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的认识危机与实践危机
1985年以后，改革中出现了各种问题，社会发展处于道德与历史的二律背反中，中青年思想界也陷入逻辑怪圈。对待改革和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发生社会性的分歧意见，第三代人再一次陷入分裂，产生了失落感。这是第三代人在对待国情上新的认识危机和实践危机。
第一节 改革受挫
10年改革，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79—1984年，成就较大、弊病较小。首先是农村改革成果显著，到1983年底，全国有98％以上的农户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获得空前的农业大丰收，1978年粮食产量30477万吨，1984年为40731万吨，创历史最好水平。
这一时期的物价改革是“以调为主”，1979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提高了22．1％，三类农产品和完成收购任务后的一二类农产品价格放开。1984年比1978年，我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上升了53.6％，其中粮食类上升98.1％，经济作物类上升50．9％，棉花上升59．4％。同时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调高。但总体来说，物价总水平上升不大，1980年上升6％，其余年份均在l一3％以内：1979—1984年物价总水平上升17.7％，年均上升2.7％。同时人民收入明显提高，1984年我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14元提高到974元，扣除物价因素后，人均实际收入提高34．7％。
在城市改革方而，进行了企业扩大自主权和利改税的试点，并未全面展开，更未触动原经济体制的根基，农产品提价幅度虽大，但国家大量补贴粮食的城市销售价，城市居民的生活未受明显影响。收购价格的提高明显刺激了农业生产，大量军工企业改为民用消费品生产，一时间供给明显增加，生产生活迅速提高而物价趋于稳定。
这一时期进行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思想解放、政治空气活跃，大量青年上大学、出国留学，新事物层出不穷，到处充满了生机。这是继50年代后中国又一个黄金时代。其原因是，中央路线正确，改革迅速调动了空闲生产力，同时也由于改革尚未深入，各种深层矛盾尚未表现出来。过去30年长期低消费，对人民欠帐太多，因此大批落实政策，并提高了消费水平。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发展有一些特殊因素存在，助长了改革初期的繁荣。
1984—1989年，为改革第二时期，这后5年的日子显然没有头5年好过。就客观因素来说，首先是“浮财”吃光了，再发展就要实际去增加生产，提高效率，特别是要进行新的积累和建设；其次是改革的深入，触动了原体制的根基，牵扯到各种利益矛盾，产生了新的社会弊病。就主观因素讲，也有两条。一是决策失误。头5年改革的成果使全国上下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对新的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二是人们的消费和期望值一下子提得太高，出现了“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改革的实际进展远远跟不上人们观念的发展，结果是越改革人民越不满意。
据一份社会心理报告反映，1985年以来社会公众不满的方面迅速增加，顺序排列如下：
以权谋私，物价上涨，任人唯亲，法制不健全，政策多变，质量低劣，不能自由选择职业，收入不平等，平均主义，在改革的政策和方向上对群众交底不够，挣钱机会少，收入不稳定，等等。
同时期望也越来越高，包括参与期望，社会期望，机会期望(获得更多自由择业和公平竞争机会)，经济期望等等。公众对机会和机会均等的追求日益强烈。“希望改革能带来更多的挣钱机会”的人数，1985年6月为68．8％，1986年2月为60．6％，1986年6月为68．1％。在1986年6月的调查中，86．2％的人认为“改革就应该使我们较快地增加收入”，66．2％的人认为“同他人相比，我的收入算低的。”
而人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仍然偏低。调查结果表明，有41．2％的人选择风险小的生活方式，38．4％的人选择风险中等的生活方式，只有20。4％的人选择风险大的生活方式。
1985年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有一著名报告，叫做《发展的主题》，认为农业超常规发展已经结束，今后中国发展主要靠产业结构变化的带动，应大力发展耐用消费品作为带头产业。这一时期工业发展速度极快，1988年达到22％，人民生活提高也快，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整个社会颇有一些“现代化"的繁荣景象。
但在繁荣背后，各种矛盾却在积累。投资消费双膨胀，企业承包后负盈不负亏，地方财政包干后加快发展长线产品，把亏钱的短线产品留给中央，加剧了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经济效益不断下降，收入的提高超过了生产率的提高。
在这一时期，物价改革变为“调放结合，以放为主”，国家直接定价部分越来越少，在农副产品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只占l／4，在生产资料价格中占60％，但由于实行了双轨制，很大一部分平价物资经多次转手才转到生产者手中，价格极高。在双轨制条件下，存在价格双轨、利率双轨、汇率双轨及收入双轨，每年漏掉的财富有上千亿之多。这样巨大的财富就是数十万个流通公司的财源，这样就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在改革第二阶段出现的各种矛盾，最后都积累起来，表现在财政赤字、信贷扩张和国际收支逆差方面，造成货币量超发行，到1988年，货币量竟超过10年前10倍以上。这就给我国经济造成以下的问题：
1．物价大幅度上涨。
社会零售物价指数1985年上升8．8％，1986年6％，1987年7．3％，1988年竞达到18.5％，在这种条件下又不适当地开始了“价格改革攻关”的宣传，它忽视了居民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也忽视了价格改革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当时居民存款有3000亿元，现金1000亿元，当物价上涨率明显高于存款利率时，存款就存在大批投入市场购买的可能。特别是不适当地宣传，给居民造成严重的“涨价心理预期”，即认为物价还要大涨，于是抢购终于变为现实。1988年夏天，30亿现金冲击市场，从1000元一件的裘皮大衣，到不能转的洗衣机，全都成为抢购对象。“抢购风”是一件改革史上的大事件，它不仅标志着“治理整顿’的实行即经济政策的转换，也标志着改革第二阶段以受挫而结束，从而开始了一个短暂混乱的时期。
2．经济环境紧张，使改革的条件恶化。
改革需要宽裕的社会经济条件，即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市场长期供不应求，企业任何低劣产品都可以卖得出去，除了尽全力“打通关系”，寻求优惠政策或钻政策空子外，企业并不可能把主要力量放在开展正当竞争方面；通货膨胀还使政府财政补贴增加，无力继续推进改革。在价格剧烈变动的情况下，以“包死基数”为特征的承包制陷入困境，企业无法执行承包合同。
3．部分群众生活水平下降，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就收入总水平来看，改革第二阶段增加快于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工资以外的收入大幅度增加，相对来说，一部分靠固定工资收入而又没有额外收入的社会阶层，如政府机关、部分教师和科研人员、离退休人员，收入明显降低。1986年城镇家庭中，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户数占10％，1987年扩大到21％，1988年扩大到34.9％。
4．政府政策变化不定，威信受损。
l988年的经济方针，竟然“刮了四季风”。第一季度宣传“按价值规律办事”，一大批日用工业消费品和四种主要副食价格涨上去了；第二季度宣传“价格闯关”、“长病不如短痛’’；第三季度上边忙于讨论改革方案，居民忙于提款、抢购，第四季度宣传“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至于社会舆论变化更大，甚至产生社会心理危机。
5．从长期来看，改革第二阶段出现了严重的短期行为。
改革受挫，也使第三代人认识国情、改造国情受挫，因为就整体而言，第三代人是拥护改革开放的，其中某些精英人物还直接参与了改革方案的制订，他们不能不对改革的问题负一定责任。另一部分经商的人物，其行为又不为社会舆论所容。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在这一阶段集中表现在对改革的认识和实践的纲领上，整个社会特别是第三代人，都陷入逻辑怪圈中不能自拔。我在1988年底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逻辑怪圈》，是这样说的：
“改革十年，中国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也使经济走到了某种危机的边缘。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都要走到这一步，那么中国则是用10年时间走完了东欧国家20年的路程。作为经济和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的理论表现，就是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系列逻辑‘怪圈’。
“经济改革。价格改革优先还是所有制改革优先?价格派的价值取向是宏观优先，要先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再开展企业竞争，其空想色彩十分明显。所有制派的价值取向是微观优先，认为先有市场主体，才能形成市场价格。但是在不平等竞争的宏观环境下，企业放活即出现‘官倒’和各种垄断，又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人们倡导了多年的竞争，原来是幻想着在乌托邦桃花源里的‘公平竞争’，而不是在中国现实基础上的“非公平竞争”。‘少数人先富’也被加上了限制词：‘靠正当手段’。什么是‘正当手段’呢?是指法律上的不违法?还是道德上的不欺诈?恐怕无法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经济发展。要就业还是要通货膨胀?有人计算，“按目前的群众心理承受力”，年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两位数，但就业压力和财政压力，又使年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10％，在我国低效率的条件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群众的心理承受力’，实际上就是什么牺牲都不要，什么好处都要。如此就什么改革也搞不成。在抢购风面前，人们慌忙收起价格改革而寄希望于所有制改革，但是，难道几千万人的‘在职失业’、年几百万人的就业压力，是能够轻易解决的吗?难道失业不是比物价上涨更加难以忍受吗?在改革受挫后，人们又提出‘发展优先’，但是难道不是由于不改革使我们经济无法发展，才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吗?在‘打破铁饭碗’的问题上，就连最向往民主自由的大学生也望而却步，他们所希望的‘择业自由’原来是要求别人为他们清除了一切后门和关系网以后的理想的自由，而当各单位掌权者也有自由选择他们时，他们就宁肯退回‘计划分配’去!
“经济学家们终于认识到自己负担太重，本来有许多问题根本不是经济问题，却非要说成是经济问题。政治学家也提出“经济学家的滑铁卢”的命题，主张政治改革优先。很明显，经济学家们走入‘怪圈’，政治学家登场了。
“但是，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的‘怪圈，更多。先选举呢?还是先教育选民呢?民主意味着多数决定，但是如果多数人决定不要民主，又奈何之?一方面是要求民主的慷慨陈词，一方面是对群众民主意识的失望，政治学家们最终不得不变成文化学者，提倡‘教育救国’了。但是文化界‘怪圈’更多。‘教育救国’论者在商品经济面不得不‘经商自救’，何况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并不是传统文化，而是现行体制，于是改变人的观念主要就应靠政治经济改革，而不是靠文化教育——文化学者们运用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又将球踢回政治、经济界!
“经济搞活。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润渭剂，但是思想理论界对于“腐败”，道德抨击者多，历史分析者少。对于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的失望，使他们转向政治文化改革，但是，政治民主不是需要企业家阶层支持吗?经济改革不是企业家产生的必要条件吗?10年改革开放，刚刚产生一批企业家，又被称为官商和买办，加以贬斥。群众无民主意识，企业家又多为官商，有人提出从‘精英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的思想，又有‘幻想明君’’之嫌，民主建设显然无望了。但是民主却偏偏又是思想理论界最响亮的口号!知识分子们骂官本位、骂官商、骂买办、骂道德沦丧、骂群众、最后骂自己，——不是有人已经在写“丑陋的知识分子”了吗?不是有许多改革志士已经在后悔10年改革‘为他人作嫁衣裳’了吗?
逻辑上的怪圈是实际中改革陷入困境的表现。在无出路的情况下，激进主义思潮随之而起。在各个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中，第三代人都争吵不休，而整个社会舆论，则与第三代人的倾向发生偏离，广大群众集中火力骂腐败、骂官倒，没有人关心改革方案、改革操作和历史必然性的说教。第四代人开始超越第三代人，开始了更为激烈的政治活动。第三代人特别是其中的“温和改革派”，似乎又回到了“文革”初期时那种“曲高和寡”、两边不讨好的境地，这是第三代人在认识和改造中国国情方面的第二次危机。这次危机，比下乡时期更为严重，这是因为：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第三代人年纪尚轻，他们的认识水平大都是学校灌输的，责任不在他们。而10年以后，则是第三代人自己学得了新的知识，自己去分析中国国情；
——过去的第三代人，完全是被动的改造对象，现在则是主动地去改造中国，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影响力，都已大大增加了；
——过去对国情的认识危机，停留在认识的低级阶段，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即如何把书本上学的和实际存在的一致起来；现在的认识危机，则发生于认识的高级阶段，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阶段，即改革纲领在实践中受挫，这次的危机，不仅是认识危机，更是实践危机，其深度、广度极其社会后果，远远超过了第一次。
第二节 “二律背反”中的心理失衡
记得上大学时上马列主义课，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道德问题始终没有弄清楚。老师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道德，只有那些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才是符合道德的。有些同学问道：原始积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也符合道德吗?老师到底没有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是列宁的《哲学笔记》，给大家新的启发。黑格尔有一段话说：“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历史的杠杆。列宁给予极高的评价，批道：黑格尔这个大唯心主义者，也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经过多年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并在实践中反复体会，我终于对“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这个主题有了自己的体会，认为这是把握历史发展，特别是把握社会大飞跃时期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所谓“恶”，是指那些在道德上不良的东西，如剥削、掠夺、奴役，残杀、欺骗等等，而“善"则指同情、仁爱、友谊、和平、互助、诚实等等。历史唯物主义不讲抽象的善恶，而讲具体历史条件下具体的善恶。所谓“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主要不是指个人品德，而是指集团利益，特别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阶级利益。各个阶级总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但是只要促进了当时的历史发展，就可以起进步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某些新兴的势力初登历史舞台，他们的形象往往不佳，一是他们触犯了当时的统治者的利益，二是他们的某些品德和行为，也破坏了当时一般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这就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恶”，推动着历史发展。
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专制代替原始民主，“家天下”代替“公天下”，在道德上不可谓不“恶”，但促进了历史发展。尧、舜、禹以德禅让，何其美好，但禹传位给儿子启。当启又要传位给儿子时，一场战争发生了，“私天下”战胜了原始社会的氏族酋长制，剥削社会取代了无剥削社会。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内部的民主虽然消失，外部的联系却扩大了，脑力劳动得以独立，出现了像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这样的大帝国，人类优秀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建筑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如果考虑到原始公社的“美德”只是建立在狭小的血缘圈子内，而在各氏族之间则是野兽一样的斗殴与血族复仇，那么奴隶制度无论多么残酷，毕竟是进步得多了。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资本原始积累。资本这个“肮脏的、从头到尾都滴着鲜血”的东西，居然征服了整个世界。而许多反对资本的东西，都颇有道德根据。当年李鸿章修中国第一条铁路，被顽固派阻挠了10年，其理由就是：“与民争利”。修了铁路，赶毛驴跑运输的农民岂不是要失业吗?
人类的活动推动历史发展，是通过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同时进行的，但社会的道德发展与经济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往往无道德、无文化。如果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死保住“传统美德”不放，就往往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当然我们肯定“假恶丑”的进步作用，并不是否定“真善美”的推动作用。实际上人类精神上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在更高层次上更加广泛地推动历史前进。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稳定时期文化、道德的创造，也表现在对进步的社会阶级进行批判，比如空想社会主义者从道德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当时虽是空想，但它指出了现存新秩序的新的不合理，表达了人类对更高级社会的理想追求。
这就是我们当年在大学期间组织的讨论会上，经济、历史系学生与哲学、中文系学生表现出来的不同倾向，双方各自有理。思想家、艺术家往往从更高的“真善美”角度，对现实进行批判，甚至对现实中起进步作用的东西进行批判，它的意义是使我们不能满足于现实，是让我们知道，历史的进步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同样，经济学、历史学家也不能因为某些事件在道德上不那么纯洁，就否定其进步作用。
这样的道理初讲起来，人们往往没有异议，但是在实际中，“叶公好龙”者却大有人在。
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最重要的国情，就是这种“二律背反”社会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自由程度的增加，人的价值得以充分肯定，人的发展机会大大增多，许多一文不名的小人物，几年时间就能成为有名的企业家、文学家和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和道德在同时发展。但是就通常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和“传统美德”来看，确实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几乎趋于崩溃。
首先是“忠孝节义”的消失。忠于领袖、忠于祖国已很少有人讲，代之而起的是“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人民对于政府已经不是绝对说好，而是对他有利时说好，对他不利时就不说好。“孝”字在青年人中几乎荡然无存，代之以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溺爱，报纸上多次惊呼“不要宠坏了中国的小皇帝!”现在的父母所担心的是独生子女生活太好，心理承受能力太差，谁还指望儿女将来能孝顺自己呢?“节”字亦然。人们的“贞节”观念发生变化，性关系是大大松动了，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卖淫问题和“第三者”问题。“义”的下场更为不幸。如今是“一切向钱看”；等价交换和合同代替了朋友义气。不仅是个人讲钱，就是公有制下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都在拼命维护自己的独立利益，而“照顾既得利益”也成了各项工作的方针，谁也不敢触动别人的既得利益，谁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大家普遍不顾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拼命追求眼前利益。
另外一些“社会公德”性质的准则也不再被人尊敬和遵守，“舍己为人’，往往被人嘲笑，认真严肃、奉公守法地工作，被视为“无能”，在公共场合不照顾老幼孕妇、不遵守公共秩序，已成家常便饭，而在同时，许多外商投资企业都在大讲文明，不随地吐痰、高效率和友好服务！我们的某些领导人也将改善管理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
“二律背反”最为突出的表现，还不是社会道德的混乱，而是腐败特权和社会分配不公。改革开放，在人们心目中，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并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点；但实际上在改革时期，却出现了“钱权结合”，原有的铁饭碗没有消除、又加上了“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加上高消费，显得如此触目惊心。谁能料想，当中小学校舍残缺、经费不足，教师纷纷“跳槽”的情况下，一座座楼堂馆所拔地而起?当交通严重落后，公路失修、土路泥泞的情况下，又进口了数百亿元的豪华轿车!当人们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才挣到一二百元工资，而那些“官倒”“私倒”们靠倒卖批文、倒卖平价物资指标、倒卖外汇发财时，谁又能不义愤填膺呢?
在“二律背反”的社会发展中，最感到不安的，是知识分子阶层。因为为他们的道德感较强，忍受不了这种现实。10年经济发展，脑体倒挂严重，知识分子得益不多，而文化道德的变迁，却使这些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丧失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在改革前几年，还可以称之为“光着屁股坐花轿”，没有钱但有体面。后几年则连体面也维持不住了。我有两位同学，年近40，竟因此发生了婚姻的悲剧。
一位是诗人，出了3本诗集，在山西颇有名气。在70年代末期，追求者不乏其人，一位美貌姑娘甚至登门自荐，最后美结良缘。不料十几年之后，小孩已经10岁，这位夫人却再也耐不住清贫。先是她的妹妹下嫁个体户，使她大受启发，后是她自己也有了个体户情人，终于抛弃了丈夫和孩子。另一位同学是历史学家，研究生毕业后分到社会科学院，在1986年还颇为过得去，找到一位相貌出众，家中有房的夫人。这位夫人大概是没有分清专业，误嫁了历史学家。历史这门学问，在现在的条件下，尤其无助于换饭吃。一连4年，稿费很少，出国又无望，于是家庭矛盾骤起。这位夫人斥丈夫为无能，让丈夫承担大部分家务。我这位朋友，现在一到晚上就要在家看孩子，本人出不来，也不敢让别人去，夫妻感情恶化。
以上社会问题的出现，说明现代化初期道德方面出现了大混乱的局面，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政策调整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知识分子及第三代人，自己去适应这种变化。发人深思的是，像“文革”时期那样的国情，大家都忍气吞声地，自觉自愿地适应了，大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去“改造世界观”。而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国情，使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感到压抑，在生活上感到窘迫、在道德上感到失落，大家就不能忍受，这是否也说明了中国某种国情呢?
在“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面前，第三代人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第一种“顺应论”。认为既然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规律，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反对这种趋势，而应该彻底抛弃过去的传统心理结构，应该改行去赚钱。
一位青年哲学家发表文章批评知识分子，“有一种怨天尤人，自惭形秽的消极心态。表现为第一，失落感。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看成是劳保和救济，发出今不如昔的叹息和乞求同情怜悯的哀告。第二，逃避自由。不能自立自主，自己决定命运并承担责任，不能主动调整知识结构。”
在深圳特区生活的一段时间中，我对特区的金钱关系和通俗文化不大习惯，当时特区最神气的是那种美貌又会外语的小姐，受聘于外国公司，收入极高，几乎是整夜跳舞；其次是公司经理，集权力和金钱于一身；再次是政府官员，其次才是知识分子。内地的人以为特区改革了，知识一定会升值，实际恰恰是贬值。当然贬值是相对的，生活总比内地要好，但在特区心理压力更大。为此我和一些朋友们经常发生争论，他们的世界观改造得很快，作家不再写诗，而去给企业家写报道；画家去画广告；政府干部兼职给企业工作；一切围着商业转。对于日本三洋独资厂苛待工人，内地人一去都极为气愤，称之为“野麦岭”。实际上这些内地农村的女青年，出来做工5年，即能存款10万，再苦也比在家里强。这些都被用来维护特区的“二律背反”现象，这些朋友甚至连“二律背反”都不承认，认为特区道德上同样高于内地，甚至连特区利用优惠政策赚内地的钱，也是给内地造福。“你不赚他的钱，他能富裕吗?”特区人对大吃大喝，早已习惯；“不吃不喝，说明业务不活跃，肯定要穷，越吃越喝才能越富。”“四菜一汤，生意跑光。”
“顺应论”很少表现在理论上，赚钱得利的人从来是不说的。实际中的“顺应行为”比理论上的“顺应论，要普遍得多。我在蛇口有一朋友，人称“东北大董”，1985年在深圳谈起改革事业，颇为投机，当时我怀抱一种“士大夫思想”，想找一个好领导，作一番改革事业。他对此表示极为钦佩。以后我果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回到北方的天津开发区做改革的研究工作，工资由深圳的350元降到250元，大董却在蛇口旅游公司当了经理，外快不算，工资500元以上。以后每隔1年，他发达1次，我仍是那么寒酸。再去深圳，朋友们就开始笑我：“发皱的旧西服，破烂的手提包”，我那套忧国忧民的高谈阔论也没有人爱听了，甚至当我慷慨激昂地讲述“二律背反”，表示在理论上理解特区观念时，他们也不满意，认为我在感情上和他们“隔一层”。在他们看来，过去那一套太傻，只有赚钱才能成功，至于在没钱的时候，“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谈什么救国?”
第四代人接受这样的思想更为普遍，他们不存在第三代人那样的转换过程。1988年我问南开大学几位学生，怎么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说，最高层次是为人类、为科学，其坦率令人吃惊。实际上“为人类、为科学”者极少，为个人者极多，这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种，“迎战论”。否认“二律背反”是客观规律，否认社会进步要付出道德代价，主张知识分子继续保持社会责任感和传统心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迎战论”实际是从两种不同立场出发的。一种是站在50年代立场上，认为近年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是政策失误、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办法是，恢复五六十代的传统做法。另一种是站在继续改革的立场上，认为道德崩溃是由于在改革中只注意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忽视了政治改革、文化改革，办法是深化改革，并建立新的道德规范。前一种是第二代人的倾向，而第三代人中，一部分人是第二种“迎战论”，另一部分人是“顺应论”。
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主张第二种“迎战论”。他们指出：
社会道德生活处于浑然无序、无规则、非理性、反文明的状态，表现为：无规则可依的观念系统、无是非感、羞耻感的道德心态、荡然无存的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扭曲并萎缩的道德教育。他认为危机是客观的，但并非不可解决的，他反对“代价论”，认为社会进步一定要付出道德代价的观点。“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为当代茫然失措的民众提供可供选择的道德价值体系和可操作的技术，使人们在同外部世界竞争的同时，也能找到灵魂的归依……在张扬自我和理性重扬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中庸。”
何新痛斥社会道德之沦丧，称为“在政治智力和文明开化程度上的幼稚”、“严重的心理异化或变态”、“整体人格退化’’“可悲的虐待狂心态”、“性心理压抑导致的倒错行为”、“极其猥琐、卑鄙、可憎、可怜”。他列举的事实是：互相嫉妒、窝里斗、口角辱骂、钻牛角尖与折辱他人，恶作剧看别人笑话、在公共建筑上刻自己的名字、在厕所中画女人等等。他将之归结为“由于我们长期处在弱者地位而形成的自卑感、压抑感；由于长达百年以上的社会动乱、革命、变迁所造成的焦虑、紧张、恐惧和狂躁；由于过小的生存空间造成的沉重生存压力、由于长期的普遍贫穷、严酷的生存竞争。”“在最大的自我夸耀之下，往往掩饰着最强的自卑感和嫉妒感。”
道德上的第二种“迎战论”，由于立足于深化改革，有极端民主化倾向，而第一种“迎战论”，空想回到50年代去，有复古怀旧成分，二者都有激进主义因素。
无论是单纯的“顺应论”，还是单纯的“迎战论”，都是片面的，必须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去把握历史发展的两重性，才能正确认识中国改革时期的国情。正确的立场，应该是既不违背历史规律，又不做历史的尾巴。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党人始终积极参加当前的革命运动，但他们同时代表着运动的未来。“我们为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而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却往往两倍于此。”我们不能反对而要推动历史的发展，但同时又要坚持理想道德的追求。我们有时支持那些推动历史发展的东西，但又不能参与其中，因为它们在道德上太肮脏，我们仿佛又回到了10年前那种“不断歌颂压迫自己的势力”的可悲状况，10年前是政治势力，10年后是金钱势力。许多人不想再演悲剧，经商发财去了，逃离祖国去了，但是第三代人中的真正精华，却在忍受着、奋斗着。中华民族存在5000年，是屈原的悲剧精神奠基的，这种精神在现代化中理应受到改造，但绝不会绝种。
第三节 文化之争
中国历史上每次大变革时期，都不免有一次文化争论。70年前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就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东西文化之争。这场争论的第一阶段，是东西文化的比较，第二阶段是东西文化优劣的争论，经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而达到高潮，第三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文化争论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东方文明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文明，因此东方落后国家的优秀分子们在寻找本国落后的根源，探求富强道路的时候，必然要把东西文化拿来比较一番。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从魏源、林则徐到李鸿章、张之洞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以夷制夷”；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则主张学习西方的价值观念。
这种认识过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其效果有利有弊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战后，大批发展中国家实行“传统发展战略”，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赶超目标，追求国民生产总产值的增长与西方生活方式，一方面迅速实现了经济“起飞”，使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农业落后，生态破坏，两极分化和债务危机。一些人批评道：盲目模仿西方，意味着政府开支集中于少数高质量的项目上，当群众没有住房时就兴建高楼大厦，当大多数人贫困时却要付给现代行业中的雇员以高工资，使他们能享受西方式消费，这样的“现代化”只能给少数人得到好处，而使大多数人继续处于贫困之中。
在文化发展上争论更大。有的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味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过多地抛弃了传统文化，已经使争取发展的努力走上歧途，这是一种所谓“文化扩散现象”。
另一种文化现象，称为“比照集团行为”。有这种行为的人，照搬他希望置身其中的那个社会集团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而抛弃自己社会集团的习惯和生活方式。
在中国、日本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其西方化的根源，是因为他们败于西方。当时的爱国者们认为，要与西方进行成功的较量，唯一的办法是接受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在中国，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事夷”到洋务派的“西体中用”，从康梁变法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学习西方的浪潮层层高涨，步步深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及行为举止，交谊舞风行一时，人们留短发、穿礼服和高领衬衫。战后、美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日本，并成为日本模仿和崇拜的偶像。有人认为，日本取得经济上的发展，是以丧失文化上的自主为代价的。
这种时时刻刻想着西方的心理状态，首先是由于历史上受辱于西方而产生自卑感；其次是由于本地新贵接受西方教育，照搬西方模式；再次是青年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传统；第四是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控制新闻媒介，从电影、电视、广播、广告到报刊杂志，无不露骨地宣传消费至上的美国生活方式，甚至旅游也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渠道。西方人想找到没有被西方化污染的地方，他们的访问本身就是污染。西方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豪华饭店随之而起，西方式的吃喝玩乐和当地文化的拙劣复制品紧紧地包围着他们。在突尼斯充满田园情调的绿洲上，胖乎乎的美国寡妇爬到骆驼背上，非洲小贩拥在瑞典游客身旁，外国男女披挂着中国皇帝的龙袍，勾肩搭背地拍照留念，农民们离开农田去为游客牵毛驴，千年古刹被倒卖外汇的人所占领。
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奄奄一息。有人认为，为了经济而抛弃传统文化，会减少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对人类发展不利。正如动物种类的减少，会威胁到生命形成得以繁衍的基本因素——自然的平衡和多样性一样。
近几年来，不少人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新的发展模式，提倡能给全体人民带来好处的迅速发展，主张财富重新分配，人与人相互合作，自力更生，使更多的人参加争取发展的活动，并以当地价值观念的精华为基础，形成自己特有的发展战略。
中国的传统包袱是最重的，如何在急剧的现代化过程中处理自己的民族遗产，是我们的一大难题。上述发展中国家西方化的得与失，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的改革，是与对外开放分不开的，在经济上开放的同时，西方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大量渗入，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文化，第三代接受理论较多，而第四代接受世俗文化较多，至于在消费层次，则是全民都在学习西方的高消费。
学习西方文化、批评传统文化，在改革初期是有必然性的。改革者感到社会价值观念氛围僵化，认为是传统文化在阻碍现代化，因此社会上掀起了批判传统文化的高潮。当时我也批判过传统文化，认为它反映的是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对外关系的封闭性，自然经济的落后性，专制政治的封建性，家族关系的血缘性。
这种分析着重于传统文化的阶级性而忽视其民族性，因而带有激进主义成分。
另有一些人与海外“新儒家”类似，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发掘现代化的新因素。美藉华人林毓生教授在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一书中，对五四运动反传统和胡适的实用主义给予全盘的否定。国内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认为五四反传统过于激烈，目前批判传统文化也过于激烈，这样不仅难以学到西方文化，连传统文化也扔掉了，这就容易造成文化真空，出现无文化、反文化的反常状态。林毓生教授有一次讲：
“据我在美国数十年的体会，对本国文化理解越深，就越能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他不是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而是从文化整合角度指出了东西方文化的统一性。这种看法是富有启发性的。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刘云德，在1988年出版一本书，激烈反对批判传统文化，他否定传统的官方文化——儒学，但肯定传统的民俗文化，这种观点，独树一帜。
刘云德在《文化论纲》中说：
“只有走出孔家店，才能看到我们传统文化的真正力量所在，千百年来支撑着我们民族脊梁的决不是什么儒家文化，而是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的民间文化。
“科学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把愚昧、堕落、奴性等字眼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他们认真地研究我们每一个文化特性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的改变途径。
“相比之下，中国的‘文人’们总是坐在他们的书斋里查经阅典，寻找灵感，他们远远脱离人民大众，也就脱离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源。”
刘云德痛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
“由杂感而生杂想，由杂想而作杂文。看似花里胡哨，实际空洞无物。有几个外国人邀请，洋学堂上一坐，台下掌声一片，自己便忘乎所以，成了一个‘文人’大‘恐龙’。
“从文化上看，中国确实落后于西方。但落后不等于丑陋。承认落后，能焕发精神，急起直追。但视共丑陋，必然厌之，进而弃之。抛弃一个民族的文化等于否定一个民族自我存在的价值，哪里还谈得上使中国强大起来。”
刘云德以其自身经历驳斥那些把农村的风俗习惯简单视为封建迷信的说法。比如闹洞房和“听房”，实际是一种“程式化的性教育”，闹洞房可以促进新娘新郎的感情交流，在包办婚姻中“强化恋爱过程”，
“公开的调情和性刺激，使男女性生活获得了一种社会的认可”。总之，文化学者们视为“封建陋俗”的东西，在刘云德那里具有了社会学的意义。刘云德还指出，指责农民烧纸、拜龙王、供灶王爷是没有道理的，许别人在城里信仰基督教，为什么不许农民信仰自己的“多神教系统”呢?
我认为他的看法民粹主义太浓，因而不能苟同。但就对国情的深刻体验来说，他的批评却打中了其他许多人的痛处，许多人虽然下过乡，但还是不如刘云德能够深刻理解中国国情中许多深层的东西。这是与刘云德的个人经历分不开的。他生长于山西农村，自幼父亲亡故，母亲改嫁，他和弟弟经常流浪，靠姐姐的救济为生。在村里做过生产队长。上大学后不久即往联合国学习人口学。他对东西方文化均有所体会，对中国农村有切身感受，这是一位民粹主义的中青年社会学家。
今年以来，大学生中出现了“寻找毛泽东”的思想潮流，这是对西方感到某些失望和迷惘，重新回头研究国情的一种趋势。有些中青年思想家已经断言：靠沿海特区氛围中培养出来的力量领导不了中国，真正的力量还是从黄土高原上下来的人。这是一种对传统的复归。
关于文化之争，有人说是一场假争论，人们批传统文化是假，批现行体制是真；有人反对批传统文化，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传统文化与现行体制关系不大，“文化热’’冲淡了对现行体制的批判，因而是不可取的。无论如何，80年代出现的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讨论是有其独特意义的，至少它的开展使人认识到文化问题的复杂性。东方文化不等于是“封建文化”，西方文化也不等于“资本主义文化”，原经济体制的弊病不等于就是“封建残余”，对外开放也不等于是“向资本主义开放”。文化讨论使人知道了文化问题的广泛性，可以用多种方法，从各个角度去加以研究。另外，文化变迁也许是人类历史最广泛、最深刻的变迁。我们只有在文化变迁的背景下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国情。
中青年文学家秦晓鹰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把社会发展的核心看作文化变迁的过程，那么目前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背景就十分深刻。300年来东方文化处于世界文明的谷底，急于学西方也不可能，只能缓进。21世纪的世界文明中，东方文化将会再度兴起，中国即会飞速发展。这种看法，从根本上纠正了抛弃传统价值观念急于学习西方的急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