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年时代的分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第三代人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过早地冲上了政治舞台。在当时激进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第三代人以“革命动力”面貌出现，先是大造社会的反，随后分裂为“血统论”与“造反派”两股思潮、“红卫兵”和“造反派”两支派别。第三代人对于中国国情不仅毫无所知、而且全然不顾，企图在最高权威指挥下，以思想和权力的力量随意改变国情、加速历史发展，结果适得其反，走到了反现代化的错误方向。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也发展起政治才干、理论才干和组织才干，特别是某种“策略”思想，对于以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权威人格”的弱点

50年代的教育是基本成功的，它所培养的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分子，所具备的人格，对于国家是有用的，对于个人也未曾不高尚。对于这点，无论后来发生过什么错误，经历了多少挫折，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不能否定，并不是说在理论上死不认错，而是说这种素质和人格在幼年形成，作为一种定型的心理结构，很难改变。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现实，才能去肯定它或批评它。
第一章所述第三代幼年教育的特征及其人格特点，的确有其不足之处。我们先从反面做一分析。
“文革时期”实验二小办了一个“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展览，将我们这个班做为批判典型，批判的主要内容是：
——“智育第一，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张帆同学笔迹工整的作文，王立群同学全年无错题的算术本，全都拿来批判。说我们“智育好”是真的，但说我们“不突出政治”是假的，实际上如第一章所述，学校对我们的德育和政治教育是很强的，我们也真正接受了这种教育，并在后来的“造反”中化为行动。只不过在“文革”中谁的功课好，谁就被认为是“白专”。因为“政治好”有时很难在操作上予以定量判断，于是分数就成了反面的判断标准。高分学生往往被认为“不突出政治。”这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精神贵族，不想做普通劳动者”。这种批判有点道理。小学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长大后想要做什么”，全班竟无一人想做普通的工人、农民，全部是：科学家、医生、工程师、运动员等等。但是，相形之下，似乎并不比后人差，至少想当官的不多，想当解放军和教师的也不少!所谓“精神贵族”，是指这些人无论干什么都想拔尖，都有一种“要比别人干得好”的念头，在这个意义上称为“个人名利思想”，还是有一点准确性的。
——“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这个帽子几乎在每个同学头上都戴了几十年。由于家庭优越，教育优越，使我们理想主义太多，处世本领太差、性格脆弱敏感，难以承受打击，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以后的实践证明，大多数人都成功地在工农兵基本群众中经受了锻炼，成为优秀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只不过多承受了一些精神上的磨难和痛苦中形成的高尚的理想、纯洁的心灵、献身追求精神，这些有价值的精神财富，被引到了错误的方向，在政治斗争中被利用、被欺骗、被践踏。以致在后来，连这些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本身，都似乎连其在特殊条件下造成的恶果一起，被历史、社会和第三代人自身所抛弃。这既是一代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这种悲剧，在历史上是不多的，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种悲剧性的经历对第三代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痛苦。作为害人者，他们将永远为此而自责和内疚，作为受害者，他们又被浪费了最宝贵的青春。第三代人就是在这样的精神熬炼之中度过了1／4世纪。同时，痛苦出真知，痛苦出人才，这种精神折磨也成为第三代人注定要为中国现代化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力量源泉。

                     第二节  表现在出身上的两类社会问题
人生的黄金时代是幼年时代。共和国的同龄人与共和国一起，在光彩照人的幼年时代度过了自己最辉煌的时期。50年代共和国也发生过失误，如反右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等等。但是，比起整个建设的成就来说，是次要的。即使在3年困难时期，凭着党和政府的威信和组织力量，“正确的调整政策，大大压缩了消费，使经济得以调整和好转。
但是与此同时，极“左”的思潮却日益抬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提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立竿见影。”，“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毛泽东主席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提出一系列观点，从“利用小说反党”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党的基本路线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1964年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也渗透到教育界。教育越来越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这种阶级斗争，不仅体现在政治教育方面，也体现在学生的出身方面。60年代初，在大学生的录取中已经十分看重出身，只在1962年有所放松。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时，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中，  “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已经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在“文革”的派别中，如北京地区大学的“天派”，“地派”，虽然纷争激烈，甚至发展到动用枪炮长矛，但主要是一种政治性斗争，你要打倒这个干部，我要保护那个干部，你以江青、陈伯达为后台，我以康生做后台。而在中学则大不相同。当时北京中学分为“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表面上是对军训的态度不同，实际上是以出身划分的派别，在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社会问题。这种问题在“文革"前已经出现，而在“文革”中则公开爆发。
第三代人出身问题的大背景，是社会的剧烈变迁。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地主、富农、官僚资产阶级被打倒了，而且是被暴力革命所打倒的，他们的家庭子女往往受到连累。许多国民党人士跑到了台湾，留在大陆的亲属就产生了“海外关系”问题，而“海外关系”多年来被视为反常，甚至与“特务嫌疑”有关。记得我在工厂时有一青年工人叫王长江，表现很好，就是因为其父在香港经商无法入团。他本人申辩说，他父亲是国内某部门派到香港去的，是为国家工作的，但是工厂团组织终因无法外调而不能吸收他入团。这种受出身牵连而在政治上不受信任，不能入党、入团、提干、上大学的事情是很普遍的，其大背景实际是新社会建立初期所遗留的，旧社会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历史必然性。当然在中学生中公开地大讲出身，对出身不好的学生加以歧视，确是太过分了。但即使没有过火的行为，出身问题与第三代是与生俱来的，这就与第四代人大不相同。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第四代，其父母正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人。在第一代人作为最高层领导人的情况下，第二代人几乎无法取得很高的社会地位。现在的中学生、大学生，其父母几乎是相同的级别，相同的收入。级别高的无非是科长、处长，当局长的很少，而做工人、农民的则以其10年改革中的高收入弥补了社会地位和“体面上”的不足。在第四代的年轻人中，许多人认为第三代的最大缺点在于不团结，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第三代人的分裂的种子，来源于自己的“血统”和建国初期的社会条件，这是他们自己无法选择的。特别是在极“左”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这种分裂就显得更为严重。
第三代人的出身问题，究其根源是两种矛盾的互相交织。第一种矛盾是“红五类”和“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的矛盾。这是旧社会对抗性阶级矛盾的遗留，在80年代已基本获得解放。“黑五类”子女已经获得了各方面的平等权利，“海外关系”成为对外开放的渠道，为他们出国、经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基本上可以认为，这种矛盾是旧中国与新中国外部矛盾的遗留。在新中国第三代人的内部关系中并无特殊意义，虽然在“一国两制”的实践活动中，第三代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仍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二种矛盾是高干子女和社会中间阶层(主要是知识分子)子女的矛盾。这种矛盾由于反映了新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因而具有更加典型的意义。
如果说第一种矛盾反映的是要不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新社会建立后如何掌握政策的问题，它所反映的是新社会建立初期的外部冲突；那么第二种矛盾反映的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这个新社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问题，它所反映的是新社会建立以后的内部冲突。本书主要是以第二对矛盾为根源，来研究第三代人内部的思潮变迁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的。
当然，就“权利平等”，不以出身歧视人这一点来说，两种矛盾可以归到后一类中去，它们反映的都是新社会建立以后，能不能实现革命理想主义的平等，能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程度上实现这种平等的问题。因此，书研究的第二类出身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即：新社会建立后革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冲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这类思潮性质的冲突，长达30年来一直困扰着第三代人，成为他们之间矛盾的特殊表现。

                         第三节  第一思潮——“血统论”思潮
60年代初期，两类出身问题的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兴起的第一社会现象，是“血统论”和“修正主义教育黑线专政论”，它表现了“红五类”子女要压倒社会中间阶层子女特别是知识分子子女。在表面上，“血统论”是直接反对“黑五类”子女的，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比较好办，“黑五类”子女很容易地就服从了，在当州、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也不敢不服从。而社会中间阶层子女就不大好办。一是人数多；二是学习成绩比较好，在学校中对干部子女有相当的竞争力，不是那么容易就服气的。因此，“血统论”仅仅对“黑五类”子女比较有效，而干部子女欲对社会中间阶层子女占优势地位，除“血统论”以外，还必须加上批判“修正主义教育道线”，批判“白专道路”和“智育第一”。
我把60年代上中学的第三代人中兴起的第一社会现象的内容概括为“血统论”和“教育黑线专政论”，它是代表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红五类”子女利益的一种思潮，它以鼓吹“出身好，就革命性强”为特征，是第一个代表第三代人登上政治舞台的社会现象。
从60年代初到1965年底，是“血统论思潮”发展的第一阶段。当时有组织地在学校中执行阶级路线”，北京市委曾全面地解释为“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更“左”一些。除1962年放松了一下以外，出身不好的学生很难被大学录取；这在一篇对遇罗克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来，当时遇罗克学业虽然优秀，但因出身问题未被大学录取，一些初中老师已经在劝说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要上高中，而去上中专，因为被大学录取的希望渺茫。
在中学中贯彻“阶级路线”的另一种办法，是在选拔积极分子入团的时候，出身占了很大的份量，这与小学生大不相同。在小学的积极分子、少先队员、中队长、大队长、班长中，主要选拔那些学习好、纪律好、有组织能力的孩子，而到中学，气氛突变。每发展一名团员，都优先考虑出身，学习成绩好坏几乎不在考虑之列。记得我们在1965年刚满15岁上初二时，班里第一个团员是一位老红军的儿子，他不仅做了学“毛著”讲用报告，而且他的父亲还亲自到校做了革命传统报告，这在无形中就使这位同学威信大增。随后一年中，发展了10名左右团员全部是“红五类”子女，每个人入团都要回忆家史。
1964年学校也开展了“四清"运动，一些干部子女作为享有政治运动优先权的人，参与了学校的“四清”运动。在许多班级中，开展了对老师和同学的批判。记得一位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因为比较娇气，中午吃白面包，而被贴了满墙的小字报。另一位同学，父亲有些历史问题，本人性格比较特殊，就长期被认为是一位“自私”的人物。当时，在“红五类”子女中有一种情绪，即在道德上藐视他人，把他人看作是只知道“柴米油盐”的小市民，死扣书本的“书呆子”，为个人争名利的卑鄙小人，没有教养的“痞子”，而自己因继承了革命的传统，是胸怀大志的、大公无私的人物。
1966年全民批判“三家村”是“血统论思潮”发展的第二阶段。在中学中，每个同学都要写批判稿。但是，“红五类”子女很快地利用了自己的出身优势，在批判中加入了忆苦和革命传统回忆。当工农子女们回忆自己的父辈饱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打骂，当干部子女们回忆自己的父辈为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行为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相比之下，其他出身的同学只能写一些纯理论的批判文章，即使写得再好，终因“不联系实际”而显得苍白无力。
“红五类”子女的另一项最起劲的事情，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智育第一”，这就有效地将学习较好曲知识分子子女压在自己下面。在批判的高潮中，他们将平时因学习成绩差、不遵守纪律而受到的批评说成是老师的“阶级偏见”，“打击迫害红五类”子女。1966年取消高考制，改为从工农中推荐大学生，彻底地堵死了知识分子子女的社会阶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促使“红五类”子女很快组织起来，“血统论”思潮发展到第三阶段。到8月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得到毛主席的亲自支持，因而在全国必起。红卫兵的行为，主要是“破四旧”，抄家，批斗教师、校长甚至出身不好的同学，武斗之风随之兴起。“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也出现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座右铭，到处念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随即开始了革命大串联》，开始阶段只准“红五类”子女外出，将造反推向全国。
在当时的某些干部子女中，有一种说法：“工农子女缺乏文化，资产阶级子女政治上不可靠，将来接班的只有干部子女。”红卫兵作为接班人的革命组织，就是按出身标准，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组织起来的。而共青团组织，虽然一直是优先吸收“红五类”，终因不够“纯粹”，而作为“修正主义全民团”被抛弃了。
作为“干部子女要接班’，的核心思想的外化，就出现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在许多次大会辩论中，对联拥护者的理论武器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辩论中，他们往往诉诸以革命历史。有一位对联拥护者曾经激愤地说：
“我们‘革干’子女，在解放前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搜捕，这叫作‘斩草除根，(全场低头，悲愤万分)，现在我们党对于剥削阶级子女，不仅让他们正常地生活，而且还让他们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当干部，还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全场热烈鼓掌，欢呼)。”
由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反对，干部子女的红卫兵运动很快衰落下来。此后，一些干部子女连同他们的父母一同受到打击。老干部成为“叛徒”、“走资派”、“三反分子”，他们的子女就成为“黑帮子女”。“血统论”所宣扬的“出身第一”，反过来打到了干部子女自己身上，其他出身的同学带着一种报复的心理，对他们来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绝望之中，一些干部子女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冲击了公安部。“联动”随即被宣布为“反动组织”，许多干部子女被抓了了起来，后来在毛主席亲自干预下获得释放，这是1967年4月份的事情。干部子女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从“文化革命”的首批参加者变成首批反对者。

                     第四节  第二思潮一“造反派思潮”
以干部子女率先造反所表现的“血统论”思潮，虽然开文化革命之先驱，但从理论体系来讲，是与反现代化的“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红五类”子女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创始人，并不知道“文化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们斗争的锋芒是针对被打倒的旧阶级的残余(地富反坏及“资产阶级右派”)，针对“封资修文化”(旧文化、旧风俗、旧传统、旧习惯)，但“文化革命”的基本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主要矛盾仍是阶级矛盾，必须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不能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必须不断革命，时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什么是“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像苏联那样，出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是凭借权力变公有财产为私有的。
第四，“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五，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探索一种方式，自上而下地揭露我们的阴暗面”，不是靠法制、纪律、民主防止特权，而是靠发动广大群众打倒这些当权者。
第六，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必须在各个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包括意识形态、经济、文化教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包括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等级、脑体差别等等。
真正体现这个理论精神的，是“文革”期间的第二思潮——“选反派思潮”。1966年10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组织全国大量出现，发展到1967年1月全国夺权，打倒丁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并冲击到军队、机要部门。当时上海提出要仿效巴黎公社，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加以一定调整，指示：要以革命派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参加，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叫做“革命委员会”。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取消代议制机构，让群众代表直接加入政府执行机构。
“文化革命”中叫喊得最响的，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共产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群众运动自然合理”，“造反有理”，等等。但是在操作性上却有问题，10亿群众如何“自己管理自己”，如何把他们集中起来呢?这就需要一个最高权威，作为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以群利益讲话，所以往往在最吹捧“群众运动”构时候，也就是崇拜权威最狂热的时候，广大群众与最高权威，好像是对立的两极，实际上是一回事。真正倒霉的，是社会中间阶层：
革命干部，被称为“走资派”，除打倒者外，大搞“精兵简政”，一律下放劳动。
企业家，根本没有。只有国家干部身份的“厂长”。
知识分子，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既然群众可以在最高权威领导下“直接管理”自己，那么中间阶层就是多余的，因此凡把“群众”捧上天的时候，实际上往往是反对科学管理反对职能分化的时候，是无秩序、无政府、反文化、无文化的时候。
出于“直接依靠群众”的作法，缺乏操作性，于是，要将军队调出来，实行“三支两军”。但军队往往是分成两派，和群众组织的对立两派相结合，使全国陷入武斗和混乱。此时毛泽东才决定遏制“造反派思潮”，经过几次批判极“左”思潮，清理阶级队伍，抓了一些“坏头头”。1968年8月，工人宣传队占领了学校，年底学生大批下乡，“造反派”运动垮台。
但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另一个新的极“左”集团即“四人帮”又很快地占了上风，像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反“左”，突然转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一样；1973年的“四人帮”，也把林彪的极“左”路线硬说成是“分裂党、叛党叛国——“极右性质”的。于是在批判林彪的幌子下，极“左”思想愈益发展，并在张春桥、姚文元手中日益系统化、理论化，终于完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6—1979年，“四人帮”虽然垮台了，但作为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没有被清算。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彻底结束了长达10年的极“左”思想的统治。
“文革”时期，社会上不时出现一些更加激进的思潮，企图连最高权威也加以摆脱。比如1968年湖南出现一个“省无联”，鼓吹“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省无联”几乎立刻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在中学影响大的则是“出身论”。其作者遇罗克的手笔的确不错，他彻底批驳了“血统论”。
文章首先提出了几个命题：
——出身不等于成分，唯成分论不对，唯出身论就更不对；
——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
——出身论和表现关系甚小，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
——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等等。
从逻辑上看，这些命题并不错，但是《出身论》中对于现有制度的抨击却是比较激烈的：
“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
 “…………”
 “受压抑最深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这种态度和立场，在当时许多人(包括反对“血统论”的许多人)看来，并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主张对出身不好的同学掌握政策，而是要鼓励出身不好的青年自己起来斗争，因此虽然在逻辑上不错，但在立场上不能接受。《出身论》很快被宣布为“大毒草”，遇罗克随即被逮捕、并枪毙了。在10年改革中，遇罗克及《出身论》得到了平反。
《出身论》所抨击的问题只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新社会的发展所展开的矛盾中没有典型意义，不能成为第三代人中的代表性思潮。

                               第五节  激进主义的两颗苦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讲，是一场倒行逆施的悲剧，无论是“血统论思潮”还是“造反派思潮”，都是错误的。在表面上它们是对立的两极，实际上它们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
——对中国国情完全错误的理解，否认中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企图超越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直接达到共产主义。
——主张“只要目的合理，可以不择手段”，在“善良目的”、“远大理想”的幌子下，干出了许多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和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为。
——对基本法律、公民权利的漠视。在无数过火行为中，不仅没有顾忌，反而标榜为“政治觉悟高，阶级感情深，斗争精神强。”
——宁“左”勿右。认为“左”比右好，“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当运动高潮到来时，盲目崇拜甚至煽动自发行为，贬低、排斥理性思考和策略思想。
——绝对的“斗争哲学”。把社会发展完全理解为是斗争的结果，特别是对抗性斗争的结果；重视革命而轻视改良，重视飞跃而轻视渐进；重视轰轰烈烈大搞运动，忽视科学分析与操作。
——把政治单纯理解为对抗性的斗争，而忽视在政治斗争中的规则，忽视谈判、妥协。调和、容忍、共识和共同利益，把这些视为“中庸之道”、“折中主义”。
——不注意团结中间群众，甚至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对于对立面只知斗争和不知妥协和联合，在自己占优势时，也不知给对方以出路，报复心多而宽容心少。
——“自我崇拜”。在绝对崇拜最高权威时，认为自己是最高权威的忠实执行者，而且是唯一最正确的执行者；这就在崇拜权威时产生自我崇拜，自认为绝对正确。
有人对我讲起“文革”中3位青年的事迹，典型表现出这种近乎疯狂的狂热。这3位青年一个是满清贵族的后裔，一个是国民党将军的儿子，一个是共产党的高干子女，家庭都受到了冲击，搞得家破人亡。于是这3个人就“投身世界革命”，去缅甸当了人民军，打游击。结果一位战死；一位成为缅共党员，回国后不被承认，流落四方；一位负伤后赢得一位干部女儿的爱情，算是结果最好的。在那革命热潮极为高涨的年代，中国青年们在国内造反、串联还嫌不过瘾，要杀上国际舞台。至于那些家庭出了问题的青年，更把这种行为看作是表明革命心迹的机会。
在激进主义思潮下，出现了广泛的“文痞作风”，随便把什么都可以批倒批臭。记得有一次批判电影《怒潮》，里面有一首歌：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
我们批判道：“这是给大军阀彭德怀树碑立传，以个人恩情代替党的恩情!”
 ……“那有利刀能劈水，那有利剑能斩愁。”
我们批判道：“看!多么杀气腾腾的反革命气焰!”
即使是完全正确的东西，也完全可以冠以：“其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比如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当时谁也没看见过，后来看到了也无法批判，只好说：“抓住大跃进中的缺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批判，一点逻辑也不讲，才是真正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在“反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口号下，一切友谊、感情和同情都被“横扫”，学生可以批判老师，子女可以批判父母，同学可以互相批判。我们这些霍老师当年的得意门生，竟然在1966年回小学造反，联名给霍老师贴大字报，说她“用资产阶级母爱式教育毒害了我们”。当时霍老师脸上那种苍白而痛苦的表情，深深印在我们心中，直到25年后向她公开道歉，才算了却一桩心事。我们这些自幼一起长大的同窗、好友，在中学也分成两派互相厮杀，至今感情上的创伤仍难以愈合。我本人做为班里的造反派小头头，也对某些同学施加了压力，组织过批斗，由文弱书生变为“争斗勇士”，至今想起来仍旧十分内疚。这样的教训真是永生不能忘记。
令人欣慰的是，在当时普遍的非理性行为中，也有某些人、在某些时候表现出理性的萌芽，这对于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讲，是难能可贵的。
在“红五类”子女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反对“血统论”的。在我们这所重点中学——北京四中里，高干子女多，但相对来说，“血统论”反而较轻，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化素质高，斗争的双方比较讲究文明、讲究策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家长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老干部，他们虽然把信任、信仰完全交绐了毛泽东，但是他们并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更不赞成武斗和各种过火的斗争方法。据刘少奇子女的回忆，他们就曾经由于父亲的劝说而停业了抄民主人士的家。张末生同学回忆说：“我父亲(当时是统战部副部长)在家中痛骂我们的打人行为是“小法西斯”，并且非常痛心地说： “我们有责任，我们党有责任，没有教育好你们!”许多干部子女都有这样的回忆。
一部分平素学习好、思想水平高的干部子女，一直比较注意掌握策略。在l 966年“红卫兵”武斗盛行时，他们组织了“纠察队”，企图维持秩序。红卫兵运动衰落后，他们能够认真反思，认识到自己的某些错误。纠察队一位创始人李之友，曾提出一个向题：  “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承认红卫兵犯了错误，提出了过于激进的口号，没有注意团结大多数，把本来是属于自己阵营的力量推到了对立面。
在造反派中，出身状况比较复杂。见当年广州红卫兵的一张统计表：文革期间广州中学红卫兵的派别划分表
阶级出身         学生人数   造反派     保皇派     消遥派
                            红卫兵%    红卫兵%    红卫兵%
                                   

革命干部             285       19         73       8
工人阶级             537       34         40      26
中间阶层知识分子     664       61          7      32
中间阶层非知识分子   302       40         10      50
反动阶级             299       36          4      60
    

时我校“造反派”一位领导人王祖锷，就坚决反对“四三派”的对抗军训的作法，为此对立面贴出大字报，欢迎王祖锷加入他们的组织。两种策略派也有共同的特点：
——有比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平；
——比较注意斗争的策略和方法，注意自己的形象；
——主张文斗、说理，反对阴谋和武斗，这里面已经暗含着在斗争中遵循一定规则的思想，承认无论多么对立的双方，总有共同点可寻、共同利益可寻、共同规则可循。
——有一定的理解对方沟能力。有与对方对话、谈判、妥协乃至联合的愿望和能力。
——对自己方面的缺点和不足，有一定的反思能力；对于对方的伤害，能够不计前嫌，不报私仇。
这些品质对于第三代人的健康发展，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特别在10年改革中表现出来并成为稳进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在当时，由于社会上激进思潮泛滥、痞子作风猖獗，批斗、围攻、武斗、阴谋流行，这样的品质没有能够发展起来。
真正的“文革混乱时期”，只限于1966至1968三年。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数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部成为接受改造的对象。第三代人从“革命动力”，一下子变为改造对象，从而开始了认识国情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