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新史学和公共史学的“三国鼎立”——以武则天研究为例

 

孟宪实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历史个案研究无疑蕴藏着丰富的政治与文化的解释空间。然而，梳理武则天的研究史我们会发现，这个聚讼不休的话题，在相当大程度上透视出我们史学的一种基本状况：即对武则天的评价，专业史学内部纷争不止，而在“公共史学”领域内[1]几乎一面倒。如果现在让所有愿意发表意见的中国人举手，倾向于认为武则天是个坏女人的观点一定遥遥领先。史学的进步，对于公共史学领域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1．传统史学与新史学

 

    自从上世纪之初新史学口号被提出，史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不容怀疑的。如果说，传统史学最重要的倾向是政治借鉴和道德评价的话，那么新史学的主张则是实事求是和客观评述。尤其对于所谓惩恶扬善的道德评价，新史学即使不能完全摒弃也尽量保持距离，因为善恶问题具体到个人，不仅存在理解的多元性，更具有易变性。每当时势变迁，都会引发新一轮的历史再评价，善恶评价最容易做出，也最容易改变。所以乾嘉学者如钱大昕、王鸣盛等都主张“据事直书，是非自见”，反对强立文法，擅加褒贬。

    新史学的客观研究立场，不仅是不轻易褒贬善恶，而是要更大范围更全面的考察历史。以历史人物研究而言，不仅表现在道德层面，更会表现在社会层面。一个人的历史地位，更重要的是历史创造，即为历史提供哪些新的贡献。在武则天的研究上，传统史学最关注的是武则天的个人品行与道德，更重视她与身边人之间的关系。新史学则强调武则天的社会意义，她代表了什么社会阶层，标志着社会的什么趋向。陈寅恪先生提出，武则天代表新兴集团，对于终结关陇集团的政治垄断意义重大，这可以说至今仍然是史学界研究的基本问题。

    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当然也存在着联系的方面，传统史学毕竟占据了史料优势，新史学不能不从传统史学的著作中寻求史料支持。但是，因为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立场保持着高度警惕，所以一方面利用传统史学的史料供给，一方面尽力保持与传统史学观念、立场上的距离。此外，新史学竭尽全力扩大史料的搜索，发掘新的史料。新史料的发现于是成为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史料不仅能够提供新的研究侧面，也可以为批判旧史学提供新的动力。

    新史学有别于传统史学是很明显的，也可以称作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是，史学的这个进步其实一直局限在史学的范围之内，对于史学之外的领域，比如文学或者公共史学，这个进步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在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之外，公共史学在中国极不发达，历史专业人士几乎都不屑光顾，这个领域长期以来被历史小说占有。电视兴起以后，历史体裁的电视剧后来居上，当仁不让。这些不免虚构的“历史作品”，除了虚构以外，历史素材方面，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采购于传统史学。于是我们看到，公共史学与传统史学形成很自然的同盟，而新史学可以拓展的空间因此变得很狭窄。而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他们差不多都是公共史学所属的群众，在中国以至于很多人分不清历史与历史小说到底有什么区别。

 

    2.传统史学与公共史学

 

    公共史学，是指非专业的社会人士的历史阅读和研究，因为这个领域不被重视，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声响。抗战时期，黎东方先生讲史系列几乎是灵光一现。在大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长期以来被当作公共史学的产品被消费。所以，这个领域影响巨大的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他们文学构思第一，历史不过提供背景，所以他们并不介意利用传统史学的观点和立场，从小说主人公形象塑造和加强对读者的吸引来说，传统史学的文学叙述和道德评价，肯定更方便历史小说的吸收。所以，二者的关系更紧密，在很多方面如同结盟。

    以武则天是否杀死亲生的小公主这件事情而言，我们可以分明看到传统史学的强大影响。本来《唐会要》关于小公主之死，记载很简单，即“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暴卒”显示的是意外死亡，武则天向皇帝告状是王皇后杀死小公主。这都是描述文字，最多表明武则天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情敌王皇后而已。但是，此事到了《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文字中，一变成为武则天亲自杀死小公主，然后嫁祸给王皇后。《唐会要》中所记，武则天的行为还在可以理解的范围，虎毒不食子，到了《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武则天一变成为禽兽不如了。

    《资治通鉴》产生于《新唐书》之后，它的记载跟《新唐书》大同小异：“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本来就是影响巨大的史学名著，而影响更大的小说，径直取材于这些著作。清朝乾隆年间如莲居士编著《武则天改唐演义》，民国时的蔡东藩《唐史演义》，虽然在描写时有细节加工，但是武则天掐死公主嫁祸王皇后的基本情节，都是来自以上两部史书。比这两部小说更早的清初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在描写这段情节的时候，几乎就是照抄史书：“王皇后、萧淑妃，恩眷已衰。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上至昭仪宫，昭仪阳为欢笑，发被视之，女已死矣，惊啼问左右，皆言皇后适来此。高宗大怒道：‘后杀吾女！’昭仪也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由是有废立之意”[2]。

    这些小说与史书的惊人一致，除了说明了小说取材来源于史书以外，也说明《通鉴》这样的史学著作至少在这个描写中完全符合小说的需要。史学著作如此生动具体，《史记》以下，也有传统，但是以《通鉴》而言，却不无问题。史书曾经记载武德时期太子李建成、李元吉跟后宫嫔妃乱伦，《通鉴》还很客观地说“宫禁深秘，莫能明也”（卷一百九十），比较之下，武则天潜毙小公主，何尝不是宫禁深秘呢？为什么这里详细描写，甚至不作考异说明呢。小说家读史，感叹武则天“宫闱淫乱，秽德昭彰，难以言述”（松村居士《武则天改唐演义》序），这不是小说家向壁虚构，而是史学家具体描述在前。以欧阳修、司马光这样严谨的学者，不可能是为了迎合某种低级趣味，但是他们的写法显然深得小说家们的欢心。

    本来十分可疑的一件事，经过传统史学和小说家们的联合努力，作品传播力极强，导致故事家喻户晓。武则天为了政治斗争杀死亲生女儿，于是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对此，表示质疑是严肃而严谨的，然而在如今的条件下，如果想让人们回到质疑的状态十分困难，不仅面临史料的辩驳，更要面对广大读者的认知状况。更多的情况是，改变后者比改变前者更艰难。因为读者的多数在阅读与历史有关的读物时，闲暇娱乐的需要超过获取真知的需要。

    太子李弘之死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太子李弘，早年即患上肺结核这种当时的顽疾，上元二年675），没有留下一儿一女，仅仅24岁就死了。本来属于时代的正常情况，但是一种后来居上的说法是李弘死于武则天的毒害。《新唐书·武则天传》是这样记载的：“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廷，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鸩杀弘。”《资治通鉴》的文字是这样记述的：“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历史小说《唐史演义》如此记述：“太子弘仁孝谦谨，颇不似武氏狡狯，每见武氏专擅，略加讥谏，遂忤母意。萧淑妃生有二女，一为义阳公主，一为宣城公主，因母得罪，被幽掖庭，年龄逾三十外，尚未遣嫁。弘代为悱恻，申请下降。武氏大为怫意，即将二公主非配卫士。高宗取裴居道女为太子妃，裴女颇尽妇道，武氏不悦，太子也把裴女白眼相待。上元二年初夏，太子弘从高宗幸合璧宫，由武氏亲赐酒食，弘以谊关母子，当无他意，当即醉酒饱德。临行时尚不觉痛苦，及随驾入宫，才觉腹中膨胀，服药无效，呻吟了好几日，竟尔死了，年只有二十四岁”[3]。

    传统史学著作之间，也会有程度差异。对于太子弘之死，《新唐书》高度肯定，而《资治通鉴》用传说表达不确定。但是，《通鉴》却在传说如此之前，很从容地解释太子弘与武则天的矛盾，这给后来的怀疑加入了明显的倾向，即武则天下毒的极大可能性。小说没有沿着怀疑的路线前进，而是回到《新唐书》的确信观点中，仔细描写武则天的下毒具体办法是“赐酒食”。

    传统史学，并非小说传奇，但是传统史学之所以跟这些小说创作走到一起，是有着更深层的关联的，即他们都认同和支持“女祸”这个概念。《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的武则天描述，就是一个具体的女娲史。清代学者赵翼有名著《廿二史劄记》，即有“唐女娲”专条，揭示所谓女色报应[4]。蔡东藩《唐史演义》开篇即从“唐乌龟”传说切入，大谈唐朝的女娲源流，而第一回的名目即为“溯龙兴开编谈将种，选蛾眉侍宴赚唐公”。于是，绘声绘色地描写女娲的故事，成就了传统史学与公共史学的甜蜜联姻。而社会偏见，在这一过程中显露无疑。

 

    3.新史学与公共史学

 

    比较而言，新史学与公共史学的距离十分遥远。公共史学，比如历史小说与历史电视剧，很少采用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双方如同置身于两个绝然不通的星球。这种现状，一方面是公共史学的特性使然。公共史学，虽然是史学的一部分，但是重心所在是消费历史，不是研究历史。了解历史故事，编排历史故事，通过历史故事感悟人生，理解文化以及传扬民族精神。在这个领域，消费第一，教育次之，没有研究的位置。所以，对待历史学的研究，他们是消费者的态度，如同超市购物，方便快捷和包装良好即可。

    对比传统史学，新史学不利于消费的特点很容易发现。首先，新史学没有统一的立场，统一的包装，比起传统史学来，新史学给人的印象是杂乱无章。其次，消费新史学对消费者有较高的专业要求，良莠不齐的产品在任何时候都会引起怀疑，需要精心选择，无形中提高了消费成本。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往往是以学术论文的方式呈现的，而这些论文隐藏在大堆的专业研究期刊中，对于专业以外的人员来说，在这些刊物中寻找新成果如同大海捞针，很难不望而却步。

    就总体而言，如果具体到学者各人，几乎人人都会有所差异。对于旧史学，决不是所有史学中人都具有同样的觉悟，同样的意识和同样的立场。也许，正是这种言人人殊的存在，决定了新旧史学及其与公共史学关系的状态。比如，学者群中，对于武则天的研究，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人主张为武则天翻案，有学者则认为，不能因为武则天是女性就要为她说话。缺乏独自研究的学者，一般性介绍很可能采自传统。即使是很严肃的学者，要写一部通俗的武则天书籍，很自然地会采用传统方式叙述，于是又回到传统史学的话语之中。给人留下总体的印象是，比起传统史学的坚毅强大来，新史学似乎是散兵游勇，既散漫又松懈，软弱无力。

    之所以如此不利，是新史学自己造成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些对历史的通俗运用，相信它们已经偏离了重构和解释历史的真正任务”[5]。新史学不仅不能组成一个思想统一的阵营，更对公共史学的影响缺乏兴趣，比较起来，与其影响民众的史学认识，他们宁愿躲在象牙塔中重构历史。或者，他们经常把历史研究工作和历史普及工作当作不可兼得的矛盾事物，所以他们懒得去书写具有学术水准的通俗作品。因为专业史学工作者以象牙塔自荣，公众不了解专业史学的工作，甚至怀疑其存在价值。凡是高等院校需要压缩的时候，历史专业的取消几乎总是被首先提出。对于公众的缺乏了解、理解甚至误解，每到这个时候史学界的表现总不免有些孤独甚至凄凉，然而他们始终没有采取过任何有力的行动。

    现在回头观察传统史学，我们会再次发现“传统之美”。传统史学仍然是影响最大的力量，他们不仅影响现在的专业史学队伍，也同样影响着公共史学领地。关于武则天，传统史学可以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为代表，它们拥有天然优势，对于后来的历史认识影响巨大。所谓天然优势，是指它们出现的比较早，有更多更系统的记载作为参考。大家基本上认为，《旧唐书》充分利用了唐朝编写的《实录》和《国史》资料，而《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在北宋时期的编写，唐朝的这些文字资料依然保存较好。历史记载通常的情况下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后来的研究者最大的困难往往就是史料缺乏。于是，早期编纂而成的史书拥有天然优势和影响力是不难理解的。

    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优势，还在于它们的书体特点，叙事性的史书，在叙事的同时加入自己的立场观点，读者在了解事件的同时不自觉地接受了作者的观点。因为作者的立场观点隐藏在叙事中，立场与观点随着事实传播更加容易。有的故事，在这些叙事性的史书中生动形象，文学性的文字不仅有利于事实的传播，也有利于作者观点的传播。更为可贵的是，传统史学追求文字叙述之美，这就是所谓文史不分家，他们当然重视自己的史学观点，同时也注意文字叙述的简明生动。

    新史学基本上不考虑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这几乎就是在否定一般读者的存在。因此，在构思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时候，也就不会重视人物的形象问题。一些影响人物形象的细节自然也不去追究，更多是干脆省略。在你没有研究的位置，传统的说法自然会来充填，在你研究不细致的地方，传统的说法自然占领市场。道德不是惟一的评判史学的标准，但是对所有涉及道德评价的地方都不发言，那么传统史学的道德立场就会依旧存在。

    在新史学研究薄弱之处，依然是传统史学在当家作主。2007年，王朔《宫里的日子》，认为公主是自然死亡。而1957年林语堂的《武则天正传》，则坚持武则天扼杀公主。小说作者可以各有出发点，而史学研究没有给出应有的答案则是基本事实。当然，更有小说家把武则天当作女性解放的先驱，甚至有人把高阳公主的荒淫当作追求爱情的典型。当年，司马光等传统史学家把所有女娲的罪证集合起来，斗转星移，如今成了女权主义叙述现成的正面资料。这是另外一层的历史误会，不在这里申述。

    如今几乎所有的武则天著作，不管是十分专业的著作，还是明确无误的公共史学作品，如网络作品，公众讲座产品，无不是夹在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中间，参差错落。史学要发展，如果不能充分吸收传统史学的悠长，就只能如此这般接受传统史学的纠葛不休。当今史学的发展，公共史学应该是一个重要增长点。公共史学不仅为史学研究提供传播的渠道，也是史学影响社会，实现史学社会价值的方式，于史学研究更能够发挥培元固本的作用。史学界，且不可继续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