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国家明确将上海建设为“两个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后，在上海、香港两地，都展开了一场关于未来命运的讨论。在我们看来，沪港乃至长三角、珠三角竞争，实际上是长三角与珠三角打破长期的壁垒，启动一体化整合进程的开端。只有竞争，才能创造合作共赢的必要条件，也只有在竞争中才能摸索出最好的分工合作模式。

　　上海手握世博会、迪士尼、长三角一体化等筹码，无论官员还是专家，都显得信心满满，大有“大上海”复兴的意气。而香港则略显失落。在消息公布当天，香港媒体以罕有篇幅大规模报道，主题均是香港未来何处去。从港府到市民，都明显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压力。

　　本报特邀上海复旦大学几位年轻学者共同探讨这一话题，以期加深长三角与珠三角的互相了解，明确竞争与合作的方向。

　　珠三角在高等学校上吃了大亏

　　陆铭（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我觉得这次金融危机，很难下结论说长三角或上海受冲击更小。假设上海的确受冲击小成立，原因还是在技术上，因为广东过于劳动密集型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长三角占的比例比较低，这和技术的引进有关，长三角大量是欧美资本，珠三角是港台资本比较多，大多数欧美企业技术水平比较高。这也跟地理有关，因为接近香港和台湾，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一条也有关，长三角的社会保障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好，长三角的企业反对《劳动合同法》声音比较弱一些。我问过一些企业，他们说，由于相对来说企业比较规范，一些企业的确成本上升了，但劳动成本在企业成本里比重比较低，所以冲击不是很大。

　　关于市场整合的问题，协调机制很重要，目前没有什么协调机制，虽有长三角协调办公室，但作用不大，这个方面，上海要向珠三角学习了。

　　在没有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的情况下，我认为长三角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市场整合，对于上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上海做的事情是交通同城化，最近有一点小突破，医疗保障，可能接下来长三角可以打通，接下来做两件事情，高速公路的收费取消，江苏的路修到上海这边断了，我们要主动接过去，还有上海造了很多地铁，延伸到江苏、浙江，上海就做活了。

　　珠三角的劣势、优势，我谈三点：第一，不要太强调珠三角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已走到尽头，这要看你把时间拉到多远，拉到二三十年肯定是对的，但是近二三年，如果把产业层次往上推，越往上推，广东越没有优势，升级就会跑到长三角，根本问题是缺乏人才。珠三角在这方面吃了很大亏，没有许多很好的大学来整合当地人才资源。北京有很多大学，上海也有很多，南京也有很多，但就是广东很少。

　　第二，成为一个宜居城市也很重要，要在户籍、土地上做文章，不仅广东要做，长三角也要做。广东气魄要大一点，放松户籍，要让那些没有户籍的人慢慢落户。

　　第三，是珠三角的优势，我认为广东制度比上海好，别的不说，就说广东有不少敢言的媒体。我们现在讲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所有现代服务业发展都是和大脑有关，一跟大脑有关就跟思想、创意有关，如果要创新，这些东西应该先放开，这点上，我认为珠三角是有优势，应该给上海、给长三角一点压力。

　　上海创新不够，搞制造业没有问题，搞现代服务业肯定有影响的，现在进入这个阶段，服务业的比重不上升，肯定是有问题的。

　　珠三角的整合成本比长三角大

　　周伟林（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我主要讲讲沪港的合作问题。

　　上海和香港，应该说各有各的优势的，香港的法制、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它的金融体系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包括市场，以及专门人才的积累都非常多，服务性很强。另外它的区域比较小，管理成本比较低，有助于形成稳定预期，另外不需要向中央政府交税，还是有很多优势。

　　上海的优势，一个是地域比较大，而且到上海不用通行证，是开放式的，另外上海的经济和香港相比，上海的产业门类比较齐全，香港基本是虚拟经济，没有什么实体经济。上海还有一个特点，人力资本积累得还是比较完整的，这方面有很大的优点。上海还有很多品牌，例如世博会，进一步推动两个中心的建设，迪士尼、城市群一体化，这些东西在不同组合下面，都会产生效应。

　　从两个城市群看，上海是长三角的领军城市，但香港还不是珠三角的领军城市，珠三角与香港最大的区别是一国两制，相互之间是无法对接的，进入香港要港澳通行证，制度上面的衔接，不见得很容易。所以从根本来讲，虽然长三角是两省一市，珠三角是一个省，但从整合力量来讲，一国两制的整合代价是很大的，会有交易费用的。

　　这两个城市的合作我觉得是有很大的空间，香港进一步发展，可能它不光是一个融资平台，应该比较好地利用它的人才、利用资本市场的优势，怎么样把国内企业带进全球化，带到国外市场，这点香港应该发挥它的作用。现在外资进来很多，但是内地资本出去很少。上海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弱的，香港有优势的，当然上海的后发优势很强，动力很强。

　　用香港模式来推动长三角、珠三角

　　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后，体制上还有很多在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刚才讨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到底谁优谁劣。珠三角是以民营企业为代表、中小企业为代表，长三角是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为主，也有一部分民营企业。珠三角民营企业很多是低成本劳动力，在金融危机里他们收缩得很快，很难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这确实也暴露了珠三角的一些问题，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珠三角用低成本优势发展这么多年，民营企业没有做大做强，技术没有升级，我指的是自发升级。但这未必是珠三角民营企业没有做好，可能也还是体制问题，实际上我们对于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支持环境是不够的，很多中小企业是自我创新的，环境不好，它不想把这个创新的东西知识产权化。

　　第二个，我们讲一体化，当然广东是一个省，容易协调，但是即使是一个省，内部也有很多一体化的障碍，这就是我们讲的，行政对地方考核的属地化，和经济市场的一体化，这两者是有冲突、有矛盾的。对政府的治理模式、考核方式怎么样变化，在经济发展早期G D P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在不行了。珠三角要和香港合作，有一个环境问题，单纯强调G D P，就被制约了。这里面就有一系列的制度需要突破，比如土地市场、户籍制度等等。

　　第三个，关于沪港合作后对珠三角定位的影响，也需要突破体制的障碍。说到金融中心，不应过多担心谁取代谁，金融中心本身的定义是很广的，可以各有分工，比如外贸人民币结算，这个依托实体经济更多。而纯粹的金融产品交易，和实体经济的联系松一些，却对制度环境要求很高。这种情况下，对于金融的整个发展，长三角、珠三角、沪港的合作，中央政府要有一个通盘考虑，要有分工，比如有的金融市场发展是有很强的规模经济，要和国际竞争，我们只能拉一个最大的统一和外方竞争，这时中央政府确实需要考虑金融市场放在哪里，而且放了以后要有政策支持。还有一些金融产品不见得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就可以在几个地方同时搞，让各个地方去竞争。我们体制上的障碍太多，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让各地自己去突破，这也是一种模式。不论沪港合作还是深港合作，我觉得应该把香港好的模式、制度作为外部的参照、外部的推动力量，在合作中，促使上海、广州、深圳的原有体制发生改变，这才是成功合作的关键。具体谁和谁合作，怎么样合作，就要看怎么样有利于打破体制障碍，事实上，共赢也可以有分工，关键还是怎么样让各地有制度空间，能够把现有体制障碍突破。

　　南方都市报：有学者说一国两制过于强调“两制”，加大整合成本。

　　周伟林：一国两制是一个前提，不能动它，一动对香港是有损害的。香港是虚拟经济，利率是和美元挂钩，很容易波动，所以这个城市本身发展是需要进一步加强一体化，使它真正做实。但问题在于，现在内地的整个制度的发展跟不上香港，如全球化、法制程度等。

　　南方都市报：这是不是说，香港和内地一体化的程度，取决于内地市场开放和制度改进的进度？

　　周伟林：是的。这恰恰是我们认为有希望的地方，中国就应该往这个方向走，只是中国太大了，区域经济太不平衡。中国的区域政策方面，现在越来越不可能给额外的政策了。所以可做的，只有靠珠三角快速发展，接近香港的水平，就可以衔接了。

　　南方都市报：您刚才说中国内地发展不平衡，这方面香港想出的办法是，希望在珠三角打开一个小门，珠三角的某个城市优先和香港对接。

　　周伟林：比如港深一体化的问题，这可能比珠三角和香港总体来谈要好一点，深圳利用它的优势，如比香港更低的房价，把香港的商务成本降下来，同时深圳也可以得到香港更多的好处，包括人员往来。长三角有一个优点，文化、教育的基础很好，在长三角全国10所最好的大学，有4所在长三角，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但是珠三角没有这样的大学，香港很强，但是香港的资源珠三角不能享用，所以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是有机会的，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渐进式的。

　　本报记者林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