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患难与共识
在经历了3年的“革命造反”以后，第三代人被赶到工农兵基本群众之中，经过了长达8年的痛苦磨炼。这是一个真正接触中国国情，融于中国国情的时期，是一个理想与现实尖锐冲突、由狂热转为悲观的时期，第三代人经历了思想上，生活上、性格上全面的锻炼，真可谓“脱胎换骨”。本章列举了我班一些同学的真实经历。可以看出，在真正的劳动生活中，第三代人较远地离开了改治漩涡，摒弃了因出身和政治观点而产生的分裂，在患难中达成了共识，走向团结。这是第三代人认识国情的第一次大危机，第三代人在认识危杨中改造自己，真正地体会到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第一节 出身大灾难
说起出身大灾难，我在书中首先要悼念我们班集体的李奇女同学，下面是王慧治同学的一篇悼词，追念我们童年时代朋友的亡魂!
“李奇，咱们班的同学们近来又开始聚会了。20多年了，自从文化革命始，咱们就再也难得见面了，可现在，我们又聚在一起了，大家总要提起你，为你惋惜，为你不平。李奇，你怎么能自杀呢?那时，你要能咬咬牙挺过来，现在不也能和我们坐在一起了吗?那我们该有多快活!
“咱们是八年的同学，从幼儿园中班咱们就在一起。这可贵的八年，是咱们最美好，最无忧无虑的八年。还记得吗?在小学时，我们曾是朋友。那时你是班上绝顶聪明的孩子，每次班上做速算练习，你总是算得最快、最好的。那次全市小学速算比赛，你还得了第一名；你的作文总作为范文读给我们听，你的文章是那样流畅，那样幽默，经常引得全班哄堂大笑。可你又是班上绝顶任性的孩子，一年级时，只要不如意，你就躺在地上打滚，老师说你父母把你惯坏了，她经常去你家家访，帮助你克服毛病。后来你懂事了，不再那样任性了，但你的性格已形成，你是那样敏感，那样好胜。
“你的父母真不该太惯你呀，那使你的内心过于脆弱，以至没能顶住十年逆境的折磨，自己了结了自己才十几年的生命。
“其实这怎么能怪你呢?我们都过于突然地被扔进那险恶的激流里了。小时候，我们总被告知，我们是生活在蜜糖罐里的，我们为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而骄傲，为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荣幸。我们只知道我们是幸福的花朵，我们所向往的是一个充满阳光的未来。我们哪里知道，前面等着我们的竟是那样残酷的现实，犹如洪水猛兽一般，一切都要打倒、要批判、要横扫、要斗，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时我们才十四五岁呀，我们是那样热切地投入到破四旧的洪流中，可不久，我们自己也进入被“破”之列。
“我听说你的父母是属最早被打翻在地的那一批，你也成了“黑五类”，在学校强迫“劳改”，那些曾在一起学习，一起玩耍的同学们，此时都反目为仇了，那些曾是那样文弱的女学生们，此时都丧失理智了，变得冷酷无情了，她们往你背上吐痰，凌辱你，折磨你。你完全茫然了，你那样可亲可爱的父母，成了“三反分子”，而你自己也受到株连，你所受到的教育要求你无论什么时刻，都应一心跟党走，你站起来造父母的反了。可你是多么地爱他们呀，你心灵深处，怎么能相信他们是敌人呢?当你在遭受折磨时，你以为自己是在赎罪，可何为罪呢?矛盾呀，对党的绝对忠实和信任，迫使你向父母开战；对父母的爱，又啃噬着你的心，鞭笞着你的灵魂，你如落进无底深渊，茫然无措。
“我听说了这一切，我托人带信给你，请你来找我，我想给你一点朋友的帮助。可你没来，我太糊涂了，也太懒了，我本应主动上门去找你的，可我却只知等着，我实在没想到事态竟如此严重。我插队去了，回来时，家里人告诉我，在我走的第二天，你到我家来了，我赶紧往你家赶，想找你，没找到，你们家已变成大杂院了，他们都不认识你，只说你们家已搬走了，也不知搬到哪，我错过了。再也没能见到你，等我经历了一番农村、部队的磨炼，重又回到北京时，七八年过去了。一天，有人找到我，给了我一张小纸条，那是一首词，他们告诉我，是你临死前写给我的，你自杀了，继你父亲自杀后，你就一直在寻死，最后终于抛下一切，走了。
“噢，李奇，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在，我总想，如果我早点去找你，而不是漫不经心地等着你来；如果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我能在你身旁，你也许不会死。我们是小学时的朋友呀!那时我崇拜你的聪明，而你不知为什么，总喜欢模仿我的行为。我上课总是踩着铃声进教室，其实实践是动作太慢，紧赶慢赶，才勉强做到不迟到。你却以为这是我的绝技，硬要将此招学到手，方肯罢休。可惜，你老踩不准铃，总是在铃声响过之后才进教室，你可是迟到喽，老师找你谈话了，你说是学我，这下，我们可都挨批评了。还记得这些事吗?多有意思，多可笑，可惜呀!我们再没有机会一起回味往事了，也许这些童稚的回忆，能给你带来快活，能使你重新体会生活活的乐趣。
“李奇，这一切全过去了，我多想你；多为你遗憾，为什么你不召唤我呢?你明明是在怀念我，有你留下的诗词为证，可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噢，一切全过去了，我后悔呀，我听说那时，你妈妈找人看着你，不让你自杀，却没能看住。如果我在，我会把你从沮丧、绝望、矛盾中救出来，我会让你勇敢地面对人生。
“是呀，小学时，我们都太理想化了，我们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美，还记得咱们班的诗朗诵吗?
‘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那时我们就是这样，我们都太天真，太无邪了，我们一直生活在幻想中，又被一记闷棍打懵了头。我听说他们把你送到疯人院去了，因为你无法将现实和幻想扯平，你本是才能出众，可以大有作为的，却什么也没做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其实那10年只是一场恶梦，恶梦过后又是早晨，如果你能坚持到现在，不就能和我们一起，投身于改革，投身于事业了吗?你走了，还没来得及施展你的才华就一去不返了，只留下了你那可悲的经历。……”
看了这篇悼词，我们不仅为李奇及无数死于非命的人落泪，也为王慧治同学的感情所感动。自从否定“文革”以来，我们听到了无数控诉，都说自己是受害者，连那些“文革”时期提干、入党、整人的人，也说自己是受害者，那么谁是害人者呢?有谁像王慧治同学那样带着内疚的心情去追悔往事呢?有谁承认自己也害过别人呢?如果我们这个民族是这样没有责任感、没有忏悔意识，那将是多么可悲啊!这是题外一点感想，让我们言归正传，继续叙述“出身大灾难”。
上山下乡，现在往往被形容为极其苦难的折磨，但在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如此。在第一年，知识青年不习惯艰苦的劳动和生活，要过劳动关和生活关，但斗志高昂。以后斗志涣散了，但生活劳动也习惯了。对于那些在城市中受尽出身牵连苦难的青少年来说，下乡还有一种解放和逃避的作用。王觉非兄弟4人，自幼生活在一间极其简陋的小屋中。父亲是一位优秀的外交人员，曾做过司徒雷登的秘书，解放后只能在协和医院当挂号员。母亲多病长年在家，生活极其艰难。虽然破落，父亲仍决心让4个孩子上大学。但上山下乡运动将4个孩子全部赶到了农村。王觉非在内蒙干了6年，最后一个离村，被推荐到内蒙古大学学外语。在大学期间表现优秀，也找到了称心的女友，但终因出身问题未能入党。此人后留学美国，现在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做一个研究人员。
高及春是原民盟副主席高崇民的女儿，他的父亲既是知名民主人士，也是为党工作的共产党员，“文革”中为康生陷害，入狱半年即惨死。高及春那年16岁，领回来的只是父亲的一件血衣和极其肮脏的饭碗。上山下乡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至少在农村中她获得了他人平等的革命权利。知青内部十分团结，陕北老乡对他们又非常之好，劳动虽累，生活虽苦，但决没有北京“文革”那种血腥气。他们在农村广阔天地中感到了宁静，感到了人民的亲切朴实，他们是在陕西的黄土地中汲取了民族的生命活力的。高及春现在在北京太极计算机公司搞技术工作，生活得非常乐观充实，“干部子女”对她来说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张末生的父亲是原统战部副部长，她回忆起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的情况：
“我父亲多次被批斗，家也多次被抄。有一次造反派抓我父亲出去批斗，我们姐妹几个死抓住汽车不放，汽车径直开动起来，把我姐姐拖出了100多米。我父亲忍无可忍，猛地站起来说：‘这样要出人命的!’汽车才停下来。他们拉开姐姐，抓走了父亲。后来我的姥姥瘫痪，姐姐也疯了。姐姐的疯是由于她自尊心太强，特别想革命，在家里也造父母的反，在外边又受歧视，终于她的精神崩溃了。当时家里经济很困难，每天只能买一毛钱的肉吃。后来全家7口，分到全国各地，天涯7处。我父亲终于活到了平反昭雪，但身体已坏得不能工作，没几年就死于癌症。我从插队到干校，回京后又上学，还自学了一门法律，考上了律师。”现在的张求生，在某大公司做企业管理部的负责人。
如果说农村为家庭遭受灾难的孩子们提供了“避风港”，那么兵团和工厂却仍然歧视他们。齐玲玲的父亲是一位老干部，延安时期就挨整，她自幼好强，跑到最北边的中苏边境上的农垦兵团，没想到家庭问题的阴影仍然缠绕着她，她不能当基干民兵，没有持枪的权利。为了争得平等做人的资格，她一怒之下迁到了内地的另外一个农场。几年之后，她独自跑到武汉长江大桥上，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如果出身问题要影响一个人一辈子，那么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自幼养成的奋发上进的念头，终于占了上风，她顽强地活了下来。齐玲玲现在在中央某部门做财务工作，很有一些权力，到处被奉为上宾，但事隔25年，回忆起当年做‘人下人’的滋味，她仍忍不住要落泪。是什么东西使第三代人终生痛苦呢?应该说不是困难、挫折、不是失败，更不是生活艰难，真正使人终生难忘的精神刺激，就是那种人间天生的不平等和歧视。正是因为第三代人在青少年时期受到了这种歧视，所以才有那样顽强的奋斗，那样强烈的平等追求。
事过境迁，那种以出身取人，株连九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青少年时代所受歧视的伤痛却仍隐隐作痛，它在第三代人的成长经历中既是一种不幸，又是一种动力。所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之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幼年的优越感，少年的受歧视，从两个极端给第三代人提供了奋斗的激励因素。
第二节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三代人在8年中所受的磨难，更为严重的一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我们的教育与社会实际，本来就有一定脱节，在“文革”初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革命理想”极端膨胀，唯意志论盛行，第三代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完全脱节。不止是脱离国情，而且是无视国情，想用自己的理想去创造一切，他们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也是“象牙之塔”中塑造出来的，他们的社会经验和社会知识，几乎没有。特别是那些“优等学生”们，所受的思想冲击就更大。
一位出身高级干部的同学谈了他在惊心动魄的大波大澜中搏击的思想轨迹：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也当过‘左派’红卫兵。但是，风云突变，父亲被打倒了，我的厄运也接踵而来。最初，我最大的痛苦是不被人理解。为了证明自己对革命的真诚，我扒军列过了中越边境，打算战死沙场。后来被遣送回来。社会上对老干部的摧残一步步升级，母亲含恨而死，我的思想变为愤怒和反抗。反抗的形式是孩子气的，甚至是带破坏性的。被驱逐出原来住房时，我们兄弟几个把门窗玻璃打得粉碎。
“1968年，我被抓进监狱。监狱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我思考的问题已从个人的家庭遭遇转变为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与此同时，我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数理化知识、中外历史和马列著作。1973年出狱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读书和思考上。受当时青年思潮的影响，找到什么书，我就读什么书，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从列宁到赫鲁晓夫——共产主义运动史》、《斯大林秘史》等，同时写了很厚的读书笔记。这书给了我不小的影响。
“1975年，父亲出狱后与我的长谈，使我开始了回归的思想过程。父亲出狱后的8个月中，我每天下班陪父亲散步，他给我无保留地讲述了党的历史、个人的经历和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说，党经常在曲折中前进、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错误地整人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确最终会战胜错误。父亲讲到了毛主席的错误，也指出了应该客观全面地评价毛主席。散步中的长谈给我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我感到，父亲对问题的解释更客观、更令人信服，父亲的看法比我更深刻。渐渐地，我从迷惘、摇摆重新回归到相信党，相信党的事业。”
这位同学最后说：“我们在小学时有种‘禾干则已，要干就要干出最高水平’的精神，这种精神至今仍在鼓舞着我。”
如果说政治灾难给干部子女造成了强大的外在压力，那么思想折磨则给知识分子子女造成了痛苦的内在压力。文化革命开始时，强调家庭出身、下厂下乡，废除了高考制度，挫伤了这些人的自尊心和知识优越感，使他们走向了“造反派"和“逍遥派”的行列。一位硕士毕业生回忆道：“当时我是很希望加入红卫兵的，但由于父亲入党年代较晚而未获批准，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就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知识分子阶层的‘平等’追求，在当时不可能走向商品经济观念，于是就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反对特权阶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期望在最高权威领导下斗私批修、改变人性，使中国超越商品经济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就是当时我们追求的目标。为此，我参加了许多‘大批判’，批判母校，批判老师，批判同学、同时也批判自己。
“在文革年代里最为痛苦和可悲的，是我们不断自觉地扼杀自己的生机。当时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在单位中往往是改造对象，我们无论怎样努力劳动、自我批判，总是甩不掉那个‘知识分子’尾巴，也许是我们真有那么一条尾巴，如大批判发言水平高、不盲从、不会说谎、爱看书，反正每次上大学的名额来了，总没有我的份。在那些年代里真是苦闷到了极点。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制后，我一口气连续7年读完了研究生，整个思想迅速复苏和反省，犹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大学期间，我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的名言‘经济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组织参加了多次讨论会，彻底清理了自己信奉过的‘继续革命理论’，认识到它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农民乌托邦式的民粹思想。我的思想迅速向改革开放方向转变，成为三中全会路线的拥护者。
“研究生毕业后，我希望有一个亲身参加改革开放实践的机会，从北京调到了天津开发区。在这片新开发的土地上，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和引进外资的积极尝试。当我经过两轮选举成为区内民主评议会主席的时候，我由衷地感到，经过文革中的非理性狂热、2年待业、8年工厂、7年大学，外加3年毕业后的实践
，我终于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上，找到了实现自身才能的合适位置，找到了个人理想与群众意愿、历史进程的认同。这种社会实践，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也是出于对自己少年时代愚蠢行为的内疚和忏悔。
“近年来，处于对中国国情日益深入的认识，我逐渐从激进改革主义转向深刻保守主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感到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采取一种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自觉地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并稳妥地推进改革和开放。”
一位同学回忆说：“毕业分配时我分到京西煤矿做了10年矿工。我一直没学会说脏话骂人。有一次晚上开露天大会，领导说：‘有的青年工人什么都好，就是缺少群众语言！’当时所有探照灯一下子朝我照过来。艰苦劳动之余，我和几位插队，参军的同学不断通信，共同学习理论，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我们的方法是‘阶级斗争为纲’，在当时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其他的方法。但是当我们经过一系列严密的推理之后，吃惊地发现，我们竟得出了与德热拉斯相同的结论，虽然我们根本没有读过他的书。当时我们懂得结论是，中国也有一个新阶级。这些通信被一位同学的姐姐发现并交了上去，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政治打击。我被隔离审查50天，一位工厂的同学团内记了处分，以为插队的同学险些判刑，另一位同学同时被开除了党籍、学籍、军籍，送到首钢做最重的劳动。直到1978年我们才彻底得以平反。我们这种激进的观点是怎样纠正的呢？主要是通过思维方式的改变，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而从文化变迁、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功能结构等其他角度去理解中国社会。方法可能是离‘正统’理论远了，但结论是温和了。我们实际上ijing默认了某些新的不平等，而放弃了那种极端‘革命’，要打倒一切的类似托派的极‘左’理论。
从他的思想变迁中，可以看到实践和世界观方法论，在认识国情中的重要意义。第三代人对中国国情的真正认识，正是通过自己的独立的探索，经过许多错误和波折，才比较正确起来的。
从学校到社会、从城市到农村，第三代人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发现社会实际与书本上说的不一样。高及春回忆道：
“有一次我们请一位老贫农忆苦，他说，他们村的地主还不错，实际上最苦的时候是3年困难时期。我们一听吓了一跳，几乎是下意识地跳起来反驳：你应该从本质上看问题，地主阶级是剥削你们的?
……
作为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刚刚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战场上冲杀下来，身上的硝烟气还没有散尽，带有一腔改造社会、改造农村的抱负，遇到社会冷酷的现实，不可能不出现巨大的心理危机。这种心理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原有的理想太高太空，与中国实际相差太远。这是第三代人认识中国国情过程中的一次大危机。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面前，是屈服于现实而放弃理想呢?还是坚持理想而否定现实呢?在这个问题上，第三代人出现了新的分野。这次不是依出身或政治观点分野，而是依第三代人的自身素质分成了积极的和消极的。
当理想在现实前碰壁的时候，持消极态度的人很多。“知青”的共产主义小集体迅速瓦解，大家分开“单过”了：随后通过各种关系，一个个离开了农村。“扎根一辈子改造农村”的理想不到一年，烟消云散。许多人不好好劳动，整日游荡、抽烟、打牌，甚至出现了颓废、堕落的倾向。第四代青年中近年来出现的“麻将派、出国派、跳舞派、搞对象派”，不过是10年前第三代人中颓废思潮的重现，只是比较“洋气”罢了。这是放弃理想而屈从现实的一部分人。
另一部分人是坚持理想而不顾现实的。就态度来讲是积极的，但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走弯路。除在实际中碰壁无数以外，在理论探索上也误入歧途。但是多数人经过刻苦的社会实践和彻底的反思，逐步使自己的认识接近了中国国情。
在“文革”时代长达8年的苦难岁月中，生活的艰苦还在其次，更大的苦闷是精神压抑。那是一个歧视知识文化，鼓吹“大老粗”精神的时代。社会舆论容不得有知识、有个性、有奋斗精神的人，无论你怎样努力，怎样改造，总摆脱不掉那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其实我们这些人，初中都没有毕业，算什么知识分子?按照党的阶级路线，也不该把我们划为知识分子。在土改时期规定，按解放前3年的经济状况定阶级成份，1945年的地主如果破落了，1949年就可算贫农。我国企业福利待遇条例规定，3年学徒可以转为正式工人，8年工龄是老工人，公费医疗可以50％变为100％。如此说来，第三代人根本算不上知识分子，而是正经八百的老工人、老农民、老战士！但在那些年代里，你是工人也不行，因为你有思想、爱学习，不喜欢串领导家的门，就总是要背一个“小资产阶级”尾巴。当时我们最大的苦恼，就是不断歌颂那些压迫自己、歧视自己的势力。明明有文化，却要歌颂无文化；明明是文明，却要歌颂野蛮愚昧；明明是有个性，却要变成无个性；明明有生机，却要扼杀生机，而且是自觉地、经常地扼杀自己的生机。即使如此，还是得不到信任！据我在工厂8年的体会，要与工人打成一片并不难，只要你踏实肯干、尊重他们，他们就喜欢你，他们是真正纯朴善良的。真正不容人的，是那些文化素质低下、有野心、有一定职权的人，他们本能地嫉妒、排斥、反感、厌恶我们这些人。
记得有一次班组学习，我提了几个理论问题，车问主任解答不了，恼羞成怒，居然在干部会上说：“学习时有人给我出难题，凭我这点水平还能对付得了!”在工厂“以工代干”后，我曾在干校劳动半年，一边劳动一边读《资本论》，当时大家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又不敢说我不对，于是在鉴定时就要多考察一下，“这个人爱看书，不知道理论联系实际否?”多亏我已有了经验，在各种场合发言辅导，都十分注意通俗、幽默，于是在鉴定中给我加了一句：“理论能够联系实际。”这看起来是一句好话，实际上是一种额外负担。别人不读书，就没有“实际不联系理论”的问题，你爱读书，就要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如果联系不好呢?读书就不如不读书!在这种氛围下，我只能加倍努力，“动心忍性”，又读书又联系实际，这对我后来的写作和讲演大有帮助。无论是讲什么问题，我总能变成口头语式的群众语言，不出几句话就能引人发笑。至于自己心里是哭是笑，我早已分不清楚了。
在我们那个小工厂里，车间主任以上干部一是转业军人，二是随军迁入北京的军人家属，他们把住了天堂的大门，无论你怎样虞诚、怎样忏悔，就是不让你进去。即使你表现再好，也很难入团入党提干，即使你学习再好，也很难被推荐上大学。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制，才削弱了他们手中的生杀大权，给予我们这些“贱民”以一条平等竞争的出路。为此这些低文化、高嫉妒心的人颇为不满，还要在政治条件年龄、履历、身体各方面挑你的毛病。直到大势已定，才不得不认输。
在那些沉渣泛起，反文化反文明的“文革”年代里，我们的最大悲剧是既要歌颂压迫自己的势力，又得不到宽容，而最大收获是培养了自己的韧性。有时几乎是毫无出路，我就拼命地读书，有时抬头凝视着屋顶，默念着“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无论周围是多么黑暗，我总是相信奇迹、相信物极必反，记得当时对我最有影响的书，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办》、《牛虻》，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是支持我们奋斗的精神力量。直至今日，我还能背诵出不少格言。比如普希金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屠格涅夫的诗：
“我衷心把自己献给新的感情，
在心灵上我如婴儿又重生，
我所膜拜的我今皆销毁，
我所销毁的我今又崇敬。”…
无论遇到何等挫折，我们还是相信真、相信善、相信美，这大概就是被世俗舆论称为“精神贵族”的东西吧!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精神所奠基的中华民族精英的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已被第三代人所继承。当然，传统文化有其局限性。有一个阶段，我吃惊地发现：屈原、岳飞、文天祥，只能在死后成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专制皇权和外族入侵的条件下，只能从负面表现出来。而像秦始皇、成吉思汗这样开创基业的人物，却总是在道德上受到贬低。这就是说、传统美德必须经过改造和转化，才能真正促进历史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上志士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精神，又必须继承下来。第三代人中的优秀分子，无论在极“左”的“文革”冲击下，还是在商业经济冲击下，都没有放弃幼年时形成的基本人格和心理结构。
第三节“峣峣者易缺，曒曒者易污"
中国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滩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又云：“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种话既可理解为批评传统社会僵化保守、压抑人才；也可以理解为批评优秀分子脱离群众。更大的意义恐怕还在于告诫世人，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国情的某些规律，至于从中汲取的是积极的因素还是消极的因素，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第三代人从中汲取消极因素者不乏其人，其实任何时代的多数人，都不免如此。相比之下，第三代人采取积极进取态度的，还是相当的多。
8年中，除了政治上的冲击和思想上的思虑以外，第三代人更多地是在艰苦的生活、劳动和工作中磨练，这种时间极长的扎根于最基层的生活，几乎消磨了整个一代人的青春。不仅是政治观点、思想方法发生改变、甚至连语言、性格、音容笑貌都发生很大变化，真是“脱胎换骨”了。现在有些人对第三代人总是不大看得惯，说他们是“知识分子气”，实际上恰恰说反了。8至10年的工农兵生活早已改变了他们的成份。在他们的语言中也经常夹杂着各种粗野的骂人脏话，仿佛不如此就不痛快，就不能表现出自己的丰富经历似的。这些人有一部分后来上了学、又回到文化教育界或做了干部，但基本上可算“工农兵回炉”的。至于幼年时代培养的上进心没有消失，正是他们可宝贵的地方。
被批评为“肩不能的挑，手不能提”的知识青年们，都经历了5到8年的艰苦劳动。一位东北农垦兵团的知青回忆说：
“早上3点起床，一干就是12个小时，一眼望不到头的野草，比人还高出一头，大家谁也看不见谁，只是一个人拼命地干。
“知识青年在东北、新疆、内蒙、云南的农垦兵团有数百万人，对当地的生产、技术、文化生活都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出现了许多作家。在各连队的生产管理、会计、机修、技术科研部门和教育系统，知青占了大部分，还有许多文艺宣传队，把歌舞、版画、摄影和科学文化知识带给了边疆。这是我们贡献了最纯洁的理想和青春的地方。后来有政策可以返城了，大家心情十分矛盾，不回去又想家，回家后又怀念北大荒。回北京后心情也不痛快，一无房子、二无合适工作，现在40好几了，在单位里地位很低、收入也低，真是觉得很窝囊。”
第三代人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心情往往十分痛苦。历史上有过几个时代，如孙中山同盟会推翻清朝、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50年代数十万军队转业屯垦戍边，少则3年4年，多则10年8年，总能干成一番事业，死者千古留名，生者建功立业。独有第三代人这10年青春年华，算是白白浪费了。拿数百万知青屯垦戍边来说，本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能有正确的政策，能使他们长期留在边疆，对国家的建设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想而知。但偏偏是在那样的年代中去的，去时一窝蜂，回来一窝蜂，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波动。如果在回城时加以限制，同时给留在边疆的人以特殊政策，从长远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正是由于下去时太“左”了，一旦“拨乱反正”就控制不住，数百万知识青年只留下3万多人。这种“大起大落”在许多领域出现，几乎成了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也算是一种国情吧，从根源上仍与“激进主义”有关。
王慧治同学的当兵经历更带有戏剧性。她生长于革命干部家庭，自幼天真、善良、娇气，在小学的集体中如鱼得水，一上中学就显得特殊。老师对她父亲说：“王慧治说话和别人不一样，走路和别人不一样，什么都和别人不一样。”下乡插队她感到轻松自在，到部队当兵后才真正体会到世态炎凉，为了入党、提干，人际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在讨论她入党的会议上，人们说她：“学生腔，大城市作风”，理由是她在小学学会的三句话：
“对不起”、“谢谢”和“请”。有些以“工农作风”自居而自豪的人大言不惭地批评道：
“大家都是阶级姐妹，还用道谢吗?”
她自己是这样回忆往事的：
“有时我想，我们是幸运的一批人，因为我们有着最幸福的童年，我们曾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接受过早期正规教育，我们的校长和老师都是极杰出的教育家。可有时我又想，我们是不幸的一批人，因为我们所被告知的世界和真正的世界相差太远，我们所受的教育应付不了它。
“我太怀念我的小学了。小学的一切都牢记在我心间，还记得我们所用过的最后一间教室，它虽显破旧，却宽敞、明亮、干争，墙上贴着8个大字，诚实、好学、礼貌、卫生，那是陶校长为我们立下的做人准则，她要求所有的孩子都要做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
“我把这8个字记在了心间，要求自己为人友善、宽厚、彬彬有礼，更要求自己勤学、上进、听党的话。我盼望着掌握高深知识，为建设共产主义贡献力量。那时的大人常对我们说：“你们可以亲手建设共产主义。”当时，我对这话深信不疑。然而离开小学还不到两年，我们就掉进了“文革”10年的漩涡，迎面扑来的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它把一切都推翻了，它在我的心中画出了一个个的大问号。
“我的哥哥，曾是模范学生，他不仅在学校是优秀，在我们所住的大院里，也被所有的家长引为自己孩子的楷模。文革初期，他以义不容辞的态度，热情地投入到运动中，然而事态的演变，又使他越来越感到困惑，他开始怀疑中央文革的“正确”，他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发牢骚了，可他又想到毛主席教导大家“应该相信群众，应该相信党”，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更是一个虔诚的共产党员，他以极大的信赖，将自己的怀疑向组织作了汇报，并在群众大会上‘暴露活思想’，他以为能够得到群众的帮助，他渴求党组织能将他从迷惘中救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被打成反革命了，他被隔离审查了，更可悲的是，他也诚实地将所有和他一起发牢骚的朋友端了出去，这些人自然也得到了和他一样的下场。所有的朋友都开始指责他，唾弃他，连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也将他视为陌路人，因为我们不能容忍出卖朋友的告密者，可在当时，我们也不知道‘相信群众、相信党’和告密，孰是孰非!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正面的教育，我们所被告知的都是真、善、美的、纯洁、道德的。可文革开始了，那些最残忍、最冷酷、最丑恶的现象一下子全暴露在我们面前，满街“最高指示”的“红海洋”，和污秽、下流的“漫画”，混杂在一起，父母说你们别看，怎么可能呢?
“那时我刚刚15岁，文革10年我25岁了，这正是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时期，也正是需要正面引导的时期。可我走入迷津，昏昏然然，一个疯狂的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到处是揪斗、游街、凌辱和谩骂。人与人之间没有友情，只有斗争，说是要斗出个红彤彤的世界，因此人人都要显示出斗争性，拿出誓死战斗到底的气派。
“我到底是实验二小教育出来的学生，即使在文革中，也没忘记‘请，谢谢’‘对不起’等文明语言。那时霍老师教得多细呀，她告诉我们，当你有求于人的时候，要说‘请’，当你碰撞了别人，要说‘对不起’，当你接受了别人的帮助时，要说‘谢谢’，她甚至连如何给别人递剪子都教给了我们。可谁又想到，这在文革中是不能容忍的，被认为是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大城市作风，甚至连讲卫生也是错误的，那时是以讲卫生为耻，不讲卫生为荣的。似乎只有脏才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只要你说‘我们大老粗’，你就真理在手了，‘大老粗’已成了战无不胜的武器，是所有一切不讲公德的行为的挡箭牌。
“我在部队时，是卫生兵，那时正是学习‘老三篇’的年代，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赞扬白求恩对技术精益求精，我也决心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医生，努力钻研医学知识。部队的老同志告诉我，要想深入掌握医学知识。三理一剖(生理、病理、药理、解剖)，是必要的基础。那时市场上只有‘红宝书’，业务书籍几乎没处买，老同志将他视为珍宝的解剖、生理书籍借给我，让我好好学习。部队条件差，我们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晚上点的是油灯，为了给老乡省油，更为了遵守部队的作息时间，我总是打着手电钻进被窝里看书，结果成了‘单纯业务观点’的典型，连借我书的医生也挨批评，因为他鼓励新同志走白专道路，我也成了野心家，因为我要做医生。我真诚地接受了同志们的批评，‘白专道路’在那时早已被‘批倒批臭’，我无意中竟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确实中毒不浅，于是我就抽时问读马、列、毛的原文，加强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想着既学政治，又学业务，当然应该算又红又专了，可我又成了‘空头政治家’，我无所适从了。学业务是白专道路，学马列是空头政治，最后我终于悟出来了，只要学习就是犯忌，因为那时不需要有头脑的人，文化理论水平不必有，只要会背语录就行了。她现在在出版社当编辑，非常达观，乐天知命，全部心血都用到了教育子女身上。但是她仍然改不了善良的本性，每逢评职称，提级这类大家拼命争抢的事。她还能先考虑别人，说：“要是评了我，别人怎么办啊?”有一位知心朋友对她说：“你这个人吃亏就吃在心眼儿太好，现在哪儿有像你这样的人啊?了解你的说你傻，不了解你的说你自命清高。”在世俗偏见面前，王慧治仍取一种超然态度，她不愿意为了蝇头小利去追逐，活得安闲自在。
第三代人在多年磨练中，每个人都做过多种工作，他们的专业学习受到损害，但综合能力却大大发展起来。请看张晨同学的经历：
“山西浑源县插队8年，做过各种农活，担任过生产队长。
在农村参加‘一打三反’专案组，作为非党群众参加了整党建党。
在县城小学当教师，从一年级到初二，教过八个年级的课，有语文、算术、体育、美术、音乐……
回北京后，在东城区人造金刚石厂当车工。
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当编辑。
在中国画研究院编学报，组织画展，是一个中级编辑。”
师范大学学报上，报道了另一位同学：
“孙晓华，插过队，当过工人，1982年理科电大毕业后调到图书馆学系搞教育。仅有一张大专文凭，却靠自己的勤奋站讲台数年，并取得良好教学效果，博得师生普遍好评和信赖。去年学校破格提拔她为实验师。几年间她辅导并主讲了‘130程序设计’、‘图书馆现代技术’两门课，其中一门课代表系里参加了学校1987年理科教学评估，在受学生好评这一项中名列第四。
除教学工作，她还积极为系里建起了实验室，设计机房，购置、安装仪器，制订制度，甚至仪器维修，她都承担下来。她还是系工会主席，曾被评为市教育工会积极分子。去年又开始兼任系办公室主任。
从课堂到实验室，从实验室到办公室，她可谓一个‘全才’。”
孙晓华已分居12年，爱人至今在外地工作。她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取得上述成绩的。
王立群是一位高级工程师的向女儿，自幼家教严格，典型的书香门弟。她做梦也没想到会到百货商场里做了10年售货员。但既然做了，就要尽全力做好。她打破了女职工不蹬平板三轮的惯例，与工人师傅一起搬运货物，有时洒一身墨汁，有时粘一身浆糊。她就是这样一直干到业务经理。但是在商品经济最活跃的年代里，她却回到商业财贸学校当了一名教师，她没有去“挣大钱”，而选择了一条能使心绪宁静的道路。
高中的父母是医生，本人头脑聪明、处世圆通，很有一些政治家的才干。但他知道自己缺乏政治背景，毅然走上了从商的道路。他从外贸学院毕业，在“中信”工作两年，随后自费出国留学，先后在德国、瑞士学习，终于以优秀成绩考上了英国石油公司的高级经理，派回中国经营，成为一位
“买办”。他不无自豪地向国内朋友们讲述自己收入高，同时又表示自己是“给鬼子干活”，心理不大平衡。我问他：“你们在国外关心中国的前途吗?”
他给予十分肯定的回答，表示大部分海外华人是关心祖国的。
我又问他：“如果有朝一日，国内组织一些大公司聘你当经理，你会来吗?”
他说：“我恐怕国内公司养不起我。”
不过我相信，只要得到充分信任，会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士应聘的。
刘鹏同学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只此一子，视如掌上明珠，从小就不让他出大门一步，不让他与胡同里的“野孩子”们玩。小学五年级他患肝炎，休学半年，几乎要留级，但是他终于没有留级。25年后他回忆道：
“当时没有留级主要是靠荣誉感和意志。首先是霍老师不愿意她的学生中有人留级，老师有信心，我就有了信心。”
中学毕业后，刘鹏幸运地没有下乡，分配到工厂做汽车司机。他拼命地干，不仅开车，而且兼做搬运工，厂里无人不夸他老实肯干。但是他也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磨练。汽车队里人员复杂，每逢工休就凑到一起谈笑，说一些极其下流肮脏的话。刘鹏实在听不下去，就远远地躲在一边。这就难免被人说成“自视清高，脱离群众”。这一段时间是难熬的，正像毛主席所说：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要下决心，经过长期甚至是痛苦的磨炼。这种磨炼不是靠奇迹，而是靠“修行”，时间要久，功到自然成。’《西游记》中所说唐僧取经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到西天后才经历了80难，于是还要到通天河让老乌龟掀进去再受一难，才得正果。小时我常想：唐僧取经走十万八千里，多么难啊!让孙悟空一个筋斗翻过去取回来不就行了吗?后来才悟出，欲取真经，取到经典是假，悟出真谛是真，就是要你经过长期磨炼。
刘鹏像成千上万同龄人一样，经历了这段遭世俗非议的时光，他到底没有学会说脏话，也终于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后来他人了党，升任车队队长，亲自管理这些工人师傅们了。现在他在北京市某贸易公司做经理，从事出口贸易。
在重点学校高干高知子女群中，也有一部分出身于贫寒劳动人民家庭、由于天资聪颖、或靠刻苦奋斗上来的。他们的奋斗史，另有一番滋味，不仅要兼做家务，还要忍受周围的歧视。我的一位中学同学高艳洲，就是这样一位从拣煤核小孩到重点中学学生，从工人到文学教师，最后成为香港商人的。下面是他在赴香港之前对我讲的话。
“我的父亲17岁从白洋淀农村中出来，到北京做小贩，解放后拉过平板车，母亲没有工作，养了6个孩子。在我的家庭中，父亲是绝对的家长统治，在外边受了气就回家来耍威风。他喝醉了酒就打老婆孩子，家里经常出现母亲和6个孩子反对父亲的场面。
“我的母亲受苦最多，婆婆、丈夫都欺侮她。她是绝对的善良，以善报恶。她主张无论自己怎样苦，也不能反抗、不能偷盗，不应恨别人。她多次教我们说：在外边不要和人打架，挨打也不要还手，赶快跑回家。我家虽然十分贫困，但比起解放前仍然是好多了，主要是生命有了基本保障，全家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朴素的感情，认为共产党救了我们全家，这是真话。我父亲就是这样报恩报了几十年。他在废品收购站工作，处理了几十年废品，偶尔发现一两个值钱的古董，就给单位赚一笔钱，但他从来没想过单干。这几年退休开始单干，才知道自己原来也很能赚钱，以前几十年是只知报恩，没想赚钱。
“我们哥儿几个自幼学习都好，贫穷使我们非常团结。贫穷也不断挫伤我们的自尊心。我在小学是中队长，白天管同学，晚上随大哥大姐上街捡煤核(我们家穷得几十年没买过煤，全是拣煤核)，每逢此时，我都十分紧张，生怕让同学看见。中学考上四中，班里高干子女极多，我就更感到受歧视，有人说我‘一分钱能攥出油来’这话也不假。但我的精神追求却越来越高，这也是‘文革’的遗产吧。
“有一次父母为了两块钱打架，我在学校吃饭时哭了。王老师知道了，给了我两块钱。后来在毕业分配时我被留在北京，算是幸运了。在工厂中我的热情到达极点，一群青年人拼命干活，那股献身精神真值得留恋，当时大挖防空洞，我当队长，腰砸坏了，在家躺了4年，我爱人更是一个拼命干活的人，当时和我在一个工厂，为救火把脸、手都烧坏了。当时我们想牺牲，巴不得有个机会为革命而牺牲，为此两个人都落下了终生的残疾。
“这次我要去香港了，我女儿一天晚上问我，‘爸爸，我妈妈为什么烧伤的?’
“我说：‘厂里着火了，她为了救别人。’
“那别人为什么不救?
“‘别人也救了，你妈妈最英勇。’
“妈妈烧得那么难看，你为什么还和她好!
……
“当孩子听到妈妈被烧伤的经过时，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我爱人当时烧得真是极为可怕，脸肿得像一个脸盆那么大，眼睛几乎看不出来了。浑身淌着黄水，我们在一边用棉棍不断地吸着……现在想起来，这种感情极为深厚，乃是由于当时我们的全部青春和热血，都在真诚地献身于某种事业。
“她的脸烧坏了，我的腰砸坏了，这并不影响我们关系的发展。但思想分歧却险些使我我们分开。我这个人性子直，看不惯弄虚作假的一套。最初的反感是厂里干涉我们谈恋爱，说是‘资产阶级情调，过早考虑个人小家庭’，后来我就越来越反感报上说假话，社会上不正之风越来越厉害，一切都使我愤怒。她却仍旧是那么虔诚，一加班就连干36个钟头，两天两夜不睡觉。烧成那个样子还问别人怎么样了。有一次工厂要推荐她上大学，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去找她求情，她居然把名额让给他去了。这些行为，我先是崇敬，后是反感。心想娶这么个老婆，家都得让她让给别人。两个人经常争论，常常不欢而散。
“我的腰砸坏以后，两年没有见她，心想趁此机会，一吹拉倒。两个人确实是已经吹了，都分别谈对象了。但是谈不成，对新谈的对象一点印象也没有。最后又重归于好。结婚后她工作仍然积极，但也是一位贤妻良母。现在看来，还是十七八岁共患难那段，虽然有许多愚蠢、糊涂的地方，但那毕竟是最真诚、最纯洁的一段，我们付出了最宝贵的东西：热情、忠诚、身体健康。在这时建立的感情仍旧是珍贵的。
“这10年别人都发达了，我也拼命拿下了两个大学文凭，在学校讲文学。我是喜欢文学的，总想把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写出来。这次我哥哥让我去香港帮他搞公司，我脑子还是想文学。但是我不得不去，在内地我什么也发挥不出来。”
从穷孩子到港商，他是在40岁时离开了他曾为之奋斗的内地大陆，告别了他80岁的父母和妻子女儿，放弃了他喜爱的文学，独自一人两手空空走向世界的。如果内地能够发挥他的才千，他也许不会走。因为他的心理结构太传统，正义感太强烈，他在大陆看不惯低效率和走后门，在香港也不一定看得惯“金钱关系”，他走上经商这条路是迫不得已。这是第三代人性格另一方面的悲剧，本书将在以后有关章节予以评述。
第三代人对中国国情认识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大危机，是从学校到社会的最初几年。从“改造世界的革命先锋”，到“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对象”，反差太大了，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也太大了。第三代人终于从幼年的“黄金梦”中苏醒过来，从青少年时代的“红色理想”中跌落下来，一直跌落到中国最偏僻，最贫穷的黄土地上，开始了真正自食其力的生活。这次可不是“下马看花”，也不是“走马看花”，也不是“下放锻炼”，而是准备在农村、农场安家落户，过一辈子，由于接触到实际生活，社会阴暗面在他们眼中一览无余，特别是他们不是作为“钦差大臣”下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而是毫无能力地要去适应这一切，要在其中生活。这对第三代人的理想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在真正的国情面前，他们有共同低下地位，受到共同的社会压力，有共同的患难生活，他们不再以出身或政治观点分派，而是在患难中走向团结。我有两位中学老大哥，一位叫李三友，是“老红卫兵”，一位叫任智，是“造反派”。后来两个人同时到内蒙插队，经过长谈，发现彼此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方面，有许多共识。而在中学时期那种“水火不容”式的对立，只不过是在一个十分肤浅层次上的、十分幼稚无知的。一种孩子式的“斗殴”。在真正的国情面前，第三代人面临着一次深刻的认识危机，使他们最终渡过这场认识危机的，是社会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唯心主义认为人可以随意创造环境，机械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环境创造的，解决这个矛盾要靠“革命的、能动的实践”。新中国第三代人认识能力很强、革命理想过高，而中国社会又是那样一个庞然大物，数千年缓慢地进化、停滞、循环，这种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的矛盾，在第三代人那里显得极为突出，即使经过了长达25年的实践，也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第三代人实践的第一阶段，是l968～1976年长达8年的社会磨炼，主要体现在社会基层的长期生活，体会到社会的真实情况，真诚地改造自己；第二阶段则是在10年改革中能动地改造社会。在“改造自己”这一阶段，第三代人真正像孟子所说“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大多数人是以积极的进取态度；顽强的精神和毅力，渡过了这漫长的艰苦岁月。在长达8年的艰苦磨炼中，他们极大的改变了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环境，他们到底没有向环境屈服，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同时改造了环境和自身。在这种人与环境的相互改造中，第三代人与国情融为一体。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第三代人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对于中国国情的真正体验，成为后10年他们参与改革开放，改造中国的思想基础和经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