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节录自：《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大洋两岸的对话》，是我在其中的评论内容。

全文将于2009年3月1日中、英文同步发表。中文版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三十九辑 2009.1。英文版发表于：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网站：www.cigionline.org

经济学研究，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证的，都是为了给重要的问题提供科学的答案。如果基于中国的研究能够让我们找到新的重要问题，或者是为原有的问题提供更为科学的答案，那么，这就构成了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

John Whalley教授所提及的那些机械效仿国外研究的青年学者们，也往往将中国问题研究与前沿问题研究完全割裂开来，这些想法都有失偏颇。我们不妨思考一下，重要的问题从何而来？除了类似于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那样的纯理论研究之外，现代经济学发展至今，越来越多的重要问题都更直接地来自于现实世界。即便是理论研究，如张五常的分成租佃理论，创新的思想也是来自对现实世界的细致观察。的确，西方的经济学者已经建立或发展出许多让我们深刻认识现实的理论模型，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但正如科斯所言，“一般化(generalizations)可能并不是有益的，除非得出这种一般化的研究考察了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内这些活动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发现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框架，那么通过对中国问题的考察，我们至少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检验现有理论的适用性。或者，更为幸运地，我们还可能发现已有理论的不足，并因而完善或发展该理论。例如，John Whalley教授所说的儒家文化强调群体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在个人决策时将集体的特征或选择纳入到个人的决策考虑之内。事实上，社会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正是考虑了这种群体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而站到了理论的前沿。同样由于制度框架的不同，基于中国的研究还能提出新的重要问题。例如，中国的户籍制度分割对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市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究竟怎样？为这些问题提供科学的答案，恰恰也是我们基于中国实践对发展经济学可能做出的贡献。

 然后，我们再思考一下，如何使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是科学的。对于理论研究，只要问题来自于现实，那么对问题的回答就必须考虑特定现实中重要的特征事实。一些在国外研究中可以被抽象掉的次要因素，在中国问题研究中，却可能是影响结论的关键因素。John Whalley教授提到的在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时，需要对个人效用函数重新加以界定，恰恰体现了这一点。显然，如果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只是机械套用国外现成的理论模型，那么我们就无法发现这种带有国别差异的重要事实，因此建立的理论模型往往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

实证研究又如何呢？有些青年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往往倾向于运用更为复杂的技术，而忽略了复杂技术运用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前提条件。这种做法其实反映出对于计量经济学分析技术的误解。可以说，所有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技术的进展，都只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更为科学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通过传统的计量分析方法就可以得到科学结论的话，我们就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复杂而选择看似高深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