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挑战”鲁迅？（六）

2022-01-06

陈漱渝，《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本书讨论的第六个专题是“鲁迅研究之谜”，是由谢泳在发表于1998年7月20日《岭南文化时报》的一篇文章《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所引发的。

谢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鲁迅是反专-制的，但他却被专-制力量所利用？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是否鲁迅的思想中有一些可以被专-制权力利用的成分？是否鲁迅的思想与专-制制度有可沟通的地方？谢泳说，为什么在史无前例的时代，那些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红-卫-兵能够干出那么恶毒的反文化反文明的行为，可以干出砸教室打老师的事情？似乎鲁迅要为此承担责任。很明显，谢泳所说的利用鲁迅来干坏事的专-制力量，主要是指“四-人-帮”之流，也包括周扬之流。

林贤治有个反问——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读了鲁迅的书或者未读鲁迅的书的知识分子又做了些什么呢？那些没有读书的年轻人又能好到哪里呢？所以鲁迅被利用或未被利用，被怎么利用及利用来干什么，其实跟鲁迅无关。

参与这场争论的，有众多鲁迅研究专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下面是我从讨论中获得的一些认识。

第一，关于能否被利用的问题。

一个艺术家，一个思想家，其艺术作品，其思想观念是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可以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脱离其肉体而存在。我想起柏拉图在《会饮》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的思想。苏格拉底和朋友们在歌颂爱神，讨论什么是爱。苏格拉底有个观点，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们会因此而惶恐。于是就向往着以有限的生命实现无限的存在。这就是爱。有的人寻求异性，与之结合繁育后代，实现了肉体生命的无线延伸；有的属于思想家或艺术家，以思想或者艺术立世，以思想或艺术延续生命。这些都是爱的体现和实现。

思想家的思想，一旦形成便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被人分享，被人利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也是思想家生命价值的实现形式。不过，思想家被人“利用”有两株情况，一种是依其本意被利用，思想家活着的时候通常是会欢迎的；另一种曲解了思想家的原意，依据利用者的需要而被利用，思想者活着的时候应该会对这样的利用表示反对，死了就没有办法。第二种情况很复杂，对同一个思想，可能会有很多变形，很多理解和利用的方式。

第二，鲁迅对被利用的态度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可能是被研究最多的，被利用最多的作家之一。很多“研究”，其实也是利用。鲁迅讲过，人死之后就身不由己了，被利用就被利用吧。他还说过，他就是一头枯瘦的老牛，被人挂上了广告牌，宣传说他能产清洁高质的牛奶，他也没有办法。鲁迅一生帮助过很多年轻人，给他们修改稿子，编辑发表，甚至给他们钱花，给他们饭吃。很多情况下，他是被利用。他倒是无所谓。只要对年轻人有帮助，他就乐意。至于被反目，被背叛，那是别人的事情。他会发牢骚，会反击，但不会后悔。他被说服加入左联，实际上是被利用，他也明白。但是因为加入左联与他的事业方向是一致的，所以他愿意。1936年左联内部发生“两个口号之争”，鲁迅病重，动不了笔。冯雪峰提出给他代笔写反击文章，鲁迅同意了。鲁迅知道冯雪峰的“代笔”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利用他，他也认同了。鲁迅讲他在做“遵命文学”，其实就意味着他是甘愿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利用的。

冯雪峰1936年在上海的时候，给伟人买香烟及其他生活用品，想到可以以鲁迅的名义给伟人买两只火腿送到延安，恰好当时他手头有鲁迅的一笔稿费，于是就用鲁迅的这笔稿费买了两只金华火腿送给伟人。事后冯雪峰跟鲁迅汇报，鲁迅不仅认同，还很高兴。冯雪峰这么做出于善意，为了沟通两位伟大人物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冯雪峰是没有私心的。但这件事情本身，做了之后才汇报，实际上并不是鲁迅真实意愿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冯雪峰在利用鲁迅。只是，鲁迅对这种利用并不反对而已。

谢泳讲的“利用”是指他死后的事情，有些可能是与他的本意相违的，有些甚至是有刻意歪曲、夸大的成分，为了达到利用者的目的甚至不择手段。鲁迅已死，对这些利用当然没有办法。如果他活着，至少是会发些牢骚的。左翼文人中，鲁迅曾经很讨厌周扬和郭沫若。周扬被鲁迅批判之后，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延安。不久就成为宣传伟人文艺思想的权威，成为大红人，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的院长。郭沫若曾经被鲁迅骂作“才子+流氓”，后来却被封为鲁迅的接班人。一个投机分子和骑墙派居然成为一个怀疑者和批判者的接班人，他接的什么班啊？还有周作人。他忘恩负义，将兄长赶出家门，而这个家还是兄长出钱购置的。鲁迅死后，周作人却靠写回忆鲁迅的文章谋取生活费。这一切，尽是黑色幽默。

还有，鲁迅临终，曾经告诫他的儿子做个普通人，做个普通的工作，千万不要做“空头文学家”。鲁迅死后，却有一大群“空头文学家”，躺在他的身上，以研究他为名混饭吃。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而且经久不衰。

第三，伟人对鲁迅的利用

1934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到瑞金，而伟人当时被左倾领导人解除红军的指挥权，在赋闲养病之中。冯雪峰向伟人介绍了鲁迅及鲁迅的思想，伟人很感兴趣。据说伟人对鲁迅很是崇敬，一辈子都在读鲁迅的著作（可是据冯雪峰所说，他送给伟人三卷本的《鲁迅选集》，伟人只是将他放在书案上，很少翻阅）。就算伟人崇敬鲁迅，喜欢阅读鲁迅的著作，喜爱是一方面，利用是另一方面。伟人从不避讳他的功利主义。鲁迅去世后，伟人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有三个“伟大”，七个“最”，还有“主将”，“第一圣人”等等。要说神化或者圣化鲁迅，第一个显然是伟人。伟人极力神化鲁迅，为的是塑造出思想文化领域的权威，而且是刻意将这个权威塑造成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人民大众的，共产党的；也就是在鲁迅的文学家的身份上，贴上共产党的标签，洒上共产主义的金粉。抗战初期，大批年轻的进步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他们大都怀揣着鲁迅的著作。鲁迅在国统区的文化界，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中间。伟人最初树立鲁迅的权威地位，甚至神化或者圣化鲁迅，是为了赢得来自国统区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好感，争取他们的支持。后来进一步的神化或圣化鲁迅，则是为了树立文艺界的权威，为了统一文艺界的思想。

鲁迅在1927年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东后，就对苏联和共产党产生好感，产生了亲共亲苏的思想。他本来就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礼教的，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与他有共通之处。他本来是一个人战斗的，在广州期间就产生过与有共产党背景的太阳社和创造社合作的打算。后来应共产党的要求筹建左联，他知道自己是被利用的，不过他是甘于被利用的。圣化鲁迅，是他去世之后的事情。要是他知道，要是他能做主，他应该是不会接受的。这样的扯大旗作虎皮的事情，他历来反对。

其实，鲁迅与共产党之间，只能说是同路人而已。胡风应该是与鲁迅思想最接近的，与之打交道比较多的周恩来就跟伟人说过，胡风与我们不是一条心。冯雪峰也讲过，伟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精神相反的。伟人即使真的崇敬鲁迅，喜欢读鲁迅的文章，也知道在新中国的新形势下鲁迅是不合时宜的。所以伟人在1957年回答罗稷南鲁迅在世会怎么样的时候会毫不含糊地说，或者是识时务不写，或者是蹲在监狱里还在写。鲁迅没有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但他要是活到五十年代的话，以他的性格，蹲监狱几乎是必然的。郭沫若也讲过，要是鲁迅活到解放后，还是需要改造，再考虑是不是安排工作。

第四，“四人帮”对鲁迅的利用

自从伟人“圣化”鲁迅之后，鲁迅就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解放后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鲁迅都要被人抬出来，作为斗争武器，发挥政治作用。周扬整冯雪峰和胡风的时候，说他们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破坏统一战线；后来“四-人-帮”整周扬，田汉，夏衍，就直接利用了鲁迅创造的“四条汉子”的概念，揭露他们迫害鲁迅，破坏党与鲁迅的关系；后来批判林-彪，批判邓-小-平，都要抬出鲁迅。鲁迅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万能法宝，谁掌握了话语权，都可以利用鲁迅来打击敌人。

“四-人-帮”宣传利用鲁迅最多，歪曲侮辱鲁迅也最多。“四-人-帮”宣扬鲁迅的批判精神，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四-人-帮”宣扬鲁迅的“痛打落水狗精神”，大肆迫害领导干部；“四-人-帮”宣扬“一个不宽容精神”，对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无情打击。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四-人-帮”利用鲁迅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利用鲁迅对敌斗争的某些口号和策略，肆意歪曲鲁迅的战斗精神，任意割裂鲁迅文章和思想，制造耸人听闻的口号，书写虚张声势的标语，把鲁迅塑造成得心应手的打人的棍子。“四-人-帮”对鲁迅的利用，从而也是对鲁迅的侮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谢泳文章提出的问题，似乎鲁迅被专制力量所利用，就意味着鲁迅思想中存在某些适合专制者利用的因素，似乎鲁迅应该为文革中“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文化建设所造成的灾难承担一部分责任。逻辑上实在说不清。如此来说，一个人杀了人，铁匠是不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呢？鲁迅作品确实具有战斗精神，能够激励人们投入战斗。但鲁迅的战斗对象是封建礼教，专制独裁；而“四-人-帮”却是歪曲利用来斗争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摧毁文化和文明的。这与鲁迅何干呢？

因伟人的推崇——不管是真心喜爱还是仅仅为了利用，鲁迅成为史无前例年代为数不多没被打倒的文化名人；因“四-人-帮”的利用，鲁迅的著作在文化黑暗的时代仍然在出版发行，进入课本，占据讲台；尽管被利用的鲁迅不再是真实的鲁迅，但鲁迅毕竟在他的著作中存在下来。其实，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才是最需要鲁迅的时代。鲁迅的使命就是反封建反礼教反专制反独裁的，鲁迅的使命就是要给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的，他就是那个呐喊者，那个肩住黑暗闸门的人。鲁迅精神就是批判的精神，就是战斗的精神。应该说制造黑暗的统治者是不会喜欢鲁迅的，而在黑暗中探索的人民是最需要鲁迅的。

我们的时代也需要鲁迅，我们也应该要好好“利用”他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