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分析了中国经济目前的优势和外部发展环境，提出了3至5年的和平黄金发展期的看法，并指出时间的紧迫性，这主要是从资本世界的意识形态和资本的扩张性，侵略性出发得出的结论。我们应该意识到，美国二战以后特别是越战后，由于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级的领袖人物和领导集体，缺乏对本国和对世界形势的正确了解和判断，致使美国接下来的几个战略关键时期没有表现出大的作为。尤其是苏联解体，华约崩溃，使美国政治家们盲目自信统领世界的能力和实力，采取了急进的，甚至冒险性的一系列对外决策，企图彻底全面控制俄国和中东石油产区，导致美国引火烧身，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反抗和攻击，直至911事件的爆发，标志着美国整体全面地走向下行通道。美国自发家以来的不破金身神话， 随着世贸双塔而倒掉了，美国本土已经时刻处在被恐怖袭击的危险之中。从两件小事就可以反映出这个事实，其一，美国的各种安检达到了范围空前扩大，检查空前严格的程度。国内各种交通设施，尤其航空设施安检采用各种先进技术手段，甚至经常发生侵犯人权事件。如果你有幸在美加边境和美墨边境考察一下，你就会惊奇地发现边境线两侧的巨大对比，进入美国边境的通道，摆设的水泥路障，就像迷宫一样，弯弯曲曲几千米，建筑的遮挡令你根本看不到出口，相反美国出境简单的就像你家门前的路，直通向前方。美国的安全状况可见一斑。其二，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相当混乱，有时显得毫无章法。我想凡是关注中美关系的人士都应该记得，美国竟然经常拿它自己都不承认的国际条约，指责中国，像国际环保减排协定，和国际海洋公约等等，由此可见美国政治人物的治国能力和战略的匮乏。
极其巧合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恰恰在这个国际大环境中发生，并提出了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主张。上一篇作者指出，这个主张其实具有一定的战略欺骗性，在此稍微解释一下。初期中国改开实际上遇到了来自国内外巨大的阻力，不谈国内，国外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动向给予高度关注，密切监视，中国的和平发展的方针，就是针对这样的国际环境而提出的。随之而来的中美，中日关系发展，伴随着中国国内经济政策，经济教育迅速西方化，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加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加大了拉近中国并围剿原苏联的双重步伐，基于此中国的主张被西方，从官方到民间普遍的接受了。如果有心人找一找的话，就能发现像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几乎形成一股社会风气（不是时尚，因为中国那时出口产品一般是初级产品 ），全民以买中国的产品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为己责（笔者2001年到加拿大时，就有加拿大同事告诉我这个事实。只是后来当来自中国富人们，炫耀地拖着整箱美元现金，到处买白菜似地收购房子时，他们如梦初醒，原来地球上最富的是中国人，他们自己才是穷人）。加上中国发起的针对苏联霸权的对越战争，更使得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新的穷朋友。中国趁机秘密发展军事工业，以极其巧妙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手法，成功的极大提升了军事实力，拉近与西方的差距，直到克林顿借口轰炸中国住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发生。这个事件的发生，标志着西方政治家们对中国的政策转向。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强势发展，迅猛壮大，搞得西方有点措手不及。随之而来的911事件，更是把美国拉入了全球的反恐战争，中国顺势而起。这就是笔者对和平战略的一点思考。
但是，西方资本国家从2012年以来一系列的动作，美国不停的和逐步加码在中国近海举行各种军事演习，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菲律宾在南海频频挑起事端，美军坚持在中国沿海例行侦察，以及多种经济摩擦，各种迹象明显显示西方资本社会处于战略觉醒期，联合采取对华行动的可能性愈来愈大。笔者预测中国周边的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摩擦，甚至军事交火对峙会在近期大幅度增加，这是一个迂回的战术策略，用来增加中国边境周边的动荡，进而压缩中国的战略纵深和空间，至少先达到拖住中国发展的战略目的。这就是笔者提到的历史机遇的时间紧迫性。
综合所有以上分析，笔者主要想表达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中国经济体发展到目前时期，已经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中国必须抓住这3——5年的最佳机遇期，制订踏实有效的发展规划，对外适度开放，把经济总体安全意识放在重要地位，以我为主，勇闯险滩和难关，为中华复兴大业奠定稳实的基础。
为实现这个目标笔者愿意提出几点建议，由于水平有限，这些建议虽然不可能涉及经济体的各个方面，但希望能从不同的角度视野，为有关人士提出些研究的材料。
打造真正的经济体的安全，需要从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放在国民经济整体安全层面上进行战略层级的考量。从这个战略视野出发，要突出的重视和研究关乎国民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抓住安全问题的战略关键点，制高点，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把国民经济安全区分为国内经济安全和对外经济安全两大部分。
国内经济安全问题不是本文的重点，而且诸多专家学者及国家政策都有极为详细的论述和实践体现，在此不做深入研讨。只想提醒几点的是，国内经济的安全重点是在于经济利益的公平 合理分配；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程度及均衡发展程度； 国民可触摸的，也就是说可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体验得到的，地区及城乡间的差别稳定减小；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收益和地位差距的减小，以及国民经济各主要行业间的收益平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平衡协调和促进关系；国家宏观掌控和协调市场经济能力的大小；以及国家从金融到物资的战略储备状况，等等。这些还有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方面的政策和运行，切实的关系着国内经济安全的方方面面，至关重要。
关于国家经济体涉外经济活动安全的课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综合性的课题，为了更清楚的研究，我们应该尽量简化细节的叙述，着眼于主要的具有关键影响的经济因素。以此为出发点，应该着重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一，首当其冲的，也是最主要的是对外金融体系的安全。金融体系的安全涉及到国家外汇储备和管制体系；人民币对外汇率体系；外汇市场管制体系；国家和地方并包括国内企业对外融资及管理体系；等等。每一种因素都对国家的经济安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前文虽然没有对以上各个因素进行仔细分析，但是作为典型实例的两次金融危机，前文曾一再提及。这两次金融危机以极其庞大的规模，广大的波及范围，和飓风般冲击速度，完美的演绎了当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整个过程，而且极具典型代表意义。这个典型的意义是指，这两次危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金融危机的发生形式和过程，给我们揭示了今后金融危机发生的典型方式，过程和预期结果。
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作是典型的主权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受到外来强大金融资本侵"掠‘’（非"侵略‘’）的实例。这种危机的特点是，基于内部金融结构和政策致命缺陷暴露，由外部因素点燃的，内外因相互关系而形成，也可以称为“苍蝇专叮有缝的蛋”型危机，或者称其为‘’飓风海啸效应‘’型危机。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其过程。从这年7月2日，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开始，觊觎已久的以索罗斯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国际资本，不暇分秒的张开血盆大口，当日即几乎冲垮了整个泰国经济，紧接着如海啸巨浪般的一个个席卷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韩国，日本，香港，短短半年时间，极速发展前景一片光明的亚洲经济，一片哀鸿，好景不再，紧接着98年再度爆发的印尼金融危机，更使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雪上加霜。由此引起的政局动荡至今不能完全平息。正如前文所讲的如果不是中国经济相对独立于世界经济，以国家战略资源为强大的后盾，支撑香港特区一战击退国际资本炒家的疯狂进攻外的话，香港沦陷，进而引发中国大陆金融危机也不会是耸人听闻推理。1998年下半年，俄罗斯与国际资本的大战，更直接引发了其政治动荡社会危机，使得俄罗斯不得不采取极端的强行停止国债交易市场的非经济性强制手段，直接采取外科手术切断与外国资本的联系，虽然击退了外资的侵掠，但俄罗斯卢布已大跌70%以上，国家经济受到重创。
再看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次贷危机，可以看做是由资本帝国内部爆发而引发的迅速波及全球的连环性金融危机。可以被称作为“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型危机，或者叫做‘’多米诺骨牌效应‘’型危机。由2007年8月初显现于美国次贷信用恶化，2008年集中爆发于美国信贷，银行，金融市场等领域，并以爆炸般的速度，冲出美国，漫延至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衰退，政治动荡至今仍在延续，所有国家和地区依然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过程众所周知，不再赘述。
这些种危机，无论主因是外来引起的还是从内部爆发的，明显特点集中表现为当代世界经济，特别是世界金融市场过度开放，过度相互依赖，形成全球性一体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同时，就世界单体经济体角度来看，越是开放度高，越是经济各方面参与程度深，受到危机破坏程度越大。也反映出单体经济体总量越小，受冲击的程度越大的特性。如果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的话，我想可以把各个经济体比喻为互为相邻的大小容量不一的水池，当最大的水池波浪翻涌时，与其相通越大的水池就会被波浪淹没。相反与其之间有防波堤的就安全的多。
这就是所要求得的结论，中国经济体有其独特的性质相对独立于世界经济，前文我们分析过。在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无可置疑的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提下，中国应当适时建立起防范外来金融资本侵掠的坚固的防波堤，而不宜继续刻意强调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继续坚持以对外贸易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尽快建立金融系统对外的防犯体系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至关重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