差异：研究公共领域的经济问题要求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评估其合理性，社会进步就体现了人类理想，从而也就不会简单地将现实合理化，而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指导实践和改造世界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诉求；相反，研究私人领域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从个体收益的角度评估其合理性，个体收益体现为效用最大化，在“似乎”(as if)假说的支配下就容易将现实合理化，从而就不是发现问题而是解释现象，解释现象和实证分析也就成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取向。（7）研究对象和研究思维的差异使得两者的研究层次存在很大差异：基于社会现象之间的复杂联系的整体论思维，政治经济学从社会实在论出发注重于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并以此来对照现实社会，为现实社会改造提供方向；相反，基于孤立个体行为的局部论思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从逻辑实证论出发以解释现象以及事物之间作用的功能联系，从而将经济学打造成一门解释性的学科。（8）研究对象和研究思维的差异使得两者的具体研究方法存在很大差异，政治经济学为了探究现象与本质的背离及其原因，注重动态演化、历史归纳、结构分析、规范分析以及社会异化的思潮；相反，为了给现象提供合理化的逻辑解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偏重于静态均衡、抽象演绎、总量分析、实证分析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维。（9）研究内容和方法论的差异导致两者在核心假设上也存在明显不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是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类行为，从而将人类个体视为异质性的社会人，个体行为受其社会性及其与互动对象之间关系的影响，从而关注人类的实质理性问题；相反，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是只追求个人利益（或小于）最大化的个体，从而将人类个体抽象为同质性的理性经济人，个体行为只具有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本能且对他人利益持冷淡态度，从而偏重于人类的形式理性。（10）尽管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很大差异，但这些思维和方法往往都是兼容的，更具互补性：如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结合可以更好地理解个体行为和组织特性，而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动态演化和静态均衡等都从不同视角提高了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更深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将目前处于分裂状态的两大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很好地契合起来，从而促使现代经济学的真正发展。

然而，尽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了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始，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一门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传统的经济学则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具体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后来，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正因如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走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而且，两者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迪辛就写道，“形式主义经济学家与制度经济学间很少礼貌地交谈，可有些制度主义者却能跟研究社会制度和文化问题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起共事”。[11]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为重要的发展意义；但是，由于长期的教条化取向，导致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在理论界的急剧衰落。

为此，当今之计就是要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甚至是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实际上也已经越来越成为明智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产生于一次意义重大的折衷。显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静下心来对当前存在的两大经济学范式作一番全面而系统的梳理：首先，要对两个基本范式进行比较就必须梳理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必须探究经济学的本质：一方面要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争作一辨析，另一方面对两种范式分野的原因进行挖掘；其次，对两个基本范式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比较：在内容上，主要考察边际革命引起的争论以及变革时的社会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同质性均衡和异质性演化的差异和形成背景；最后，为了探究两个基本范式的互补性，还须对各自的演化轨迹以及所面临的危机进行剖析，挖掘内容和方法上的共通性。具体说来，这些工作主要包括：（1）探究和梳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内容及其演化，（2）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兴衰历程，（3）梳理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发生、发展以及复兴趋势，（4）从研究内容出发比较两大经济学范式相应的方法论，（5）剖析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和抽象演绎基础上均衡分析方法的形成及其功能分析的内在缺陷，（6）探索政治经济学基于因果关系所形成的方法论特色，（7）思考两种范式之间沟通和互补的内在机理以及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可行性。事实上，只有对两大基本范式的特点及其形成渊源作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在揭示其差异性的同时又对内在的共通性作了剖析，我们才可以真正勾勒出了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特别是，根据理论研究所包含的四个层次：方法论层次、理论构建层次、思维表达层次、理论检验层次，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观点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经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形成“马经为体，西经为用”的分析体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根本上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是对经济学长期发展的探索；另一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偏重于提高具体的分析工具和手段，并热衷于对短期内的现状分析。当然，对本质的探讨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梳理和继承前人的认知和观点，需要对各方面所提供的知识的契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他人的理论和观点抱有宽容和态度，并积极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像当前这种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截然割裂，相互漠视和轻视。其实，也正如莱文指出的，“一种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并不重要。除非马克思像圣人一样，掌握着通向真理的特权，忠于他的观点是不言而喻的。……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真理，而不是马克思认为什么是真理”；[12]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具有真正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以开放和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的马克思经济学。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继承的“马经”主要是“马经”的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其实也是众多古典经济学家所自发采用的主流方法，而“西经”主要是指当前新古典框架下的西方经济学，需要借鉴和利用当前经济学所发展的研究现状的工具、模型以及理论；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及其研究内容的变化，才能既维持经济学理论在形式逻辑上的一致性，又能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致性。

可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路向就是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契合，从而形成“马经为体、西经为用”的基本框架，这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经济学是宏观性和批判性的，它关注事物的本质而缺乏直接的致用性，学习马克思经济学主要的收益也在于获得一种观察社会和批判现实的视角和方法；正因为马克思经济学着眼的是宏观经济关系而缺乏微观的分析，因此，要夯实马克思的理论基础，就必须为之提供微观的理论基础。对微观行为分析存在两个基本路向：一者，可以运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对事物进行微观分析，如权力分析、结构分析、心理分析等；二者，充分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如博弈分析、公共选择分析、计量分析等。另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但是，人类永远无法绝对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相反，对事物本质的认知往往体现为不同的观察或思维主体基于不同的视角所生产的认知；因此，马克思本人对事物本质的具体认知往往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个体性，从而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克思经济学的具体观点。对事物本质的探索也存在两个基本路向：一者，充分使用马克思经济学中辩证性思维以尽可能地进行换位思考，同时契合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以形成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知；二者有效利用现代经济学的数理建模以及计量分析对理论进行逻辑和经验的验证，从而保证获得的认知更可信。

五、尾论

相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更为广泛，分析框架更为合理，理论体系也更加系统，形成了从本质到现象的一般研究路线，而且在假设设定、推理逻辑、结论评估等方面都显得更为现实和合理。具体说，马克思经济学的优势或精华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它努力揭示事物的实在结构，这体现了本体主义思维，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思维存在根本性不同；它集中挖掘现实中潜在的问题，这体现了异化论思维，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伦理自然主义思维存在根本性不同；它努力剖析政策的利益导向，这体了结构主义思维，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机械整体主义思维存在根本性不同；它努力探索社会的合理性标准，这体现了规范主义思维，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局限于实证主义思维存在根本性不同；它关注社会正义和弱势者的利益诉求，这体现了人本主义精神，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物本主义思维存在根本性不同；它致力于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这体现了动态演化观思维，而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均衡论思维存在根本性不同。因此，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是开放的和多元的，这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封闭式的“我向思考”思维根本不同。

当然，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人类认知的历史局限，马克思等人的分析还主要局限于宏观层次，还没有遇到并思考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认知论和知识论的阐述，不是依然局限于马克思本人所分析的那些问题，如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还原、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生育价值率、平均理论律的下降问题、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三大部类的结构和总资本循环等抽象而宏观的问题；相反，要依据马克思经济学的上述认识论思维对现实紧迫的问题作根本性探索，如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困化问题、劳动保障和劳资关系、社会保障和民生问题、私人富人与公共贫困问题、官员腐败和制约失衡问题等具体而微观的问题。与此同时，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哲学性的方法论思维和研究框架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但它在描述现状以及分析微观行为等方面也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既有裨益的模型和工具；这些模型和工具本身是没有价值立场的，无论是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框架下都是用；只不过，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哲学思维和分析框架存在严重缺陷，以致当这些模型和分析工具与之相结合时就出现严重问题，如在伦理自然主义思维下就蜕化为现实的辩护。因此，在研究具体的现实问题时，我们就应该将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思维与现代主流经济学提供的分析手段契合起来，从而得以建立起更为完善而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深刻地剖析现实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固守马克思经济学的知识论，甚至只是是用一些工具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些具体观点数理化、模型化并将之视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智性无法完全认知实在结构本身，人们的认知往往是不断深入的过程，是在发现以前认知的谬误从而展开批判的基础上菜得以深入的，这就是批判实在论所持的观点；同时，每个人基于不同的视角产生的认知也不同，从而就形成了不同的本体论假定，并且本体论假定的不同也导向了完全不同的政策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本体论假定的差异，在古典经济学家之间就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并最终导致了古典经济学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相对严谨的着眼于微观层次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明显使得经济学日益狭隘化和庸俗化：一者，它仅仅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作为工程学的那部分研究内容，从而在研究内容上更为狭隘；二者，它抛弃了本体论思维而采取工具主义方法论，从而使得经济学偏离了科学理论的基本诉求。正如迪梅尼和莱维指出的，“把古典经济学家分析简化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破坏了我们认为最具有价值的东西。通过孤立地考虑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对长时间跨度均衡的古典经济学所进行的研究，不能够认识到这座宏伟大厦的全部特征。实际上，评价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不能离开这个体系的总体性质”。[13]

不过，新古典经济学所遗弃的东西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因此，我们可以充分挖掘马克思经济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实现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之间的沟通和互补，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学的发展。不幸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片面强调两大经济学分支之间的对立：一方面，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界都片面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政治经济学来完全取代经济学的研究，而且，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局限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围之内，把凡超出这一范围的都称为“庸俗经济学”；这样，久而久之，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僵化的、封闭的体系，排斥现代理论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渐盛行的西方经济学片面盲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源于自然主义思维的分析框架片面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制度的改造上，在市场机制很不健全的情形下极端地宣扬基于供求均衡来进行制度改造，把一切基于人文的分析都视为应该被批判或抛弃的落后“古董”；尽管这些人极力主张吸收西方最新成果，但其实际吸收的却是局限于新古典的狭隘领域，从而也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和本位主义。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保留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好的价值，这包括：对现实的批判性分析、对剥削的揭示以及探究本质的路线等等；但是，自从马克思经济学因政治化而蜕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后，其中的许多思辨性的东西就被逐渐抹煞了，那些本质认识也往往蜕变成了一种教条学说。因此，尽管马克思为人类留下了一个宝贵的分析视角，但是，马克思经济学要重新焕发生命力，要能够不断地得到发展和补充，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原先对事物的认知上，考察的问题也不是历史的问题，相反，它必须不断吸收人类社会在其后所积累的知识，分析社会新出现的问题。实际上，这正如樊纲指出的，“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其理论第一是批判性的，而不是‘辩护性’的；第二总是力求从现实出发的，能解释现实问题的，而不是从先验的理念出发的，不是教条主义的，不要求我们后人用对待‘圣经’的态度来对待它，相反，同样要求我们用批判的精神、用发展的态度来对待它；第三是不断发展的，既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的修正、发展，也不断地通过吸收一些人类的思想成果而发展的，而不象‘苏联范式’那样，是僵死的、封闭的、排斥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成果的”。[14]然而，正如赫胥黎的告诫所言：新的真理的通常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马克思理论的命运似乎正是如此：马克思生前其理论在西方社会备受责难，而随着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成了唯一的真理。当然，这也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是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命运也是如此，从一开始被极端地排斥，到现在则成了唯一的科学。

斯宾塞指出，作为抽象的真理，都会受到人类激情的歪曲判断；因此，“一个作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正确判断他刚刚写出的东西；必须等到时间的推移使他能够把它当一个陌生人的作品去阅读它，并在原来好像一切都完善的地方辨别出瑕疵。”[15]显然，要真正了解马克思理论的瑕疵，就不能把视野仅仅局限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政治指导的国度中发表的那些文章，而要多看看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学者的看法；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强调，即使要从事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应该多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因为他们更多地吸收了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意见，同时要多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分支学者的看法。诺曼曾指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完全自足的哲学或完满的社会理论，那么它就是一种死的东西。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广阔的思维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它将是不完完满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活的东西”；[16]正因如此，笔者呼吁，我们更要注重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缺陷，要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方法、视角，而不是观点，否则必然会把马克思经济学弄死！同样，我们要理解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也不能局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能站在新古典经济学共同体之内进行自洽性解释；相反，需要充分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剖析经济学思维的成因和发展轨迹，揭示这种思维内在的问题。因此，笔者也大力呼吁：破除追求主流的媚俗主义潮流，要真正从提高认知的角度来学习和审视主流经济学，否则经济学必然会成为一门自欺欺人的“伪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