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加之一些用人单位对名校的崇拜情结，为了增加自己将来就业时的筹码，不少高中毕业生在填报志愿时陷入了一种误区：不是重点大学不报，不是热门专业不填。即使分数够了普通大学，即使收到了这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些胸怀凌云志的高中毕业生宁愿去复读一年也不去上。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上好大学上好专业就等于有辉煌的前途，有丰厚的收入，有如花似锦的人生。然而，除了佩服他们的执著精神，我不同意这样的做法。
先说上名牌大学，难道上了名牌大学就必定有高收入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AlanKrueger与梅隆基金会的StacyDale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他们调查不同大学1976年入学的学生在1995年的收入。结果是，进入耶鲁、斯瓦茨莫尔（Swarthmore，一所有名的私立学院）、宾州这类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年均收入为9.2万美元。进入宾州州立、丹尼逊、图伦这类一般大学的毕业生年均收入为2.2万美元。收入差距在4倍以上，不可谓不大。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是,国外的许多精英都出自名牌大学，中国的两院院士中绝大部分也出自名牌大学。好大学与成功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难道名牌大学真有化庸才为精英的能力，无论什么人只要能从这里毕业就会事业成功、收入丰厚吗？Krueger等人的研究中是把入学的难易程度作为大学好坏的标准的。只有能力强的人才能进入这类大学。换言之，不是名牌大学使这些学生能力变强，而是这些人本来能力就强。他们即使不上名牌大学也是成功者。Krueger等人研究了同样能力的学生上不同学校的结果。他们发现，能力强的学生无论选择录取严格的名牌大学，还是录取宽松的一般大学，毕业10年后收入差别并不大。这就是说，高收入不是取决于是否上名牌大学，而是取决于个人能力。耶鲁等名校毕业生收入高，不是因为他们上了名校，而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本来就高。不是上名校能力才高，而是能力高才能上名校。名校择优而取，这些学生本来素质就高，出的精英当然也多。
所以说，一个人只要有能力，肯坚持不懈地去努力，无论是否上名牌大学，都可以成才，一样能取得成功。因此，那些非好大学不上，甚至非清华、北大不上的高中毕业生就显得太可笑了，即便他们通过复读上了心仪的大学，但除了浪费一年宝贵的青春时光，收获一些暂时的虚荣以外，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
再说热门专业。专业的热与冷是相对的，现在的热或许是暂时的热，未必能一直热下去，将来很可能是冷的；而现在的冷也许是暂时的冷，未必会一直冷下去，以后热起来也说不定。举一个小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1992年，全国只有40多所高校开设金融专业，到2005年，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增加到500多所，毕业生人数增加了10倍有余。所以就有了这样的顺口溜：“一流学生学财经(最热是金融)，二流学生学高科技(如计算机)，三流学生学(传统)工科”。而工科正是国家急需的传统专业，如机械、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地质、水利等。（2007年12月29日《环球时报》）可以想象，那些学了金融专业的学子毕业后，许多人会面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局面，而当时出于无奈才学了工科的学生，毕业后才发现现实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糟糕，而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其实，高考报专业志愿不能按照社会上的冷热程度来报，最好的做法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理想来报。奥斯勒曾经说过：“在任何行业中，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是对它产生兴趣。”大学里学的专业是否适合自己，将对自己今后的事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将可使自己的人生道路少走许多弯路。这一点，著名华人导演李安大器晚成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证明。
李安在典型的“外省”家庭中长大，从小跟着妈妈看电影，小学三年级时就自编自导话剧找同学一起表演，还会反串女生，但这些天赋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显得不值一提。李安身为台南一中校长李升的大儿子，书却读得不好，当时既驼背又害羞的李安，对高中的印象，除了上课，就是补习。帮他补习的老师，全是台湾中南部名师，但成绩不见起色。按我们常人的理解，李安上不了名校，更上不了热门专业，离成功应该差得很远。但李安是勇敢的，在高一时他就对父亲说了自己的志向，“其它科目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正是这一兴趣理想，使李安经受了两次联考（相当于大陆的高考）落榜的打击，后来终于考上艺专影剧科，据他形容，是“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那时他才发现，原来人生可以不是千篇一律的读书与升学。他在舞台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学芭蕾、写小说、练声乐，甚至是画素描，各方尝试后在电影领域里渐放光芒。
正是按自己的兴趣选择了理想的专业，李安才能走上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如果李安也是盲目跟风上什么热门专业，那么他肯定没有现在取得的成就大。
同学们，不要人云亦云地羡慕名校与热门专业了，按自己的高考分数力所能及地上一所大学，选报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志愿，只要你能持之以恒地去努力去奋斗，那么成功之花迟早都会为你盛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