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政治下的中国应对》会议发言

陈钊

说明：以下是我在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召开的《气候政治下的中国应对》会议上的一个发言记录。好久没有更新BLOG了，希望以后能增加更新频率。

我其实还是来学习，听大家讲的，我就简单讲讲我的想法。我们今天谈的是气候问题，为什么气候问题这么重要？我觉得可能这背后有两个特点。第一，我们谈气候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空间的问题。当前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显然不像以前历史上的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发展道路那么顺利。这是因为，地球环境的承载能力可能已经接近了一个上限，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不像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那样可以随便地排放，此外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实际上也更加科学了。当然，目前国际的话语权体系主要还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这个时候发展中国家想要进一步发展，就要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制约。第二，气候问题是有外部性的，这是个全球范围内的外部性。我们讲到外部性，如果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河流排污等，有个中央政府，政府可以治理这个外部性，但从国际上而言，全球性的外部性就没有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机构来治理。所以我们为了气候问题要不停地开会，一直不能达成一致满意的结果。这个问题之所以困难，背后是一个分蛋糕的问题。有两个关键的方面涉及到蛋糕的分配。第一个是发展的权力和空间，现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要减排，这个任务怎么分配，大家的责任怎么分担，这是一个分蛋糕的问题，减排的任务有多重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发展空间的限制有多大。第二个是技术援助、资金援助，这里面就有一个定价。这实际上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分蛋糕。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第一种做法是认为，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发展权问题，你不能剥夺我发展的权利，我的态度可以非常强硬。这很可能会使得在发达国家中形成一种对中国的敌视，包括道德上的谴责。它们的负面影响可能体现在一些其他方面，比如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将加剧，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得到的支持可能会受到影响。此时，我们就特别需要发展中国家内形成一种合作。但这种合作更可能来自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发展中国家，否则它们觉得我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全球环境构成制约，就不会有合作动力的。比如像印度，它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所以它会希望和中国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同样面临各种困难。所以要自己走自己的路，我干我的，可能确实不太明智。另一条路就是走技术性的道路，发展自己的减排技术。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这背后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如果是纯粹的技术性问题，我们中国有个优势就是大，这种减排技术实际上可以靠政府提供公共品来做，我们GDP总量大，所以如果政府提供资金、提供融资、提供这种技术产权交易的平台，我相信我们能够发展出合适的减排技术。但是我觉得在强调这点的同时，还要强调另外一点，就是中国要结构转变，那么这个结构转变体现在哪里呢？第一是我们的能源需求是不是可以从外面找，但这个实际上受到很多阻碍。第二从供给角度上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产业结构转型上，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让企业变得更加环保，但恐怕目前中国的企业不会主动去这样做。这背后就是一个需求的问题。第一是国内的偏好，我们的消费者有没有一种普遍的环保意识、节能减排意识？还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收入分配不平等还很严重。大家都是穷人，首先是要解决温饱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地方政府发展GDP的政绩观在里面，使得地方政府不太会注重环境问题，地方政府在努力地招商引资，但显然他们更看重数量而不是企业对环境是否存在不利影响。所以，我们讲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可能需要从全球化的外部去寻找动力，我觉得气候的政治问题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来自于全球化时代的外部动力帮助中国进行结构调整来解决国内的一些问题，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希望看到这种动力能够帮助中国来调整内部结构，来进一步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