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雪白的餐桌上，正中间放着一个圆形的小鱼缸；鱼缸里游着的，是我从花鸟虫鱼市场买来的几条小金鱼。一天早晨，我坐在餐桌旁吃鲜奶蛋糕。我非常喜欢鲜奶蛋糕那软软的、酥酥的、甜甜的、腻腻的感觉。一边享受着这美味的早餐，一边时不时地瞥一眼缸中的小金鱼。我心想：那么好吃的东西，小鱼肯定也喜欢吃。于是，我就用筷子夹了一点点，也就针尖那么大点，这一丁点上有一点蛋糕也有一点点鲜奶油，然后，扔进了鱼缸。几条鱼儿看我喂食了，一下子都欢快起来了，争先恐后地来吃食。一条反应快的小鱼，先窜了上来，一口就把那点鲜奶蛋糕吞了下去；其它几条反应慢的鱼，当然也就没有份了。
   看到鱼儿们这种觅食求生的本领，我觉得很有意思。不管是人这种高级动物，还是其它的低级动物，或是植物，都有很多相通的天性，比如，人“说民以食为天”，其它的生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是很快地，我的这种认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吃完了早饭，我把盘子拿进厨房里，折回来一看，糟了，一条小鱼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不时地抖动着身子，很痛苦的样子。我明白了，这就是那条刚刚吃了鲜奶蛋糕的小鱼。我也明白了，所有的生物都需要吃点什么，可是，要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一种生物来说是美味佳肴，对另一种生物来说，却未必是如此。可惜，我明白了晚了点儿，眼看着小鱼在那儿痛苦地挣扎着，我却无能为力。很快地，那条小鱼就不动了；从游在水里变成了漂在水里。这条小鱼用它的逝去，让我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道理：那就是世间万物需求的多样性，和感受的多样性。这条小鱼到这个世界上来，好像就是为了让我认识到这个人生哲理而来的；在让我懂得了这一点之后，它也就走了。带着深深地遗憾和惋惜，也带着深深地感悟和启示，我把漂着的小鱼捞起来，葬在我家窗前的花丛中。
    小鱼的故事让我一下子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昨天晚上刚看了部上视纪实频道播出的纪录片。这段时间，这个频道经常给我们讲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的年轻人，有关恋爱婚姻和职场打拼的故事。昨天看到的故事，是讲上海青年金凡的。他出生在1978年，是典型的新时代的同龄人。金凡从小就是一个乖乖子，性格温和内向，也很文静。是在上海很常见的那种干干净净又文文静静的男孩子，言谈举止看起来都更像个姑娘；虽说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可说起话来奶声奶气的。这样的孩子往往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父母的呵护也更多，孩子永远长不大似的。
    金凡很聪明，从小读书也特别用功，成绩一直很好，读书完全不用父母操心。很顺利地，他就考进了大学；也很快地，他就读完了大学。该择业了。家里的长辈们从小就抱惯了这孩子，此时，也就不肯轻易地撒手了。可是长辈们的想法并不统一，各自都从自己的经历，去为金凡推荐他们心目中最好的工作。
   爷爷是旧上海银行里的老职员，他认为金融是一个非常高贵的职业，他想让孙子走他的金融职业之路，到金融界去发展。金凡按着爷爷的想法，尝试了一下，他参加了建设银行的一次人员招聘。初试和复试都通过了，已经走到最后一关－面试了，可最终，他没有被录取。
   父母都不是从事金融工作的，他们生长的年代让他们有的是另一个信念：那就是崇尚国家投资的大企业。他们给金凡推荐的是另外一个单位，赫赫有名的中外合资企业－通用汽车公司。金凡也按父母的要求去考试了，结果被录取了。然而，在金凡看来：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的汽车工业，已经不是朝阳产业了；虽然这里的工作很体面，收入也不会差，他最终还是放弃了。
   金凡表面上看来是个极听长辈话的乖孩子，可是在他的性格里，却有着他这个年龄的年青人越来越多见的个性。一个个性化的时代必然会导致人们个性化的思想。金凡的最爱是网络，虽然爷爷完全搞不懂网络是怎么回事，虽然父母对网络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上网和EMAIL等简单的操作上，可是在金凡看来，那才是魅力无穷的地方，那才是真正能引起他兴趣的职业所在。他不顾家里的反对，参加了易趣网的招聘；最终，他被易趣网录取了，并很快成为小有名气的网络写手。
    他在那里干了三年，积攒了将近二十万；看着家里虽然地段极佳，但已是风烛残年的老房子，他把这笔钱都给了父母，让他们到近郊去另外买了一套更宽敞、更漂亮的大房子。母亲感慨地说：同事们的孩子不管挣了多少钱，都很少有舍得拿出钱来给父母买房子的，儿子真孝顺父母！
    金凡很自信，也很有想法，他并没有满足于易趣网的工作和那不低的收入。做了三年之后，他辞去了这份工作，考上了研究生。他想等研究生毕业，自己开一家公司。这是一个棉里藏针的年轻人，表面温和乖巧，心里很有想法、也很有主见。像这样有理想，又有思想的青年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他们让我想起了我们这代人十分熟悉的一段话：“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希望时间，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还想到了一个故事，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在宁波大学工作了五年，在这期间，我认识的人里，给我印象最深的，至今也和我联系最多的，不是我的同事，也不是我的学生，而是宁波市里面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唐莉莉。我们的认识很有意思。1990年的一天早晨，一位少妇模样的女人带着一个小不点男孩子，到宁波大学的宿舍里来找我。我起初感到很意外，因为我在宁波举目无亲的，很少会认识宁波大学以外的人。她就是唐莉莉。
   唐莉莉的爱人于先生是宁波东海照相馆的员工，他们照相馆的女会计和我一样大，也属虎，是个大龄姑娘；于先生想帮女会计介绍对象，唐丽丽正好有朋友在宁波广播电台工作，她就到广播电台去查了我参加过的一次联欢活动的记录，也就查到了我。唐丽丽这次来找我，就是希望我能和那个照相馆的女会计见个面。这很容易，见也容易，完事也容易。唐丽丽的父母都是军转干部，在宁波，她们家是少有的在家里说普通话的；所以，她和我用普通话聊天，觉得特别说得来。，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到宁波市里去逛的时候，经常会到她们家去坐一会儿；我把唐莉莉叫唐大姐，而把于先生叫于大哥。
    从那以后，唐丽丽不断地给我介绍对象。她认为我单身独自在宁波工作和生活，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家了；而介绍对象也是她能给我的最大帮助了。她每次介绍都很费工夫、也很热情，我不能推脱；但每次看了之后，都没有下文。唐莉莉不像有的人那样想从中捞点什么，或是和介绍的对方有什么利害关系，所以，不成也就算了，她一点不生气。我们还是好朋友，还是经常聊天。
    我们宁波大学法律系的老师们，在宁波市里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一次，唐莉莉知道我该在那里值班的，她专门烧了一个菜，是宁波人非常喜欢吃的霉干菜烧肉，烧好后专门送到了我们律师事务所。那天，本来是该我值班的，可是，临时有点事，我出去了，我那些律师伙伴们就把菜吃了。我虽然没吃到菜，但已经感到唐大姐的好意了。
    1994年早春，我要调到上海师范大学去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我把所有不想拿的东西，全都送给了唐莉莉，主要有一个大收录机，一大堆衣服和书，还有一些零碎的生活用品；她专门找了一辆小卡车来拉那些东西。
    我到上海后，我们还是经常地电话联系，有时也写信。唐大姐每次都要问我有没有成家，也还是热心地给我介绍对象。1996年，唐莉莉要从宁波到齐齐哈尔去为父亲办些事，路过上海的时候，到上师大来找我了。刚说了两句话，又说起了介绍对象的事。我心说：我在上海工作，如果我真想结婚的话，可能也不会舍近求远地到宁波去找对象吧。看着她的热情和好心，我没有说什么，只是很快地转了话题，问起她那宝贝儿子来。
    几年过去了，2000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在宁波奉化的一个镇做书记的朋友，用他的专车来接我去宁波和舟山玩。到了宁波，我自然要去看唐大姐了。我这次还要到宁波大学去讲学，唐大姐也就跟着车一起去了宁波大学。晚上讲完之后，我们驱车往宁波市里走，虽然我很累也不太想说话，可唐大姐还是对介绍对象的话题兴致勃勃的。在她看来，我别的什么都有了，其它都不缺了，唯一欠缺的就是我身边还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一个家；在她看来，那是我最大的遗憾。她的好心和善良，让她想方设法地要帮我赶快成个家，帮我弥补这个缺憾。难得的碰到一起，她自然不肯放过劝说我的机会了。听她说多了，我不耐烦了：“我和你们不一样。”她还是不明白，笑着说：“有什么不一样的？”
    从那次见面之后，这几年就再也没有碰到过。我有时打电话过去问问她的近况，她也有时打电话给我。她的儿子很争气，去年免试提前被浙大德语专业录取了。唐莉莉还是那样，只要一通上电话，两句话一说，就把话叉到了我有没有成家的话题上面。她总是热情地说又认识了哪个女孩子，要介绍给我。她完全忘了，她带着儿子到宁波大学来找我的当时，她儿子才刚出生不久；而现在，她儿子已经上大学了，我也已经不是当年的年轻人了。人到中年了，还需要别人一个劲地督促和劝说什么吗？这一切她都想不明白，也很少去想。她的观念我非常能理解，那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观念。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人生有两大幸福：洞房花烛夜和金榜题名时。可见，在大多数人眼里，结婚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尤其是洞房花烛的那天晚上；所有的新鲜和刺激那时都体验到了。当然，现在大多数人，是熬不到那天晚上的。
    去年，唐大姐的儿子要去上大学之前，她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那里玩，她想让我给她儿子聊聊大学生活的话题；我一直很忙，没有时间去。前几天，她突然打电话来了，说她又认识了一个挺好的女孩子，让我有空的时候，到宁波去一趟，见见面。一大早，七点多钟，电话就来了，我还睡得迷迷糊糊的，我敷衍了几句，说有空一定去。她要把那姑娘的电话留给我，我推脱说：“现在不用，去了再说吧。”我本想这样说说也就过去了，想不到第二天，又是一大早，又是七点多钟，又是我还没有睡醒的时候，她的电话又来了；还是昨天那几句话，催我去宁波和那姑娘见面。我不得不多说几句了。我说：“唐大姐，你有没有想过，我对女人不感兴趣；如果我感兴趣的话，怎么会到这个年龄还不找个女人呢？”我从来没有这么直接地给她说过，她听了之后，一愣，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我说：“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你没有看出来而已。”她不高兴了，说了句：“那随你便吧”，就把电话挂掉了。
   我让非常热情地关心着我的唐大姐失望了，也让很多关心我的人失望了。在他们看来：婚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帮我促成了婚姻，也是对我最大的关心。我们的社会观念是那么的陈旧，那么的保守。热情的唐大姐和其他善良的人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婚姻，就像我在本文开头说的鲜奶蛋糕那样，大多数人都很喜欢吃；然而，面对婚姻，我就从人变成了鱼，看着虽然美好，可是我不能去吃，如果吃了，我也很快会变成那条花丛中的鱼的。
    我想讲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了：对职业也罢，对婚姻也罢，很多事物所谓的好、所谓的需要、所谓的幸福，都是因人而宜的事情。人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觉得自己最需要的，也是别人最需要的；而实际上，人虽然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也有很多的差异。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人的多样性和社会选择的多样性。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喜欢吃的蛋糕，想当然地喂给不能吃蛋糕的金鱼；如果真那样做了，不是在关心它和爱护它，而是在伤害它和残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