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南京拜访过著名小学教育家斯霞。她写下三句话赠我：“德育不好出危险品，智育不好出次品，体育不好出废品。” 近日，读到《中国教育报》回忆斯霞的文章，特推荐给博友共享。

爱的教育，薪尽火传

1963“母爱教育”大讨论“到底教师要不要爱学生？”这个如今看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1963年却在教育战线引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卷入这个争论漩涡中心的，就是斯霞。事情的缘起是当年5月《人民日报》和《江苏教育》分别刊发的《斯霞和孩子》、《育苗人》两篇文章。

　　40多年前，以批判资产阶级“母爱教育”为由，我国教育界曾经爆发过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

　　处在争论漩涡中的，是一位年过半百，性格开朗，喜欢穿花衣服，和学生学在一起、玩在一起的女教师。她，就是斯霞。

　　新华社记者捕捉到了她关心学生、爱护学生、教育学生的细腻点滴，写出了感动一代又一代人的通讯《斯霞和孩子》与《育苗人》。同时，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两篇通讯成了备受争议和批判的焦点。许多人认为，在学校里时刻不能忘记阶级教育，强调教师对学生的爱会使祖国未来的接班人麻痹大意，丧失阶级斗争的意志。

　　40多年过去了。如今，热爱学生已经成为教师的天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二章第八条明确规定：教师应“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站在今人的角度反观，关于教师应不应该爱学生的争论似乎已经沉入历史，无需再议，当年的批判和争论似乎也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一种特殊反应。

　　然而，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程，总是不由自主地一次又一次被历史的真实和博大的师爱打动。

　　《斯霞和孩子》

　　1963年春，新华社江苏分社文教记者古平很想写一篇关于教师的报道。

　　“那时候，江苏小学教育界比较知名的教师有长江路小学的王兰，还有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的斯霞。已经有同行报道过王兰了，而我又不愿意重复别人的视角，所以我决定采访斯霞。”古平说。

　　还是1963年的春天，古平和当时的新华社江苏分社文教组组长徐文成了南京师范学院附小的常客。

　　时至今日，年过八旬的古平对一些细节，始终不曾忘怀：“我跟着斯老师跑过好几个学生的家。他们是斯霞带的第一届“五年制学制改革试点班”（简称“大改班”）的学生。那时候，天气渐热。斯老师已经53岁了，还顶着一条擦汗的毛巾在烈日下走街串巷地家访。对学生，她就是像我在文章里描述的那样，无微不至，而对自己的孩子，她却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和教导。”

　　在采访中，古平发现斯霞和班上一个叫李庆莲的女孩关系“不一般”。李庆莲从小失去母亲，父亲对她十分溺爱，把她养得很娇气。斯霞心疼她幼年丧母，毫不犹豫地担起了教师和母亲的双重责任。

　　斯霞给予李庆莲的母爱不是要让她更加骄纵，而是要让这棵幼苗及早走出温室，迎接风雨的考验。斯霞给她讲一个失去双手却顽强坚持学习、劳动和锻炼的孩子的故事，从此她再也不要别人喂饭了；斯霞经常有意让她在课堂上发言，让她承担适当的劳动。渐渐地，李庆莲再也不是一个特殊的学生了。

　　班上有56个孩子，人人情况不同，斯霞“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用56种不同的方法搭建了通往每一个孩子心灵的桥梁。

　　徐文和古平被斯霞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她与学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染，很快就写出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初稿。

　　稿件提交到编辑部，采编主任张竞看过之后认为篇幅太长，建议精简。

　　最后，古平精心选取了3个性格特点迥异的学生——于虹、李康康、李庆莲，讲述了3个故事，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了斯霞与学生之间的爱。这就是《斯霞和孩子》的主干。

　　1963年5月，新华社总社全文播发了徐文、古平的通讯《斯霞和孩子》。

　　1963年5月30日，《人民日报》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在2版显著位置刊发了《斯霞和孩子》，并配以“编者按”向读者推荐。

　　同月，《江苏教育》以更大的篇幅刊登了徐文、古平的长篇通讯《育苗人》。《育苗人》在《斯霞和孩子》的基础上，保留了初稿中斯霞在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上取得的成果，内容较后者更为丰富。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孙振特意以笔名余之振，为通讯配发评论《教师的镜子》，希望广大教师以斯霞老师为镜，认真思考自己的教育行为。

　　大起大落

　　《斯霞和孩子》与《育苗人》两篇通讯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据孙振回忆，除了各地的报刊杂志纷纷转载报道，还有许多教师慕名来到南京师范学院附小取经学习。

　　记者、编辑们在写作和编排报道时，根据自己的理解提炼出了“用母爱的情感教育孩子，用儿童的心态影响孩子”这一教育主题。通讯发表后，经过广泛宣传，“童心”、“母爱”就此成为斯霞教育思想的代名词，更被许许多多教师当作努力的目标。

　　然而，令斯霞和编辑、记者们都无法预料的是——一场政治风波竟由此而生。

　　1963年10月，《人民教育》杂志发表3篇批判文章：《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线》、《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主题，认为“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与教育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方向相违背，应当摒弃。

　　在《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一文的结尾，作者敢峰更是大胆预测：“目前教育战线的天气是阴云低压，闷热不雨，是该下一场透雨的时候了。”

　　随即，在教育界，一场长达11个月的“母爱教育”批判拉开帷幕。

　　1964年初，《人民教育》撰写阶段性综述，将论题聚焦在“到底要不要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上。综述中说，河南、四川、浙江、湖北等省的读者纷纷来信，表示支持批判“母爱教育”，支持学校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

　　1964年8月，《人民教育》发表“爱的教育”讨论评述，说这场讨论揭露了教育战线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教育工作上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教育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延续，是和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决裂的斗争的序幕，还有更大的讨论在后头。

　　据本报记者统计，《人民教育》在讨论期间共发表相关署名文章21篇。其中，极少数文章的观点也并非完全一边倒，但争鸣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对资产阶级“母爱教育”的批判洪流中。

　　北京师范大学的顾明远教授，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一名年轻教师，他真切地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斯霞的名字顿时成了舆论的焦点。批判之深入和广泛是空前的，几乎动员了教育界的所有理论工作者。”

　　“母爱”错了？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语文特级教师王兰，是斯霞生前的同行和好友。虽然时隔多年，已经84岁高龄的王兰对敢峰的批判文章仍然印象深刻。“可能是因为标题和行文太具有战斗性吧。”

　　1964年夏。一天，上课之余，王兰随手翻阅办公室订的新一期《江苏教育》杂志，看到转载的《人民教育》批判文章，她突然发现：“母爱教育”犯错误了！

　　“当时，大家都觉得来自北京的动向就是中央的意思，人民群众当然要和中央保持一致。既然《人民教育》认为‘母爱教育’是资产阶级的，错了，要批，那么‘母爱教育’就是错的，该批。记者提炼了‘童心’、‘母爱’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说明记者错了。这个错和斯霞有关系，斯霞肯定也有问题。”逻辑是清晰的，结论是确定的。可翻来覆去，不管怎么想，王兰始终在心里替斯霞抱屈：“我觉得她的工作没有错，爱学生更没错。那她究竟错在什么地方，真是不明白。”

　　上世纪80年代，《江苏教育》编辑储继芳曾应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邀请为斯霞写过传记《斯霞之路》。在写作过程中，她曾经和斯霞探讨过在“母爱教育”遭受批判时的所思所想。据她的回忆和记录，此时的斯霞也和其他教师一样陷入了迷茫之中。

　　其实，早在1964年春，批判就由纸面转到了实际工作中。江苏省委宣传部接到中宣部电话，要听取关于《斯霞和孩子》、《育苗人》问题的汇报。

　　江苏省教育厅党组委托一位副厅长找斯霞谈话，了解报道的写作情况。领导一再强调，是报道犯了错，斯霞还是个好老师。

　　“文章写的是我，题目上也有‘斯霞’的名字，文章虽然不是我写的，可文章中的事实是我讲的。她们（指记者）写成后也给我看过。文章错了，就是我错了。”斯霞把责任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既为连累了记者深感不安，又实在不理解，想不通。

　　省教育厅的谈话还仅仅是个开始。紧接着，省里的调查组来了，带着那两篇通讯，找斯霞逐字逐句核对，一定要找出哪几句话是斯霞自己讲的，哪几句是记者自作主张添加的。

　　说不是批判斯霞，可一个专门“帮助”斯霞的小组也来了。帮助小组让斯霞写检讨，斯霞只好勉强为之。可是，为什么教师对学生就不能像母亲爱孩子呢？她说不清楚，也写不明白。检查写了好几稿，“上面”都说不深刻，通不过。

　　省教育厅党组后来研究的结论是：发表《育苗人》的《江苏教育》编辑部得有明确的态度认错；《新华日报》也曾发表过《斯霞和孩子》，也要“清除影响”。按有关领导指示，1964年10月，《江苏教育》和《新华日报》联合刊登了检讨文章。

　　此后，为了进一步“清除影响”，南京市还组织了大大小小许多场批判会。已故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当时的南京师范学院心理学教师林凤藻参加过一次批判会。后来，她把这次经历写进了文章《斯霞的爱》里。文中，林凤藻说起自己对批判“母爱教育”“很难表示意见”。当被人点名发言后，她就提出疑问：“我对批判‘母爱’思想上弄不清。譬如‘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样的话怎么理解呢？”说完了，与会的人也没有回应，就这么散会了。

　　非要把爱分个对错

　　时光荏苒，当年年轻气盛、慷慨陈词的敢峰，如今也已经是八旬老者了。

　　忆起“母爱教育”批判，他对斯霞深感歉疚。同时，他也坦诚地说：“我没有看过《斯霞和孩子》与《育苗人》。我写批判文章并不是针对任何人，我只是谈观点、谈看法。当年，我真的认为‘母爱教育’错了。”

　　1963年初秋，时任北京景山学校校长的敢峰和他在中宣部时的老上级——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一起来到《人民教育》编辑部参加批判“母爱教育”的座谈会。

　　那时，批判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编辑李恩说手头稿件很多，但缺乏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敢峰不了解情况，一听是关于“爱的教育”，政治敏感性一下子上来了，这不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又跳出来了吗？在学校里绝不能用资产阶级人性论掩盖教育的阶级性，教育就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违背了这个原则，就应当批判！

　　回到家里，敢峰熬了一个通宵，写出了那篇令很多人印象深刻的《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

　　顾明远的一次亲身经历也许能让今天的人更能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

　　1958年秋的一天，顾明远早上看到会议室里睡着一个女学生。可一连几天，这个学生都不回家。顾明远感到很奇怪，就上前询问，女生说自己不愿意回家。

　　经过调查了解，顾明远发现，这个学生是一位领导同志的孩子，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后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解放后才被父母接回家。由于和父母感情上有距离，再加上母亲对孩子要求过严，而且姥姥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她觉得缺乏家庭温暖，拒绝回家。

　　“我曾经多次和这个学生的母亲联系，劝她多给孩子一些温暖，彼此之间的感情增进了以后才好对孩子提要求。一直以来，我都坚信‘有爱才有教育’。可是，她的父母却觉得学校对孩子的要求不严格，导致孩子的思想不稳定，学习成绩欠佳。”顾明远和学生的家长在教育思想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后来，学生家长甚至认为学校、老师的态度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泛爱教育的表现。

　　1963年，“母爱教育”批判开始。顾明远辗转听到消息，中宣部的一位领导说：“‘母爱教育’在全国影响很坏，一定要批判。我的孩子在学校里就接受了这种教育！”这位领导就是那个女生的父亲。

　　在这种社会的大氛围下，尽管批判在1964年结束了，但从此却在斯霞的心里留下了无尽的疑惑和思索：“到底教师要不要爱学生？要不要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学生？我到底该怎样做？特别是遇到两篇被批判的通讯里叙述的类似情况，我该怎么对待？”

　　大爱只关乎本心

　　储继芳曾记得斯霞说起过一个第二届“大改班”的学生。这个学生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平时学习挺用功，但不知为什么，他写的字总有错，不是多一笔，就是少一画。斯霞怀疑他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就带他去检查。结果发现，他左右眼的视力只有0.1和0.2，要看清楚就必须配眼镜。可是，眼镜是“奢侈品”，会不会给他的家庭造成负担呢？斯霞想自己掏钱帮他配一副眼镜，又怕被人说是用资产阶级“母爱”毒害学生。考虑再三，为了让这个学生能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用的人，斯霞还是给他配了一副眼镜。

　　储继芳觉得，当斯霞和学生在一起时，她的注意力、情感、才智等都集中在学生身上。“在斯霞的眼中，学生就是学生，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爱学生，就是为了教育他们成才。所以自然而然地，她就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丢到一边。”

　　然而，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教师的良知和灵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上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学雷锋运动。按照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雷锋日记里的“敌人”主要是“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雷锋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可以对“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可在学校里，什么成分什么出身的学生都有，教师也要做到爱憎分明吗？要把学生和其亲人在运动中的命运挂钩吗？

　　《斯霞和孩子》中3个学生之一的于虹，就是斯霞在这方面遇到的最典型的情况。据斯霞第一届“大改班”的学生金南萍回忆，于虹的父亲在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来“畏罪自杀”，母亲也挨了批斗，精神上受刺激很深。

　　那时，这样家庭的孩子别人是避之不及的，斯霞却把于虹带回家，亲自照顾她。在斯霞仅有的8平方米的小屋里，于虹一住就是一年。斯霞让她的4个子女自己睡，自己带着于虹睡。金南萍激动地描述当时学生们看到的场景：“连于虹身上穿的衣裙都是斯老师买的。可以说，斯老师对于虹比对哪个学生都要好！”

　　“文革”中，斯霞因为同情“反革命子女”，阶级立场不分，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还被强行戴上了“修正主义黑样板”、“反动学术权威”、“童心、母爱、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人物”等一顶顶大帽子，更被断然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

　　受到大环境的影响，第二届“大改班”学生也写了一些批判斯霞的大字报。一个偶然的机会，学生吴光美无意中看到了以下一幕——斯霞看过学生任小梅写的大字报后，别的没说什么，只对任小梅说了一句：“你过来，上面有一个错别字。”

　　“面对批判自己的大字报，斯老师想的居然是检查错别字！后来，任小梅对斯老师很愧疚。斯老师丝毫没有怪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你是要革命，要进步，你还小，你才参加批判的’。”想起往事，吴光美唏嘘不已。

　　师爱永恒

　　1979年4月13日，笼罩在斯霞头上长达十五六年的“阴云”终于被一股清新的风吹散了。在全国第一届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最后一天，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代表教育部正式为“母爱教育”平反。同时，张承先肯定地说：“教师爱护学生是完全应当的、正确的！”

　　此时，斯霞已年近古稀，回到学校，她只想“尽最大的努力，担负最大的责任”。

　　组织上让她担任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她推辞不就，一天也没有去。“我只会做小学老师。”她的“托词”就是这么朴素的一句话。

　　杨林国，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前任校长。2004年１月１２日，他在自己的校长任期里送走了斯霞。他看到了太多令他感动的场景。通过对斯霞教师生涯的追溯，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这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篇研究斯霞的博士论文——《追寻教师美德——斯霞教师德性解读》。

　　在博士论文的访谈中，杨林国无意中记录了一个既矛盾又耐人寻味的现象：学生们各自认为的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不是同一个人。金南萍认为斯老师最喜欢于虹，而在刘红的记忆里，斯老师对李庆（原名李庆莲）最好：“到后来，李庆遇到什么事，第一个找的还是斯老师。她婚姻遇到了挫折，也经常找斯老师，斯老师总是开导她，真是把她当女儿看。”

　　那么，在李庆和王党生看来，斯老师会不会又是对刘红最好呢？

　　翻阅杨林国的访谈记录，刘红这个自称为最普通的学生，也有许多被斯霞老师额外关注的细节。

　　小学时，刘红得了沙眼，总是眨眼睛、挤眼睛，斯霞细心地发现了，带她去检查。家里孩子多，母亲想不到要给她配一块专用的毛巾，斯霞专门给她买了一块新毛巾，教她要用肥皂洗、太阳晒，及时消毒。

　　40岁那年，刘红和丈夫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当时她单位的效益也不好，孩子还小，情绪非常低落。李庆知道她的情况后，就告诉了斯霞。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刘红充满感激：“斯老师急得不得了，多次让李庆带话给我，叫我去，还告诉我：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是稳定，是把孩子培养好。反复叮咛，直到我的情况好转了，她才放心。”

　　1990年，斯霞80寿辰。第一届“大改班”学生王党生邀请同班同学一起去给斯霞拜寿。刘红觉得自己“混得没出息”，不好意思去见老师、同学。王党生把话转述给斯霞，斯霞听后赶忙说：“我培养的就是普通人，只要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作出贡献，他就是有价值的人。”听了这话，40多岁的刘红像小学生得到了鼓励一样，信心十足地参加了同学聚会。

　　“我们班这批人好像没什么人当特别大的官，也没有人干违法乱纪的事情，但我们在各自单位都是骨干。我们认认真真做事，堂堂正正做人！这就是斯老师对我们最大的影响。”王党生如是说。

　　“斯老师对学生的爱是博爱，她爱每一个学生，她对每一个学生都非常了解、非常熟悉。”金南萍觉得像斯老师这样的老师就算在今天也实属难得。

　　70多年前，夏丏尊先生在翻译亚米契斯《爱的教育》一书时，曾把教育比作挖池塘：“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杨林国认为，斯霞给予学生的爱是以尊重、平等、宽容、关怀为基础的，是坚定而不可磨灭的爱。

　　如今，斯人已逝。斯霞老师化作了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那座半身像，笑盈盈地守候在校园里，深情地凝望着自己喜爱的孩子们。

　　塑像的红色基座上，由斯老师亲笔题写的“敬业爱生”四个大字，早已深深镌刻在敬佩她、热爱她的所有人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