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976年打倒“四人帮”，特别是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第三代人被压抑多年的生机重新焕发出来，表现在理论探索、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家庭生活改观、从事改革开放等各个方面，真好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是这个春天对于第三代人来讲，毕竟有些姗姗来迟。他们考取大学时，已经是25—33岁的“老龄学生”，记忆的衰退、家庭的负担，学业的中断，使他们很难精通外语、数学等学科，很难涉足尖端科学领域。在家庭生活方面的不幸，使许多人无法摆脱。同时，压抑过久，其发必速，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中也孕育着激进主义的种子。但从主流来讲，第三代人在改革开放中，特别是头5年中，迅速医治创伤、反思“文化革命”；他们再次团结起来，在理论创造和实践创造中，都做出了突出的成就，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第一节
思想理论的创新
1977年恢复高考制，使各单位中那些改造多年而又坚持自学的第三代中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一举考取大学。半年以后又录取了一批1977年因政治问题和出身问题牵累而未被录取的学生。头几届“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优秀分子，有一部分考取了研究生。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青年都趋于活跃，但其集中的代表在大学之中。第三代青年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拥护者。过去那种因出身和政治派别不同而造成的分裂已经弥合。在改革开放中，第三代人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首先表现在他们勇敢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彻底否定“文革”，积极解放思想，开展理论创新方面。
当时我在吉林大学经济系上学，班里一些“老学生”们，如党支部书记李步青，是山西省某公社副书记、张兴昌是公社干部、肖正富是四川某县民办教师，组织委员宋晓录，是吉林省委书记的女儿，插队多年，公社干部。我当时26岁，在班里当学习委员。这些人都曾是“文革”积极分子，上学后不免凑在一起有所反思，认为“文革”搞错了，刘少奇、彭德怀应该平反。
在1978年的东北，思想仍然僵化，“反特权阶层”的思想很广泛，不少同学同意否定“文革”。某些“钻牛角尖”的同学还死死地固执着说：“文化革命失败，是由于没有搞彻底。比如‘斗私批修’就做得不够，没有能把人的私心斗掉。因此有必要再搞，直到‘人人为公’为止!”
在辩论中，要反驳维护“文革”的观点，就不得不触及以“毛主席的话为标准”还是“以实践为标准”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第三代人不啻为一种解放，这实际是肯定了他们独立思考的权利。
在反思“文革”的过程中，第三代人先后在几个层次上获得了进展。
首先是以自身经历控诉“四人帮”的迫害；
其次是在思想上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我驳斥那种“‘文革’效果不好不是由于其理论不对，而是由于其理论没有贯彻到底”的观点时，说这是一种类似德国古典军事学派的“唯理论”的荒谬思想方法。按这种观点，理论总是对的，一切总是执行者不对；统帅总是对的，他从不会命令将军打败仗，所以一切败仗都是将军们自己打的。或者叫做“经是好经，歪嘴和尚念歪了”。这种说法，掩盖了制度方面的缺陷，把错误归于个别人的“破坏捣乱”，是不能深刻反思“文革"的失误的。当时全党全国人民、包括第三代人在内，也正是从总结“文化革命”血的教训中才彻底地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转向改革开放的。
再次是追溯“文革”的历史根源，这就把继续反对封建余毒提上了日程。大家认识到，我们在“文革”中起劲地反对资本主义，表面上是为加速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不自觉地站到了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去了。某些口号虽然“纯粹、革命”，但起到了开历史倒车的作用。一位近代史教授孔经纬讲课时说道，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后期而没有末期，好像一个人不是活到七八十岁自然衰亡的，而是在四五十岁尚且年富力强时，由于外力打击而提前灭亡的，因此我们虽然进入了新的社会形态，但封建残余将长期存在。当时我们接受这种思想时，是以纠正极“左”思想为出发点的，即我们要把反封建作为主要任务。到了后来，才又增加了“反封建也不能急于求成”的思想，这是1985年以后的事情了。总之，认识到封建主义在中国存在的长期性，这是第三代人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一个重要发展。
在否定“文革”之后，第三代人的思想继续发展，表现为积极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探索改革开放的道路。
当时理论最为活跃的是在北京。我所在的吉林大学也搞了一系列研讨会，总题目是《中国现代化讨论会》，每周举行1次，每次1人主讲，讲后大家讨论，各系学生轮流主讲。所讲的题目有：
经济系：《剪刀差与农村改革》
《对外开放的理论与实践》
哲学系：《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论爱情的利己主义原则》
历史系：《“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错误》
《中西历史之异同》
中文系：《现代文学中的典型人物》等等。
在讨论中最有效果的突破是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肯定。发言者列举了《资本论》；马克思说：“经济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列举了列宁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承认革命者犯了错误，想在革命胜利后仍然利用革命热情迅速实现共产主义。事实上，我们不得不后退，不得不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物质利益原则和“人的自私心”。大家认识到，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有人提出疑问；这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回答者说：这是“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些人则更加干脆地回答：中国生产力落后，不得不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
组织多学科的交流和讨论，是第三代人的特长。他们在专业方面已经失去了特长，主要的优势在综合分析社会问题方面。用现在观点看，当时的讨论并不是句句都对；也不可能要求句句都对，我们现在思想观念的发展也早已超过了当时，但是有一点我是始终肯定的，那就是多学科讨论能够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中国国情和现代化问题，使大家从单一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接近了辩证思维方式。在讨论中，很明显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经济系、法律系、历史系的学生，多从历史发展规律方面考虑问题，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凡能推动历史进步的就是好的；而哲学、中文系学生则往往用更为抽象的“真、善、美”的标准去判断问题，他们很难肯定那些虽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但并不道德的东西。我和一位至交戴士和的争论生动地表现出这种矛盾。戴士和是一位画家，对于理论社会问题甚为关心。
我说：“我们学经济的不少人想当企业家，要大胆裁减多余人员，提高效率。”
他说：“我们搞艺术的，就要用艺术语言批判你。”
这样的思想，实际就是著名的“二律背反”思想。这种“二律背反’，在5年后竞成为社会现实，引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理失落感。在现代化初期，只有在思想上把握了“二律背反”的规律，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的国情，这是后话。
在思想解放的年代里，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从国外引进大量的新学科、新概念，令人目不暇接。大家像反刍的牛一样，拼命地吃，没有消化又吐出来。等你理解了那些新名词后，才发现它们不一定真正解决了什么问题，疑难问题只不过换了一个角度重新研究一遍而已。青年文学家秦晓鹰曾批评，这些年培养出一大批“玩概念”，“玩深刻”的“名词批发商人”，实在不假。但在走马灯式的新概念背后，隐藏着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
——实证性分析流行，逐渐代替了价值判断，人们比较多地谈“是什么”，“为什么”，而较少地谈“应该是什么”。
——相对主义流行。人们承认“条条道路通罗马”，真理未必只是一个。对于不同观点，比较能够容忍了，并不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对，对方是百分之百错，更不愿将“阶级斗争”引入学术争论。
——绕开意识形态，直接进入操作性研究。类似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这种实证性思维方式，实际上成为改革的方法论基础。它表现在：
避开意识形态争论、抛开阶级斗争理论，提倡实用性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而突破了各种束缚和框架，能够以生产力为标准实行新的改革措施。
淡化宏观意识，强化微观意识。代表性的观点是广东的“灯论”：“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黄灯赶紧走”，提倡钻政策法律空子发展自己，而不受道德束缚。
不做长远规划，走一步看一步，边干边摸索边调整，这就是“石头论”；“摸着石头过河”。
这样的思维方式转变，在日本战后也发生过。当时的经济学界和“官厅学派”政策专家就是抛弃了理论派的争论，采用欧美实证性方法的。这种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第三代人，也决定了10年改革的某些特点。就积极一面讲，它避开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主义”之争，为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条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理论方面的两种极端，一种是顽固坚持极“左”的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分析问题；另一种是崇拜西方民主。从民刊到“西单民主墙”，到学生“竞选风浪”，西方民主思想在青年中影响很大。在1980年波兰事件冲击下，政府采取了遏制手段，逮捕了魏京生等人，限制了西方民主思潮。
第二节 参加改革的实践活动
第三代人真正认识中国国情并以正确的态度参与改造国情的实践，是在10年改革时期。在这个时期，第三代人正处于青壮年时期，无论是知识、能力，还是社会经验，都处于顶峰，尤其是多年的磨炼，使他们意志坚强又能灵活地掌握策略。他们要尽力在社会上拼搏，以夺回损失的10年时间。他们是一种“放射性人才”，能够向四面八方放射能量。在一个方面受阻，马上又会转到另一个方向。他们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不怕困难，因为他们自幼就是在大起大落中长大的，这种大起大落，不仅是生活和社会地位上的，也是在思想意识上的，尤以后者更为重要。这样的基础，使得第三代人不仅仅在书本上，而主要在实践中参与了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革中许多创新活动，主要是第三代人干出来的，当然是在第一，二代人的领导和支持下干出来的。
第三代人参与改革，主要经过3条途径。
第一条是学术、理论。首开思想解放风气之先的，仍是第一、二代人，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清理极“左”思潮，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由第一，二代人进行的。但以后的几年之内，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出丛书、编杂志、写剧本、拍电视、著书立说、发表演讲、组织艺术展览、办报纸、搞出版社、写小说，等等，其中多数对活跃和繁荣文化艺术起了重要作用，并开创了大量的新学科和新的研究领域。数万人出国留学，掌握了世界各国的新知识、新经验。
第二条是“智囊团”。仿效西方“兰德公司”、“顾问委员会”，第三代人中某些从政的人物以各种渠道接近了中央决策圈，先是帮助领导机关调查研究、搞改革方案，如农村改革、承包制、价格改革等许多方案，都有中青年参加。后是争得经费和名额，搞起了自己的研究机构。
这种类型的研究所，是一种“半官半民”的新型机构，它有自己的“主办单位“，但实际上未必受其控制；它有自己的编制名额但吸收大量兼职人员；它有自己的拨款，但主要或部分靠自己创收或争取外国资助；因为亦官亦民，使它既能直接与中央决策层发生联系参与决策，又能不受正式行政事业单位的种种束缚，从而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灵活性。
第三条是企业家。某些干部子女办起了很大的公司或在各种公司里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利用自己的渠道在“打通关系”方面独具优势。我曾问一位经商的干部子女，在经营中究竟有多大程度是靠他父亲．他说：“直接的一次没有，间接的也不多，只有一次是我父亲的一位老同事，碰巧管贷款，贷了一笔很快就还了。真正起作用的，是自己少年时代的朋友们，大家在一个大院长大，现在多在各单位当处长、经理，大家互相支持的事情是很多的。”这就是说，干部子女在企业界特别是“搞活经济”中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
对于干部子女在“文革”时期的“走后门”、回城、参军，改革开放后的出国、经商、提干现象，社会上颇有非议。在中国国情现状下，干部子女的确有比较丰富的政治资源、广泛的社会联系，能够在政治、企业界占有优势，这是一种起点的不平等。这种起点的不平等，在“海外关系”户和知识分子子女中也存在，使他们在对外开放和考文凭中占有优势。改革开放不能解决这种“起点不平等”的问题，只能默认这种起点不平等，首先建立平等的规则。规则平等了，加入竞赛的人越来越多，就会逐渐冲淡起点的不平等。要求大家一开始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是不现实的。用强制手段把优势削平，只能把事情搞糟。实际上，优势者只是先走几步而已。比如出国，不管开始谁先出，后来变为谁都可以出。经商也是如此，一旦经济搞活，干部子女并不能垄断一切。实际上第三代中很大一批平民子女，都在经营中发了财。我曾认识一位王利民，从部队复员后在北京市某机关开车，有感于行政部门效率低下，自己开办了一个旅游公司，开始靠原单位支持，后来也不知赚了多少钱，就不知去向了。再如一位叫徐健的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在深圳司法局工作，后承包一个律师事务所，6个人贷款10万，成就显著。因而被提升为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在天津开发区还有一位好友甄志，年近40未曾婚配，多年郁郁不得志，后终于谈成一家合资皮鞋厂，做了经理，像这种人真是不计其数。虽有不平等的起点存在，但10年改革毕竟给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奋斗的权利和基本平等的规则，再没有10年“文革”期间的那种出身和政治条件的限制，第三代人基本上能够充分发挥才干，许多人取得了成功。
许多干部子女，在改革开放中都做出了显著的成就。我班同学刘源，大学毕业后到河南农村做一个公社副书记，后到郑州市做副市长，因政绩卓著，被省人大代表推举而成为河南省副省长。另一位同学薄熙成，是薄一波同志的儿子，“文革”期间被监禁数年，后在革制品厂当工人。1981年从哲学研究所申请到北京景泰蓝厂做副厂长，后被选为厂长。在任职期间不仅能够联系群众，同甘共苦，而且敢于大胆改革。l
983年，中央领导批转了一份《企业整顿简报》，称“北京景泰兰厂在企业整顿中动了真的!”
薄熙成随后升任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经理，北京市旅游局局长。他的工作特点是：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作敢为。他脑子里经常转一些新点子，走到哪里，就推行一些改革措施。在景泰蓝厂搞整顿、民意测验，对敢提意见的职工发放“支持厂长工作特别奖”，医治“精神亏损”，大搞环境卫生，建立生产日报制度。在工艺美术公司，他提倡“企业文化”，提倡“团结、自尊、顽强、有效”的工作精神。
——事业心强，有奋斗精神，能克服各种困难取得成绩。
在北京市旅游局。他试行旅游事业的行业管理，与各个有关部门合作，制订北京地区旅游规划，整顿旅游市场，通过旅游带动了北京市的经济繁荣和卫生文明。天安门城楼开放，是他出的点子并四方奔走，一手办下来的，很费了一番周折，把一个原来只供领导人检阅的地方变成谁都可以去的旅游场所，总是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也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在旅游点修建像样的公共厕所，是又一件大事。原来的公厕又脏又臭，外国人不肯去，有的为此中断了参观，对中国的形象极为不利。薄熙成主持了一项计划，改建修建了一批公共厕所。他还设立一批旅游定点餐馆、旅馆、商店。这些措施，既是为旅游，也是为中国的精神文明。对外开放就是这样去推动着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使我们逐步按国际标准，克服自己的贫穷、愚昧、不卫生、不文明、不礼貌等陋习。
薄熙成提出的口号是“争快节奏、奔高目标，练严作风，创文明局”，经过几年努力，北京市旅游局获得“全国旅游优质服务先进城市竞赛活动”的流动奖杯和金杯，评为“北京市文明城市建设”先进局，他本人因倡导“北京国际旅游年”，获世界旅游组织颁发的奖状，表彰他“为中国旅游的宣传发展做出的积极的、公认的、宝贵的贡献。”
——头脑清醒，掌握政策，善于审时度势。有一个时期企业改革，实行经理高奖金，工人低奖金，薄熙成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国情，仍坚持干部、经理奖金要低于工人，并保持为政清廉。
——能够忍受社会的不理解和非议，坚持自我努力。作为高干子女身居要职，社会反映是比较大的，总认为这些人不是靠自己，是靠父母。薄熙成甚至经常收到一些匿名信，对他进行漫骂、威胁，也有人匿名向上级各机关写信告他的状。有一次北京市开人大，许多委员收到了匿名传单，攻击薄熙成，经市委组织部专门调查才予澄清。“六•四”期间，由于薄熙成及旅游局党委的坚定领导，全局200名干部无一上街，旅游局并组织干部慰问军队、开展宣传等，为此薄熙成又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做些事情就更不容易。薄熙成也感到不被人理解是一大苦闷，他只能通过自身努力来赢得人们的理解。
在第三代人中，有一少部分人卷入了“六•四”事件，走向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立场。这些人的发展变化有一个过程。他们在早期大都是改革开放的积极参加者，也做出过一些促进改革开放的事情，对此应有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可以后来的问题否定其全部活动。他们中间也有各种不同情况。有的是一贯自由化，有的是从态度偏激发展到自由化，有的是观点并不偏激，而在实际活动中介入“六•四事件”。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出于学者偏激的“道义感”，虽不赞成学生过激，但学生既已绝食，就应表示“道义支持”；另一种则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有些人是赞成“硬政府、软经济”的，但在关键时刻支持了动乱。第三代人中出现一批这样的人物，确实值得研究和反思。他们是第三代人中一种倾向的代表，但并不是第三代人的主流。事实上，第三代人中的多数人是反对自由化、反对动乱、遵守组织纪律的，他们之中许多人平素也积极参与改革开放，但在六•四事件前后都自觉地采取了反对动乱的态度。决不应该因为第三代人中出现了一批“动乱精英”，就全盘否定第三代人。有些人散布对第三代、第四代人的不信任感，说他们基本上是自由化倾向的，这种判断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够受这种论调的影响，忽视中国国情和党的教育对第三、第四代人的影响，对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
第三节 家庭婚姻的困境
80年代西方思潮大量传入中国，在青年中出现了“西方思潮热”，如上海“萨特热”、北京关于潘晓的讨论：“客观为自己，主观为别人”；哲学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讨论，蛇口风波关于“淘金者”的讨论，核心是一个承认个人主义、个人价值的合理性问题，个性解放潮流汹涌而来。
80年代中国青年，包括第三代、第四代在内，都广泛地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三代的心理结构变化不大，仍然是出于“振兴中华”的目的去接受西方事物的，尽管其中有许多人接受了西方各种观点、方法和概念，许多人也曾激烈地批判过传统文化，但作为主体来说，传统式心理结构并未改变，他们仍在自觉不自觉地仿效屈原、岳飞、文天祥。这种状况同时反映到家庭问题的处理方面。
正如各方面都特殊一样，第三代人在婚姻家庭方面也是极为特殊的。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在超常的生活经历中，特别是在生活最不顺利的时候解决婚姻问题的。有些城里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农场，感到孤立无靠，嫁或娶了当地青年，后来有了回城政策，搞得进退两难。有的一方回城，另一方进不来，长期两地分居。有的就永远生活在当地，只是在近年，某些大城市如北京，接纳当年下乡知青的子女回京上小学，这些人的子女都已经13岁左右了，他们的父母却永远不能再回来。有些人因出身或政治问题挨整，或长期在很小很差的单位工作，处于十分压抑的状态中，偶遇到一些同龄异性青年，感于他(她)们的理解或同情，结为夫妇。几年后重新平反、或考上了大学，恢复到原来的社会地位上，就感到与当年的爱人格格不入。这种情况想要摆脱尤其困难。在学校中，有些学生因为离婚和“第三者”问题被记了处分。记得当年吉林大学有一位优等生，上学前曾有女友并发生了关系，上学后要“吹”，此女友的单位出面来校告状，学校即威胁此生，如果不结婚，则要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不让他考研究生，毕业不分配去北京。在压力下此生结了婚，后考入北京做研究生，也不知婚后是否幸福。至于有些结了婚生了孩子，就更难摆脱。社会上专门设立了“道德法庭”，来制裁这些“陈世美”。在强大的压力下，婚后感到不幸福的多数人，都放弃了离弃的念头，继续凑合下去了，社会上称之为“维持会”。
第三代人的婚姻中像这种“凑合”的有多少?没有统计。但就一般常识而言，不能说为数极少、极为偶然，否认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存在。当然，不能因为有些人的婚姻是感到“凑合”的，就一定鼓励他们非离婚不可。实际上多数人是选择了约束自己，而为爱人、孩子谋幸福的道路。这种选择从总体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婚姻的不幸是历史时代的错误造成的，当历史时代变迁了，婚姻往往是相对牢固、难以改变的。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第三代人乃至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文革”浩劫中付出了牺牲和代价。有些代价只好永远付出了。
作为特殊幸运的，有些人在患难中仍能坚持理想，不为世俗偏见所束缚，找到了满意的爱人。由于婚姻基础好，基本素质近似，能够长久美满幸福。以我一位小学同学薛丽婷为例，下面是她的自述。
“我们这一批在社会上被称为‘老三届’的人们，如今都已经是40开外人到中年了。
“在我们的记忆中只有童年和少年时代充满了欢乐幸福与友爱。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猛地撞出了原有的生活轨道，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从城市来到了农村，从荣誉的顶峰跌到了苦难的深渊。那光辉的口号，险恶的用心，社会的压力，内心的扭曲，善恶与是非的颠倒，人生与前途的迷惘，除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又有谁能想象得出来呢?但我们毕竟是熬过来了，虽然我们失去了本应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学校课堂，却炼就了我们深沉的思考和敏锐的目光。顽强的生存，不断地进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生，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命运。
“回首往事，有得有失。而最值得我庆幸的是，在那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找到了我的知音和归宿。命运之神把我和我的丈夫紧紧地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并将共同愉快地走完我们生命的历程，而不论出现什么样的困难。
“那是1969年，上山下乡的巨浪把我们卷到了一起。我18，他20，比我们的父母还早一步跨进了‘五七’干校的大门。来到了大西北。
“他说，第一天报到，举目无亲，忽然见到知青中的3名代表上台表决心，其中的姑娘虽身着一件半旧的军棉袄，但俊秀的脸庞，修长的辫子，聪慧的双眼，大方的仪容令他无法忘怀。也许真是天意，他居然在第一瞥中已经断定这就是他要寻找的终身伴侣，是可以从心灵上相互沟通的知音。这就是他的一见钟情，而我却浑然不知。
“我们一批去的知青共有400多人，男女参半，又正豆蔻年华。奈何当时崇尚革命雄风，鄙视男女纯情，正常的感情流露绝对禁止，只能冷眼旁观，暗自留意，却不得越‘雷池’一步。
“他是当时少数高中学生之一，语不惊人，貌不出众，一付书生气。然而在修水坝的劳动中他却是推小车破纪录的人。在马班里，他又是牧马人中最强悍、最辛勤且又最多情的一个。野马在他手下变得驯服，个个膘肥体壮。朝霞里他为马饮水，夕阳下他为马洗澡。吹着口琴放牧更是别有一番情趣。他还是马班里能干的‘接生婆’，一年就接生了五匹小马，两匹小骡，许多的小驴、小牛。刚出生的小动物娇嫩、可爱、天真、活泼，他爱它们，像母亲一样照顾保护它们。在那人与人之间只有残酷斗争的年月里，他把那一份爱寄托在了那些小牲灵身上。这一切自然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我看到了他的内心是那样纯朴善良。
“后来我们进了工厂，而且分到了一个车间，他是团支部书记，我是支部委员，我们接触得更多了，了解得也更深了。这大概又是天意。后来他‘坦白’说，当知道了我们分在一个车间时，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因为我们终于有了‘合法’的机会可以相会，谈天说地，交流感情，而且正大光明，像贴了护身符一般。
“一个车间，各色人等，从工读学校毕业生到聚众斗殴的祸首，居然都被他调教得规规矩矩，令行禁止。在春节联欢会上，他们一起表演的诗朗诵发挥了每个人的积极性，最卖力气的恰恰是全厂最出名的捣蛋鬼，竟像换了一个人，令我们个个瞠目结舌，真不知这小子施了什么魔法。
“我当时是工厂里文艺宣传队的骨干，能歌善舞，活泼快乐。他却没有多少文艺细胞，但我还是把他拉进了宣传队，为的是他能解决我的难题，不论是朗诵词没人写，还是布景没人做，道具搞不到，只要我求他(脸上却是宣传队长的威严)没有办不到的。
“当我因干农活时戴了一顶草帽而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小姐的时候，是他出来主持公道。在我的宿舍被洪水冲垮之后，是他奋力进行抢救。在我思想苦闷思家心切之时，是他给予我充分的理解、信任和安慰。正是在这种同甘苦共患难的朝夕相处中，我们彼此了解了对方的闪闪发光之处，也互相看清了对方身上的弱点。我们彼此了解得越深入，两颗心就越来越接近。彼此的爱慕之情也来得那么真实那么自然。
“1976年，他调回了北京，3个月之后，我们就结了婚，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北，从此开始了牛郎织女的生活。多少年，我们天各一方，全靠鸿雁传书，却又心心相印，息息相通。靠的是我们深深的爱的基础。
“1977年高考，当时连教科书都找不到，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去参加高考，是我给他打的气，鼓的劲儿，果然不出我的预料，他以语文98，数学97的成绩名列榜首，考入大学。
“1979年我们的小宝宝呱呱落地，生活的担子全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1980年几经周折我才调回了北京。1981年开始我上了电大的英语单科，1985年又上了电大的档案专业。同一年他考取了教育部的出国进修生，在国外一呆就是2年多。这期间我负担了一切家务，又当妈妈又当爸爸尽了教育孩子的义务，并最终完成了电大的学业。
“到今年我们已经整整结婚14年了，而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不过才六七年。正所谓‘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但我们之间的爱，反倒是越来越深，越来越热烈。就像名人比喻的那样，如果说初恋可以比作喷薄的朝阳加上绚丽的早霞那样美丽清新，那么中年之恋正如日上中天，炽烈火热而光芒四射，它所发出的光和热是朝阳所不能比的。经过努力，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成绩，而我们体会到的爱的含义也在生活的磨难中逐渐丰富起来。
“不论在那精神被扭曲的‘文化大革命’中，还是两地分居的艰难生活中，还是80年代所谓的性解放潮流冲击之下，爱情首先必须是信任，相互尊重，自我牺牲，同甘共苦。还需要双方的培养和爱护，并且随着人生与社会的发展，不断赋予它新的内容。爱情更要每个人自立自强，不能一味地索取，也不能一味地给予。取长补短，齐头并进，共同走完我们的人生历程。”
另一位女同学马小英是在东北军垦兵团中找到知音的。
“1966年文革的风暴首先使我最敬爱的爷爷含冤去世，一位为中国京剧艺术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深受人民喜爱的著名艺术家，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他却被诬说成是‘资产阶级艺术权威’，‘戏霸’，我们家当然也被横扫了，家被抄，父亲进了干校，我这第三代人也成了‘资产阶级狗崽子’，‘黑五类’子女。在学校在社会上忍气吞声抬不起头来，我觉得前途一片灰暗。
“这时听说东北农场来北京招工了，我心想：在那遥远的地方，也许没有歧视；没有‘黑五类’‘红五类’之分，人人平等吧。带着这个幻想我报了名，毅然决然离开了故土，离开了‘资产阶级’家庭，离开了父母身边，随着上山下乡知青的洪流，奔向了北大荒，那年我才16岁。
1967年12月，北去的列车把我们这数百名知青载向了那个广阔的天地——北大荒。望着车窗外那一闪即逝的田野，听着车厢里欢快的手风琴声和热烈的歌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仿佛燃烧起一股炽热的火，觉得这是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奔驰。
“出发前，我们每人分发了一身棉衣裤，棉被和棉鞋。再往北天气就越来越冷了，列车驶到哈尔滨，每人又发了皮帽子。经过了火车、汽车两天两夜的颠簸，我们终于到了临近中苏边境的绥滨农场(以后改称兵团)。北大荒用它特有的暴风雪迎接了我们，那是真正的风雪弥漫，‘大烟泡’一刮，铺天盖地地卷来，像万条银龙在天空中飞腾，干冷干冷的。不知我面临的将是一种什么生活，但当时我最初所感到的只是新鲜和能一展宏图的喜悦，因为北大荒这片广袤的土地，把我深深迷住了。经过3个月的试工，我被分派到机务排开拖拉机。北大荒的土地真是辽阔无边，刚到连队，组织我们参观连里的田地，竟坐着车溜溜看了一天。正因为大面积耕作，所以农场的生产基本上是机械化。在城市长大的我，开着拖拉机在那片一望无际的黑褐色土地上翻地、播种、除草和收割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豪迈与激动，我高兴地想，我终于能和大家一样了，在北京时的那种压抑心情，也随着拖拉机的轰鸣声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干什么也不愿落在别人后边。记得每年在松花江解冻后，要将一年所用的煤运来，从船上卸在码头上，‘卸煤’是一场既紧张又脏又累的活，要将一袋袋的煤用人扛到岸上堆起来。那一次正赶上我得急性阑尾炎开刀后刚拆线没几天，大家又要去卸煤了，连长知道我刚出院，就告诉同志们别让我去，我就偷偷地藏在卡车上，等车一开他们也没办法了，就这样，我带病参加了这次卸煤活动。
“当时对世界观的改造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每个人行动的指南，时刻用来鞭策自己。那年在我当机务保管员的时候，经常要到团部去领机器零件。每到农忙季节，尤其是收获的时候，几十台机器一起上，故障时有发生，不是拖拉机的火花塞、油圈、制动盘坏了，就是康拜因的齿轮牙子掉了，皮带轮碎了等等。因为交通工具紧张，步行往返十五六里外的团部领零件，是经常的事。有一次麦收的时候，为了领一些急需的零件，我顶着烈日用了半天的时间往返团部物资库，领回零件已热得头昏眼花，几乎虚脱。在我当保管员那段时间，从来没有因为零件供不上而使机器停转。想到这些，即使自己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甜滋滋的。我就这样忘我地工作，从没有怨言，因为在工作中大家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心情很舒畅。
“但是在当时全国性的浩劫中，北大荒又怎能是世外桃源，容我逃避呢。不久农场成立武装连队，这件事像一盆冷水泼在我的头上。因为中苏边境形势紧张，兵团都发了枪。整日军训、站岗、拉练，全民皆兵。我作为一名兵团战士，保卫祖国神圣领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也应该拿起武器。可万万没有想到，在发枪时，其它的排都发了，唯独我们排没有发，原来在我们排的人除了几位老师傅外，就都是些有问题人的子女了，XX家原来是资本家，X×家原是小业主，×××家的前辈还是清宫里的什么官，总之都是“黑五类”子女，我们觉得自己是不被信任的人，我们好伤心呀，大家坐在一起相对无言，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们又与别人不同了，我们是出身不好的人。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无不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向我们印证了这一点。
“××原是与我同来北大荒的，他是我们家邻居的儿子，在这远离故土的地方举目无亲，虽然我们没分在一个团，但有时我们会通通信互相勉励，告诫对方要正确对待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我们之间纯同志式的友谊，却给他带来了不幸。本来，因为他很能干，积极要求进步，团里准备提拔他当连长，他也正积极要求入党，但竟因他与我这‘黑五类’子女有所谓朋友关系而告吹，他很伤心，但没有埋怨，我却觉得是我害了他。从那以后，我虽仍积极努力去工作，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无望的，后来的一些上调团部，选送工农兵学员和返城机会，我也想都不敢想，我比以往更加沉默了。这时的国家仍是‘四人帮’当道，哪有公理可讲，路漫漫兮何时是个尽头啊。
“1971年的冬天到了，这年冬天虽然亦是如以往一样的寒冷，我的心却因为一个人而正自热乎乎的。他是连部的司号员，平日里不见他怎么说话，总是独自一个人默默的工作，可是他的小号吹得却特别动听。从同志们的闲聊中，我了解到他的出身很好，可是他为什么那么沉默呢?真是个谜。平时同在一处干活，他待我没有丝毫的嫌弃，我很感激他，也更加注意他的一举一动了。这年冬天我和他正好都被分派在宿舍里烧火炕，原来光烧火炕要费许多煤和柴草，不知兵团里哪个能人发明在烧火炕时，屋外垒个小砖窑，这样可以一举两得，在这个工作中，他经常主动帮助我，重活、累活抢着干，我也终于有机会和这个“孤僻’的人得以接触。这时我才知道，他很小就没有了父母成了孤儿，从四川来北大荒投靠姐姐。从小就没有什么家庭温暖的他，养成了这种孤僻、寡言的性格。渐渐地我发现他说话不多，却颇有些才气，干什么像什么，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比较突出的，他先后当过拖拉机手、机修工都干得很好，吹小号还全师闻名呢。他的踏实、能吃苦和才气，更重要的是藏在他沉默的外表下的一颗忠厚、老实的心打动了我，我开始爱他并依赖他了。我这样一个黑五类子女，在当时根本就没想能再调回北京，我们结婚了，这时已是1975年的春天。没有热闹的婚礼，没有像样的家具，我们只回北京看望了父母就匆匆回北大荒了。第三年我因疾病和怀了女儿又回北京家里休养，而此时正是返城风刮得正猛。我仍然觉得我必是回不来的了，又何必到处去拜菩萨，烧香上供呢。只当是个局外人，当女儿一岁时我准备带她回北大荒了。可我不知道，他只身在北大荒，得知最后一批知青返城的消息，在前后45天里到处奔走，使我最终搭上了返城的末班车。我后来问他，你就不怕两地分居，咱们最终会分手的吗?他沉思了片刻说：‘我知道你也思念家乡，这些年你也吃了不少苦，只要你和孩子能幸福我在那儿都行。’多么真诚朴实的回答。让我觉得体贴入微，我们彼此沉默了很久，我们的心贴得更紧了。
“1979年，我终于回到故乡，这时的中国已不再是‘四人帮’的天下，古老的北京城张开他那宽阔的胸怀再次接纳了我这离乡几年的人，我也不再是“黑五类”子女。回来了，天空也不像以前那么昏暗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舒畅，随着拨乱反正一切走向正轨，爷爷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也要大干一番，把丢掉的时间夺回来。由于学业的荒废，年龄太大，学习对我来说十分吃力，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仍然坚持学习。招工分配到××印刷厂工作，我曾拿出了全部精力学习、工作，回家还要照顾年幼的女儿。这段时间，家庭给了我许多温暖，帮我解决后顾之忧。父母在经济上救济我，弟妹帮我照看孩子，使我能把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那真是有使不完的劲。在工厂，我虚心向老师傅们学习印刷业务，因为我是生产调度，必须对各项工作了如指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问的努力，我成为一个业务熟练的调度员，后被提升为生产副厂长。几年后，我又调到出版社工作。更可喜的是，几年的奔波努力，我爱人终于在1983年调回了北京，在一家驻华使馆工作。我们三口之家五年的分居，最终又团圆了。
“我的前半生是平凡乏味的，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没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是北大荒培养，教育了我，我要感谢北大荒。这也是用我的全部青春和汗水换来的。在那种艰苦特殊的环境中，我的毅力得到了磨练，不仅仅是吃苦耐劳，而是在精神上经住了打击甚至摧残，在逆境中也能奋发向上。正像一本书里所写到的：‘这是北大荒所给予的，虽然交织着血与泪的痛苦，却是得天独厚的。’在12年的北大荒生涯中，我觉得自己真正走向成熟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北大荒的一幕幕在脑海里总会渐渐淡忘的，但是那逝去的永不复返的青春却成了永恒的纪念，无论我们这一代人的遭遇，世人将如何评价，但我坚信，我们的教训会成为后人的借鉴，我们的贡献，国家和人民不会把它埋没。1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
另有一些个性突出、敢于冲破束缚，最后获得幸福的人。我有一位画家朋友就是如此。他曾在某街道工厂工作7年，与当年的一位小学同学发生恋爱关系。经推荐上中央美术学院后，又在美术天地中遇到知音。出于正义道德感的考虑，他再三强制自己维持原来的关系，直到登记结婚，但婚后仍不幸福。这种痛苦，社会舆论根本不予承认，认为对象是你自己找的，又不是别人包办，有什么勉强可言?另一位朋友则从事业角度劝阻他，希望他不要为个人感情而牺牲了天才和前途。但是这位画家从此却一蹶不振，不仅再也画不出画来，而且长期卧病不起了。后来终于离了婚，又找到志同道合者，现在已是美术系副教授，出国进修后仍回到了祖国，虽然可以移居国外，但他认为他的事业还是在中国。似这样的处理方法，在当时是大大触怒了社会舆论的，但一旦做了，也未出现什么大的恶果。
作为第三代婚姻纠葛的文学表现，就是轰动一时的遇罗锦的《冬天的童话》，人人纷纷咒骂，当初为了转户口回京利用丈夫，后来又借口“感情不合”而离异，实在太不道德。而她列举的“感情不合”的例子，无非是“丈夫听收音机，每天声音很大，但却不理解内容”，“两人去逛香山，她欣赏红叶，而他丈夫却关心‘黄花鱼多少钱一斤’”，等等。遇罗锦后因出国不归，经常在国内报纸上被作为嘲讽对象。但平心而论，遇罗锦的离婚事件闹出来后，各地法院至少对双方都自愿离婚的不再多加限制了。至于一方要离另一方不离者，仍要拖上很长时间。我有一个朋友，因女方执意不离，离婚案已拖了10年。法院几次要判，都因女方大闹，威胁法院“要判离婚就自杀”，而拖了下来。双方早已成为一对仇人，小孩夹在中间也受了无数痛苦。
第四代人的生活，显然比第三代要轻松得多。他们的心理结构已发生变化，几乎是完全个人主义的。他们肩上没有“历史必然性”的包袱，不去为国事烦恼；甚至对自己的事，他们也不烦恼。当第三代人为入党、提干苦苦追求而不得时，他们却连入党申请也不写。要“自由”而不要名利，也不要事业，是第四代人比较普遍的状况。在性关系上，他们比第三代要“自由”得多，普遍的早恋、婚前同居，比起第三代一些人苦苦追求爱情而不得，想要离婚又不能的状况，真是无比轻松自在。后几年社会舆论对第三代的婚姻痛苦有所理解，谴责减少了，恐怕是与第四代的解放程度太过而有关系吧!第四代人遇到的最大压力，恐怕是就业一关。当许多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真正没有了铁饭碗，国家不再包分配、需要自己联系单位的时候，他们才真正从虚幻的世界中摔下来，看到世态炎凉，体会到“自由”的滋味。这种“自由”已不是在学校中的自由生活，而是意味着就业没有保障，自己有自由找工作，而各单位领导人也有自由选择他们，这时候第四代人才真正面临着“自由”的考验。当然，正如第三代人能够经得住“文革”的考验，最终成材一样，第四代人也一定能经得住“竞争”的考验，最终成为能适应中国国情又改造中国国情的新一代人物。
1979～1984年，是中国现代化新时期的开端，是继50年代以后中国又一个新的黄金时期。
党和全国人民饱经了10年“文革”的苦难，真正认清了中国前进的方向，理论的革新、政策的落实、各种冤假错案的平反、出身障碍的彻底抛弃，各种措施都是得人心的。
改革的头5年，成就也是令人鼓舞的。这5年价格调整幅度不小，但基本上没有引起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其主要原因是，通过农村承包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军工转民用，加上对外开放的效果，使原来受到束缚的部分空闲生产能力焕发出来，收效甚大而弊病很小。
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第三代人的成长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他们的知识和能力有了正常发挥的条件，他们的道德感、事业心也可以得到满足。在改革开放中，出身和政治观点分歧已经显得很不重要，因此第三代人是达到了真正的团结。在这个时期中，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是比较正确的，这就是认清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方向；中国也要经历商品经济，也要实现现代化并改革开放。特别值得指出的，他们认识国情已经真正达到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就是毛主席所说，不仅是从实践到认识，而且是从认识到实践；不仅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而且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由于引入了实践这个范畴，就使第三代人能够在对国情的认识上产生飞跃。当然在改革时期第三代人也有忽略国情的一个方面，这就是过多吸收西方思想，而急于改造中国。这种缺点在后5年中暴露无遗，并引起了新的分裂。但是在改革头5年中，作为一个整体，第三代人是团结的，是拥护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的，这点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