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繁荣博士”（Dr. Boom）之称的林毅夫自从世界银行卸任归国后，抛出“新结构经济学”，其观点再度引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

林毅夫观点的核心有两点：1）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因此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想法是危险的；2）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看不见的手”相反，政府应该发挥“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要通过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来打破增长的瓶颈。

关于林毅夫，贾春宝也曾经在2009年3月9日有专门文章《林毅夫在维护谁的利益》进行过评论。理性地反思，那个时候的言论略微有些偏颇。当时的文章中提到：本人担心的是他所代表的是世界银行的利益还是中国人民的利益？真的希望林先生不要成为国际社会通过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吸金之工具。 

仔细研究之下，林毅夫先生的投资驱动，原本就是跟我们不同的利益驱使，毕竟林先生是站在国际的视角，从相对缺乏情感支撑的全球经济均衡理论高度出发的。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都很难讲是其故乡，即使有故乡之情，也往往会被认为是事业与职业道德的反面而存在的。

众所周知，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目标有二：一是长期执政；二是在长期执政的目标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追求青史留名”。而学者的个人目标，则是跳出乡土、政府与国家在内心的牵绊，去验证、质疑或者提出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那也算是自身的职业道德了。都是在各自的职业道德之下在生存的，用不着厚此薄彼。

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四万亿的推动下，中国的投资率升至50%的历史高位。这一水平不仅高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水平，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

正是这天量投资所引发的地方政府投资的跟进，才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多到难以承受的政府债务。那些债务所发挥的作用似乎也仅仅在维持中国经济增速没有出现欧美国家那样的停滞甚至负增长。却留下了难以消弭的隐患，当世界经济逐渐探底回调的时候，中国经济却陷入了进退两难之中，难以取舍。

庞大的地方债务，以及财政税收来源单一并过度依赖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在基础建设过程中的暗箱操作，都使得地价不断攀升，并进一步推升CPI的走强甚至失控，这在极大程度上使得民众的幸福指标大打折扣。

从国际比较来看，欧美日发达国家投资率都在30%以下，美国2010年投资率只有15.5%，其历史最高水平（1943年）也不过23.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的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美国的经济增长80%来源于技术和效率的进步而非资源投入。即使与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起飞时期相比，这些经济体投资率的历史最高水平也不过是36.4%（1073年）、38%（1991年）、30.9%（1975年）。

中国如此高的投资率能够维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01年加入WTO以来的全球化红利，掩盖了中国投资过度的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陷入去杠杆化，中国大量投资形成的产能难以消化，开始出现产能过剩的窘况。对这一转变，我们应有深刻的认识。

不管是任何理由，从出口拉动转变成为投资拉动，单纯依靠货币的增发推动天量投资，维持经济的增速，却忽视实体经济的运行，这个本身就值得我们深思。

从宏观的角度，得到市场认同，从市场中要效益就是经济领域的造水机制，堤坝里的造水机制相当于人体中的造血机能。

在贾春宝看来，貌似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其实投资是输血机制，消费与出口是造血机制。所谓造血机制，是靠市场表现的，比如本土内部消化以及输出。

当我们不能不把拉动经济立足于消费与内需的满足，那么无疑是在出口上的回报没有想像中的那么令人满意了，当出口的大门逐渐被关闭，不能不依靠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那么我们无疑是难以给资本带来满意的回报的。

假如拉动内需之余，鼓励进口，则更会打压本土资本所支撑的产业，使得其投资回报变得更加渺茫，如此来自中国本土的民族资本与产业将面临越来越残酷的生存环境，最终都不得不向国际资本俯首称臣。

或许在国际资本眼中，中国仅仅是廉价的资源提供基地，廉价的生产基地，以及可以漫天要价，同时也不需要给与太多尊重的地方，这都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所导致的。

虽然中国人的体质越来越强健，但殖民状态一直都没有停止与减弱，更多的从客观制度上的殖民逐渐深入骨髓，而变成了思想殖民。那种思想殖民从充满民族虚无主义的拥有国际化的愤青标签的精英那里起源，逐步蚕食普通百姓的意识。

关于思想殖民，贾春宝曾经在很多文章中有所提到。

在贾春宝2009年6月27日的文章《看新列强在新殖民主义中的嘴脸》中说，新殖民主义就是让新兴国家——做发达国家的新型的好奴隶。 

在2012年6月24日文章《思想殖民者：不仅杀人，更是诛心》中，贾春宝说，有人用行动卖国，有的用思想卖国，有的用言论卖国。为文化与价值观的入侵而扫清障碍，那是另一种层面的卖国，因为那将让一切抵抗行为失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从内心乖乖臣服于殖民者与侵略者所设定的价值评判标准，在思想上彻底臣服。

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把国际资本以及伴随而生的价值评判系统奉若神明，给予来自海外的品牌与人才超乎国民基础之上的待遇，甚至不惜一切手段地为他们扫清一切障碍，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总是难以抬起头。因为在内心就缺乏足够信心——这就是精神殖民的效果。

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我们才能返回去追求当初的本源，去反思当初的决策是正确的，还是被幻想迷住了心性。在反思之中去盘点我们的当下是更清晰了还是更迷茫了，是在坚定地行走在自我发展的道路上，还是一直没有摆脱被算计被利用的命运。

当初中国用十多年的时间谈判入世，核心需求原本是希望通过出口来消化当时越来越高的库存与生产能力，入世十年之内，国际市场的大门逐渐关闭，中国重新回到了需要通过拉动内需来自我解决的状况，满足内需的却不仅仅是国内生产的那些物资。

毕竟中国入世的初衷原本是为了消化早已淤积的库存，给中国带来更为幸福的生存环境的，但不管是自身产品质量问题，还是国际市场的主观歧视问题，不管那保护主义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当地的机构与协会，外部市场的大门在一点点地关闭。

对于出口，我们从进攻变成退守。然后再在深度挖掘内部市场潜力的同时，面对挡也挡不住的外资企业的竞争。因为外资从资本到设计、从品牌到认知度，从企业文化到团队管理，甚至从各种进口税率，都在很大程度上优于国内企业的状况。

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残酷的竞争，而且来自产品与服务的供应者的市场歧视。不仅仅有供应的价格歧视（通常都偏高）而且有售后服务的标准歧视，双重标准之下，我们很难从正常渠道争取维护自己的合理权益。

相信林先生的“投资拉动”是试图为中国这种官方行为寻找到理论支撑。用输血方式去拉动GDP，这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机构到个人的共同选择，并形成习惯与依赖，至少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靠招商拉动的，而招商更成为创造政绩的最为便捷的途径，就如战争时代从列兵到将军，是靠砍杀多少敌人的头颅来计算战功的。

但更为现实而具有前瞻性的思路是：当单纯的招商难以满足资金方的胃口，就会在政策上节节败退，政治就被资本绑架了；当难以吸引外资的时候，就只有靠争取政府审批立项的方式进行财政投资，或者增发货币的方式来保持经济发展速度了，这也是投资依赖症之下的无奈之举。

其实投资就是一种接力赛，谁都不可能跑完全程，接力棒传下去都是希望能获得相应利益回报的。政府工程需要下游企业来跟进，并通过百姓去买单。中国近年来放开金融管制、鼓励民间投资之类的举措，就是在试图创造民间资本跟进投入的市场与政策环境，实际上是近乎“解套”的行为。

利益回报都来自市场，比如各方面的红利。政府是堤坝，资本是水，没有人提供一种造水机制，就很难持久地保持水源源不断地流进来。

但对于我们自身的经济与关乎每个人的生存状况而言，外部市场逐渐关上大门，内部市场又面临来自外部的竞争的冲击，我们的投资看不到回报的希望，这种理性之下的恐慌才是最为值得焦虑的。

贾春宝

2013年7月24日星期三

电话：13301122671，（010）89581930 

网络微博：http://www.chinavalue.net/MiniBlog/ 

http://t.sina.com.cn/jiachunbao

价值中国专栏http://bekings.chinavalue.net/ 

新浪网专栏 http://blog.sina.com.cn/beking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