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义
一直以来，我对中国的思考，坚持几个原则：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理解大局、维护大局；二是在反思的方法论上，坚持多方比较，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三是多做理性思考，不做有罪推定，不歪曲任何言论；四是就事论事，不进行人身攻击。在这场辩论中，某些事实总会被人当着人身攻击来看待，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坚持认为这是一种人身攻击，而不允许客观的评价两种体制的成效的话，这就有失辩论的公平。现在，我仍然是这个态度。
本文认为，既要认真比较两种体制的优劣，也要认真研究当前的经济模式。我国当前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亦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兼而有之。片面的论证市场或者论证计划，都不可能得出合理的解释。
本文认为，既要重视宏观经济的发展，也要重视微观现象。宏观经济涉及国家利益，微观涉及群众利益。只有平衡好宏观和微观、国家和群众之间的利益，才能既保障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有使社会稳定、持续发展。
本为认为，辩论不是为了争论要实施哪种体制。这种争论是无意义的，因为中国的国情既如此。君不见，各级政府口口声声要搞市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不断安排各种发展目标，比如GDP要达到多少、某某产量要达到多少等等，计划的痕迹随处可见。我们走的是宏观调控的路子，既有计划，也有市场，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其实不管主流经济学家也好，左派也好，都没有意识到改革的要领。你考察有记载以来的各项经济制度，才能明白改革的要领：1、富国；2富民；3、维持专政。左派不能富国富民，已被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证明；右派不能确保专政，新的理论在哪里，这才是执政党考虑的，是当务之急。因此，我认为辩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为了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二是通过辩论，扩展思路，那怕只闪亮一个思想的火花，对我们经济理论工作也是有意义的。
二、问题
当前宏观经济中的问题是：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经济“过热”和“不过热”的争论；国际环境上，面临国际收支失衡的挑战。
当前微观经济中的问题是：贫富悬殊、教育和医疗负担过重。一直以来，不论是“左”还是“右”，都没有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只是在解决办法上有分歧。
三、历史和当代
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我们固有的优良传统，考察经济史是完全有必要的。
中国历史上是极其重视土地制度。《管子乘马篇阴阳章》曰：地者，政之本。朝者，义之理。市者，货之准。简要的阐述了古代中国土地、政权、商业三者的特点。从有记载的历史来看，儒家一直提倡“仁政”思想，“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为什么儒家一直对“三皇五帝”、“周公”情有独钟？一方面这些人固然在道德上有值得推崇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些人统治的时期，虽然是奴隶社会，但在主要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上，颇有一点“公有制”的意思。西周时期不允许开发私田、多收奴仆，是要追究的。前几天出土的一个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就记载了一桩“西周司法人员受贿事件”，一位名叫琱生的贵族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为摆平官司而向官员行贿。这件青铜器上的铭文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制度是有一点“一大二公”的特点的。
中国最早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这一制度起源于殷周时期，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在学术上没有定论，因为一直没找到依据。从现有的记载来看，最早记录井田制的文字，是《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这段记录是这样的：“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自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定也”。这段话是孟子对当时土地政策的基本理论，他认为把土地平均的分成一块一块的，划定界限，在平均分给每个人，这样就可以使每个人获得的农作物数量都是平均的，这样就可以实现“富民”。这是绝对平均主义。
但不能光“富民”不“富国”，孟子“富国”的办法是分别设立公田和私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这个办法不错，否则滕文公也不会采纳。这个“公田”，颇有点“集体土地”的意思，而“私田”，也有点像农村常说的“自留地”。这个制度既兼顾了国家，又考虑了个人，人人有其田。按道理，藤国凭借这一“仁政”，应该是“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且不说统一全中国，最不济也应该混个“诸侯”吧，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滕文公非但没有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且滕国很快就被灭了。
井田制是世界历史上土地所有制的一个重要的范例。可是他的瓦解也很快。早在孟子拿滕国实践他的“仁政”思想之前，公元前594年，鲁国已经正式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实行“初税亩”；公元前548年，楚国整顿田制，“量入修赋”，各国也纷纷效法；到了公元前350年，秦孝公遇到一位高人，叫做商鞅，“开阡陌”、“除井田”，井田制彻底崩溃了。
当局者迷，把谁摆在孟子的角度，也容易犯迷糊。孟子只不过是没有考虑现实因素，一昧的搞“理想主义”。孟子的“富国论”，失败在“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一厢情愿上。春秋时期，铁器、牛耕已经广泛使用，耕地面积、农业产量都大幅度增长了。那时农业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人少地多”的矛盾，这和我们现在“人多地少”矛盾恰恰相反，历史有时真会开玩笑。那时侯农村是缺乏劳动力，不象我们现在农村劳动力富余，还需要“转移”。于是很多人只耕种自己的私田，哪还有时间管孟子的“公田”。说什么“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谁怕你阿，老子就先干了私事再说。于是滕国让孟子这么一折腾，非但没强大，反而给灭了。
商鞅就不一样，高人一招。那时秦国也面临“人少地多”的矛盾。那么点人口，又要种地，又要征兵，怎么够用呢，商鞅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农战”。农战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事，秘诀也很简单，搞引进。不是引进外资，当时没外资，但是有外来劳动力。商鞅引进的就是外来劳动力。《商君书·农战》记载了商鞅的策略。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当时三晋之地狭小，商鞅就引进三晋之人到秦国种地，给了这些“外来人口”很多田宅，费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而秦人“应敌于外”，和三晋之人分工明确，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鲁国、楚国和商鞅这些人顺应时事的发展，彻底葬送了井田制，搞出个“封建社会”，比西欧早了近1000年。那时的中国人，真是地球人的骄傲。
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到了汉朝，尤其是汉景帝时期，由于旱涝灾害、流民等原因，民间产生了贫富差距问题，国家产生了财政困难的问题。当时这个问题有多严重没有具体的说明。所有说法都是模糊的“很严重”几个字。汉景帝有个及其器重的大臣，叫晁错。他为了解决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专门给汉景帝上了一个折子，叫《晁错论贵粟疏》。他令富足的农民“入粟拜爵，以足国用”，同时“轻民田租税”。说直接点就是一方面抬高农产品价格，还抬到了“拜爵”这种给政治待遇的地步，另一方面减轻农产品的税收，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很多农民就争相种地，解决了灾荒和流民带来的社会问题。
同时，也有个人著名人物，就是那个促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给汉景帝上了一个折子。董仲舒在汉景帝时期，官职是“博士”，他当时上了一道和晁错观点相反的折子，叫《限民名田奏》。这个“限民名田”，其实就是井田制的翻版。不过董仲舒在这份奏折里说的很含蓄：“古井田之法虽难率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古代的井田制虽然实行起来已经很难了，但是还是多少向古法学习一下，限制田多的人在新增土地，好堵塞兼并的道路”。
汉景帝没理睬这个主意。原因不得而知，我分析了这个奏章，发现他没考虑到当时的外部环境。当时汉朝的财政困难，又要面对匈奴的入侵，董仲舒的只考虑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没有考虑解决财政危机的问题。而《晁错论贵粟疏》则兼顾了流民和国家的问题，用“利益”这个杠杆去引导，民也安了，国也富了。
事实上，董仲舒在汉武帝时以举贤良三策获得江都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算是得到莫大荣耀，但是始终未能参与经济的决策。也不知道董仲舒后来有没有再次向汉武帝上过《限民名田奏》，反正汉武帝这方面只听桑弘羊的，什么入粟补官、花钱赎罪这一类都是桑弘羊的点子，以至于有人借久旱不雨，在朝政上提出“烹弘羊、天乃雨”，说是桑弘羊乱搞，老天都觉得没道德，不下雨啦。汉武帝是个明白人：真烹了桑弘羊，只怕没钱打匈奴，到头来匈奴烹了老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学，很重视实际。
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土地政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王莽代汉时的《新莽制王田令》、魏朝《李安世请均田疏》都是均田派，但时间不长。到了唐朝德宗建中元年，丞相杨炎定下了两税制，后世的各类变法都是在税收上作文章，没有涉及土地产权的问题。包括孙中山提倡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都是依靠价格、税收、利益分配等杠杆去调节。
当代就更无须多说，土地虽然是“集体所有”，但已经分产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98年实行了全国第二轮土地延包，承包期“一定五十年不变”，今年还把山林也承包给了农民，承包期三十年，农民高不高兴各位自己去问问就知道了。
有人会说历史上很多战乱都是因为土地问题引起农民起义的，实际上这是个错觉。本人曾经有个帖子《霸王别姬——大明悲歌》。详细的说过，从三皇五帝到清末，有记载的战事发生了3791次。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明朝一样，承载太多的战乱。在中国的军事史上，明朝以579次战事高居榜首，清代以427次战事居第二，战国以384次战事排在第三位。在这些战争中，农民起义不占主流。仅在明朝的579次战事中，因少数民族问题引湖南、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地的“蛮夷起事”从未间断，四川等地土司持续以武力反抗明朝的统治，共计400余次；抗击鞑靼80余次；抗倭17次。
就连明朝张献忠、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因为土地产权产生的，而是因为灾荒产生的。明朝的灾害有记录的有1011次。其中水灾196次、旱灾174次、蝗灾94次、雹灾112次，风灾97次，疫灾64次、地震1265次、霜雪16次、歉饥93次（注：出自《中国救荒史》）。灾荒促成大量流民的产生，流民抛家弃业使农业生产倒退，救灾乏术最终又激发了流民暴动。郭沫若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里也指出明朝产生流民的原因是“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明朝救灾不力才导致了农民起义。换句通俗的话说：老百姓吃不上饭了，崇祯皇帝不肯买单才惹的祸。
以上历史揭示出两个道理：一是富国和富民必须紧密结合，不能只顾一头；二是只有合理的利益分配才是平衡国家和农民之间利益才使解决问题的关键。
四、宏观与微观
有人问：你说说为什么要反思改革阿？如果我回答他：“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既显得冠冕堂皇，又能赢得喝彩，大凡聪明人都会这样讨好的。但是对不起，我前面曾经说过，富国和富民必须紧密结合。因此我既要考虑国家利益也要群众利益。如果有人拿出“老妈和女友同时落水了先救谁”这类的逻辑来为难，那我也不怕说句实话，这是个伪逻辑。你自己说说是国家利益重要还是个人利益重要。
有人问：现在出现了贫富差距，并且还在扩大，你说说当出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事实上，改革初期的目的之一确实是要拉开差距，继续搞平均主义就没有改革的必要了。又有人认为改革使人的压力很大——压力不大、不竞争能提高效率吗？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个贫富差距是不是到了警戒线，需要进行调控了。
先说今年的宏观问题。在宏观层面，今年最大的争议是“经济是否过热”。一种观点是经济过热了，要调控。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不过热。现引用今年8月宏观经济运行有关数据试做分析如下：
截止2006年7月底，需求增长放缓。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44771亿元；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460亿元；完成净出口759.5亿美元，按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折算，约合人民币6089亿元。前7个月的准总需求约为93320亿元，同比增长27.3％，比上半年下降0.4个百分点。
分析增长结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总额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4%，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出口同比增长24.8％，比上半年下降0.4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长21.1％，比上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投资增长有较大回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5%，增幅比上半年回落0.8个百分点；当月增速约为27%左右，比6月份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截止到7月底，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42022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比6月底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这表明今年以来国家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开始产生实际效应。其中关闭土地闸门的主用功不可没。
在价格方面，同时体现出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矛盾现象。7月份CPI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结束了自3月份以来一路上行的势头。也是在7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6%，为年内最高增幅。增长主要出现在原材料、燃料、动力上。7月份，食品价格上涨0.6%，非食品价格上涨1.2%，消费品价格上涨0.7%，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3%，居住价格上涨4.5％。这种价格走势实际难以判断发展趋势。从CPI看，增速接近通货紧缩的边界，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调控措施。但要素市场价格又反映出通货膨胀的压力，需要进一步紧缩总需求。
不论是“过热”还是“不过热”的观点，都能从以上数据中找到支持其论点的依据。过热主要表现在生资市场，主要感觉到压力的，是各类企业；不过热主要表现在居民消费上，基本消费品价格增长速度给个人带来的压力感觉不明显。因此，“调控”和“不调控”各执一词。
一方面紧缩，一方面通膨，明显是一对矛盾。但哲学上说；存在既合理。矛盾存在总有其合理因素，这一点在这场争论中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我特意提出来。在寻找根源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次宏观调控的主要经历。
邓公南巡之后，经济火热，热得一塌糊涂。朱总接管经济工作，搞出个软着陆，在经济历史上确实是相当了不起的。招数也很独特，也只有中国这种体制才玩得出这些招式。
首先，当时经济过热的根源是地方政府拿地方银行的钱不当回事。为解决地方政府胡搞，朱镕基下了狠招：把人民银行的行长李贵鲜下课，自己出任此职，开始了银行体系改革，把权力收归中央，紧缩银根。你们看看那个国家的总理或者总统亲自担任过央行的行长，古今中外，仅此一桩。这叫“釜底抽薪”，体系一改，地方政府指挥不了地方银行，你要找关系，好那就请你来去找朱镕基本人。谁有这个胆子阿，这就断绝了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这是硬招、狠招。这种招数完全的市场经济是搞不出来的。
其次，计划经济的问题是“物资短缺”，只怕生产不出来，不怕卖不出去。市场经济则相反，要解决的是“需求”。经济过热就会出现物资过剩，按照论坛某些人的想法，物资过剩，正好搞“按人分钱”，穷人有了钱，需求自然出来了，过剩的问题就解决了。但这个想法是幼稚的。不管那种经济模式，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的经济学家，都要研究如何有效配置资源，也就是说“不浪费资源”。市场的作用就是有效配置资源。朱镕基的招数就是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基础设施，需求的增长就相当真实。这就不像印度那样喜欢胡吹，印度的基础设施就那水平，离中国差一大截，它的需求会多到哪里？搞点“第三产业”，就算它的第三产业占GDP的70%，那一天服务业也玩不下去了，一下就垮下来，彻彻底底的搞成了“无形资产”了。这种发展的水份是很大的，不过有一个优势就是能缓解就业压力。因此上轮宏观调控最大的成果，是调控出一大批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那一时期高速公路开工很多，都是实实在在的资产，不是空对空的第三产业。
第三，也是最狠的一招，就是搞了人民币贬值、出口退税。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起作用的学者是吴敬琏。他很有远见的预见到南巡后中国会出现过剩危机。中国过去都是短缺，没有出现过剩，他能提前预见是相当有水平。因此他建议朱镕基前搞出口的布局，用国外需求，解决国内的过剩。那时国际上对中国是一片“崩溃”的论调，很多国家是安了心看中国崩溃的。结果中国把人民币贬到了8.7兑1美元，还加上出口退税。国内很多人对人民币也没有信心，黑市上能兑到10：1美元。但事实是中国非但没崩溃，而且进出口在10年翻了5倍，成了全球第3位的出口大国，满世界都是中国制造。
用当时的经验来审视现在的宏观经济，也就不存在什么过热或者过冷了。争论这些没意思，主要是如何调和矛盾。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平衡”。因此现在放缓一下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央为什么对内蒙古电厂“严打”了。宏观经济中主要考虑的是拉动就业，因此虽然看不起印度那种“空对空”的增长，也不得不考虑搞搞第三产业了。
宏观层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际收支失衡。一方面是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另一方面是亚洲的经常账户盈余。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处在不平衡的状态下的，这个不平衡的特点就是双顺差。两三年前，国际上还说“中国潜力大”，潜台词就是说“中国实际还没那么重要”。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人口相当全球发达国家人口总数，国土面积巨大，这样的工业化进程实际上等于把那些国家许多年干成的事再来一遍，需要消耗的资源可以说叫无底洞，谁也没办法测算。这种需求导致全球资源进入了短缺时代，只有到了中国工业化完成期，资源的需求才会陆续开始减少。
全球经济原来是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中，发达国家消费按步就班增长，发展中国家保持政府稳定，基本上就可以维持平衡。但这个平衡局面由于中国的加入，再加上美国人的奢侈，结果弄出了全球经济不平衡，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平衡。如果中国的工业化完成了，大家都按照美国标准去消费，那还得了。因此我们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仔细想想，这个理论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有深远影响的，一般人难以理解还认为是句空话。
对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最关键的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美国人要多储蓄，别在奢侈浪费，别老借钱了，想想还债的问题。要不然你的军队只好天天在外打仗，片刻也别休息，打完地球只好打外星。中国人多学会消费，外贸挣了钱，不要财大气粗的四处疯狂的买资源、建大工厂，反过来又需要更多资源。这就是恶性循环了。因此说中美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就在于此。这两个国家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以后全球经济的命运。
微观层面，贫富悬殊、教育和医疗负担过重。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钱的问题。在辩论涉及社会公共事务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个概念，很多人容易把政府等同于公共和社会，这是错误的。政府是公共社会的管理者，对公共社会负有相当的责任。前面说过，明朝亡就亡在崇祯不肯卖单。只要政府卖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此所谓的反思，如果把重心放在这里就偏了。现在政府考虑的不是买不买单的问题，单是买定了，关键是花多少钱卖单。也就是经济学家经常批评政府“与民争利”，奇怪的是有的人居然有本事把这种批评指责为破坏政府，还真不明白这强调“立场”的人究竟是什么立场。教育改革的相关政策还没出来，医改已经放出风：全民参保。这个政策需要各级财政拿钱出来做实基金帐户的，13亿人都进来，金额之巨大可以想象。
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及其体制的现状是：一方面四分之三的医院是国有的，并且还在实行行政管理方式。但政府财政支出只占其收入的10%，另外的90%靠医疗机构自己从市场渠道筹集，从而把国有的医疗变成了事实上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因此问题就出在这90％的资金缺口上。如果政府不买单，这部分负担自然转嫁到患者身上。如果政府只是单纯的买单，不考虑解决成本、理顺体制、完善资金的融资渠道，最终还是医院得利。左算右算好处都被医院拿走，只不过冤大头从病人变成了政府。
从医疗体制来看，医生、医院、药品、检查已经形成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此番医改，要注意打破、割断这个群体的利益联系，这是关键。否则政府在花多少钱买单都不过是养肥了这帮人，老百姓和政府没什么好处可言的。
贫富差距，主要是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引发的。富人在13亿人口中占不了多少比例，其拥有资产更谈不上。中国还没出比尔·盖滋这种人，美国人都不着急，中国急什么。对待富人不要关注其有多少钱，只关注这些钱是否合法就行了，下面谈国企。
国企结局就是三种：垄断的企业富得流油；稍具实力的国企占据市场的也还能活下去，余下的就破产卖光。国企的情况并不是某些人说“仇恨国企”，死心要私有化。国家只看利润，也只关心利润。没利润这样的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谁都不喜欢，要国家倒贴钱的企业更不喜欢。原来我们有38万家国企，现在活下来的有多少没具体的数据，估计也就数千家。
先说垄断型的企业。利润丰厚的200家大型央企牢牢捏在中央手里，另外国资委还在一些地方企业有点股份。一年下来利润在6000亿左右。搞垄断，这个是国家的法宝，电信、石油、电力等能源工业，都是垄断的。中石油一年盈利二百亿美元，在亚洲排在第一位。对垄断企业国家是不会搞“市场经济”的，政府是也是经济人，不搞点高额利润，我们的政府哪有这样财大气粗。实事求是的说，别看美国GDP那样高，他的政府未必有我们的政府有钱。想当年举办亚运会都要靠“捐款”的政府，才多长时间，在伊朗、法国，一出手都是1000亿美元的大单，牛得很。这次中非论坛，减免债务就是10亿美元，简直是小儿科。如果不是国企的支撑，尤其是垄断企业的支撑，是不可能做到的。
要说经济学家有勇气的，我看只有吴敬琏一个，其余的瞎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垄断企业的弊端，我都看得出，那些经济学家会看不出？不可能的事。但是为什么要“反思改革”一两年的时间后，才在今年7月由吴敬琏第一次挑明这个问题。郎咸平拿垄断企业当例子，说国企效率高，国内一致批评，成为他的硬伤，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种类型的企业，法人股是国有的，占大头，实质还是国有企业。这种企业不稿垄断，多少参与市场竞争。在经营管理上，就依靠“能人”，玩点招数占点市场，也还混得下去。这种企业地方政府暗里在政策上会有一些支持。
第三种，只有卖，还不一定卖得出去。这是实践的结果，没干过国企的人可以说如何去救它，连说把外资全赶跑的都有。但因为我们政府的这种体制，地政府是经济人（运动员），搞空对空的理论是不行的，看着企业效益不行，还得年年都往里投钱，又是协调贷款，又是财政贴息，心里烦死。而这类企业中工人也是巴不得早点卖掉，好早点把安置费拿到手，把养老金和失业金补缴上，然后，年轻的人早点寻个出路，年老的反正安置费、养老金、预留的医药费都有了保障，也没意见。现实就是如此，接不接受都没法改变，搞经济不是干革命，理想主义靠边站。
对第三类企业的结局，没有必要过分担心。不论这些企业是国有，还是私有，问题都不大。它始终还是在中国这个大盘子中。资产是在中国的大盘子中，企业用的人也还是中国人。
五、理论与实践
如果要具体分析计划与市场两种模式的优劣性，不能不看前苏联。现在很多人长篇大论的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如何被西方经济处方骗了，闭口不提苏联是怎么解体的。我认为研究苏联解体比研究俄罗斯的遭遇更有实际意义。
苏联经济最本质的弱点，是明白市场需求是什么。这也是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弱点。人们创造物资财富的动力，是靠命令，上面发个指示，下面就照干。这就带来两个极大的危险：一个是上面的指令错得离谱，也会得到执行，造成更大的错误，这种事以中国最为典型；另一危险则是无法可解的。经济与科技进步的推动力量不是来自真实的需求，而是自己创造需求。物资都是处于短缺状态，能有用的就不错了，不可能去挑三拣四的。常年累月产品都是一个样也不担心卖不出去。
前苏联的这种需求模式在有些方面也形成了动力。他们的军工人员创造很多人间奇迹，他们的人造卫星是第一个上天的，核弹也是好几万颗。但这些需求终究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个别人的头脑。所以前苏联搞出了上万颗核弹，美国也只好跟着搞了上万颗，谁也没办法停手。于是人类历史上一大奇观“美苏军备竞赛”出现了。核恐怖平衡了，军事危机不是致命伤了，接下来要管理民生，军事上占领全球、赤化全球当目标是不现实的，因为西方阵营也不是吃干饭的，会死死顶住。否则怎么会“恐怖平衡”。中国那时候也搞过输出革命，受到很大挫折，东南亚死了很多亲华派。
在管理民生的时候，不知道需求为何物的问题就暴露了。打个比方，来个计划，生产1亿斤水果给人民，但是作计划的人就没办法知道这1亿斤水果中，人民究竟需要多少苹果，需要多少香蕉。结果弄出来的东西老是对不上人民的口味。就是经济学名词“资源配置失效”所说的现象，也是计划经济的本质弱点。所以苏联即便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但现在你到国际市场看看，完全是个失败者。除了卖原材料与军工，还有什么东西有竞争力？这不仅是现在俄罗斯的状况，苏联没解体前就是这样了。美国人搞垮苏联的方法很简单，没什么神秘的，就是直接针对苏联经济的特点，打击国际原材料价格。这说明不按市场真实的需求搞经济，最终是会完蛋的。
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与人家比差距就看出来了。别人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我们低水平重复建设。军工上，歼六造了好几千架，解放牌卡车一个型号就用了几十年。中国还算幸运，认识这个道理时还不算晚。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得太远，即使认识到了问题，最后还是堕入了深渊。中苏二国的转型，一个搞出了宏观调控，一个搞出了寡头经济。
看了苏联的例子，就知道计划经济为什么非要改革了，是现实情况逼得要改。所以80年代国际舞台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这里面有两个任务要进行对比。一个是中国的邓小平，一个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实践，没有理论。你去看看《邓小平文选》，会发现“邓小平理论”全是很普通大白话，连四川口音都看得出来。内容都是些实际问题。戈尔巴乔夫显得比邓小平有学识，动不动就要考虑一些很“大”的问题，权力没抓牢就急急忙忙的写书推销思想，搞什么人类价值。邓小平就不同，根本不理对方想不想得通，也不作姿态收买人心浪费时间。他那个著名的“不争论”，就是釜底抽薪的招数，一举干掉了想不通的左派，压根不和你讨论这个问题。这并不是乱来，他一方面让别人想办法，另一方面放手让人做。他自己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改革办法，全是别人想的，经济特区、承包责任制、都不是他的贡献，但“不想办法”就是最牛的办法，非常人所能为。
如果把中苏这两个国家转型经济模式作为一个研究范例，显然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方法是正确的。他不把自己当经济大师，能放手让别人去干，不让人背思想包袱。现在所谓的“反思改革”，核心内容就是一个“阶级分析”，说中国是精英主义、自由主义，这些观点基本是过时了的。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扯来扯去还停留在建国前那一套，无法深入，也搞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不管是解释过去，还是预测未来，漏洞都很多。语言与逻辑可以操纵的，如果要写阶级斗争的文章，本人也可以写长篇大论、气势磅礴。但是只有进行观点的对比，才能看出哪个更合理。
六、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这个词近几年有点彷徨的味道，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也有。
前面说过，计划经济最大的危险就是错误的计划指标在执行上没有阻力，容易一错到底。
就拿建国后钢产量的计划来说，1958年制定的长期计划提出1962年要生产3000万吨钢，为了达到目标，1958年的计划接近长期计划的三分之一，定下了个1070万吨的目标。结果是大炼钢铁产生了，在各地都使出五花八门的荒唐招数，只完成800万吨，再胡搞一把，也只搞出200多万吨不能使用的废钢，加起来1000万吨。结果主要领导一看，1958年计划“完成了”，就要求1959年就完成3000万吨，不要等到1962年了。这让搞具体经济工作的人终于受不了了，后来主要领导也意认识到这个指标太高了，一番讨价还价后，降到了1800万吨。
但长期计划经济也为政府带来一些便利之处。好处就有这几点：政府的权力很大，通管一切；土地是国有的，政府说要动土地，不是没有阻力，但是很小。私有化的国家要用地是很麻烦的，民众说不给政府是没办法的；没有内外债，国债、外债都没有，在全世界都是很另类的。苏联就是外债太多，美国人一打击能源价格他就受不了。
不利的地方也有，没人才、没技术、没资金。所以，反思改革不能建立在幻想上，发展目标不能挂得太高，任何理想主义对现实来说，都是幻想。有人认为：中国当时要是狠抓技术，造火车、造飞机，靠知识换东西，比现在当个世界工厂要强得多。这就典型的是理想主义。现在中国人才、技术、资金都比以前好得多，，要搞个自主创新都很费劲，改革开放初就更不要想了，没有搞成全盘西化已经幸运了。
中国经济的特色，其实也是经常被拿来攻击的－－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说了很多年政企分开，一直分不开，藕断丝连。不是政府不想分，而是确实也分不开，一些产业还是要政府牵大头，民间也好，外资也好，拿不起这个钱的，也不愿把钱放在这些项目上。我国的国情就是人多地广。对于搞经济来说，是个弱点，主要难在基础设施。一个非洲的小发展中国家，投个千把亿美元，基础设施都能建得有模有样，这千把亿美元在中国连泡沫都算不上，要建的东西多了。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中是很关键的，虚不得，连个电都不够用，谈什么经济发展就是笑话。比如印度的IT业，号称世界办公室，就业人员都混成小资了，但对整个印度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它的基础设施就那样摆在那里。
中国的基础设施是个什么概念，打个恰当的比方，就是要把全世界发达国家基础建设的总和在中国的土地上再来一遍，民间也好，外资也好谁有这个实力？还不是靠政府。中国的钱都去搞是实资性的基础建设，用点外资制造点民用品，和商鞅用三晋之人种地，秦国人专务军事是一样的道理。有的人说把外资赶跑就是笑话。计划经济时期建个坝，边施工边设计，费用比预算翻了四倍。好多工厂搬来搬去，从这个省转到那个省，中间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搞来搞去，和自己比是有进步的，就是不敢拿出国门和别人比，因为别人升级换代的速度太快了，显得我们很落后。因此我们只有看印度时，还觉得我们有点强大。
鉴于基础设施这个根源性的问题，政府将长期在经济舞台上唱戏，并且将长期是主角，这是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决定的。也就是政府明明知道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不好，也还要这样干的原因。要发展经济，也不能都了政权的基础。
七、结论
中国人现在的思维总是有那么一点邪性。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要争上好几年；“姓资姓社”问题更离谱，争了十多年现在又提出来，都不明白在争些什么。中国人的思维环境太过于政治化，不去从本源分析经济问题，说话、写文章动不动就用政治语言包装，结果大家都闹不清关键问题是什么。
旧的理论、新理论都和现在的现实不相符，如果说理论都是对的，难道是现实错了？但存在即合理，看来还是理论和现实脱节了。高层说重新说“不争论”，我看是因为这种争论不着边际，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什么时候搞出一个新理论，超越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超越亚当·密斯的《富国论》，让我们凭借这个新理论，一下又混成地球人的骄傲，高层就开心了。要搞出这个新理论，还得靠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