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刘醒龙
《武汉晚报》记者一定要我就“作家富豪排行榜”说几句话，也没多想，便随口说了下面一段话。
《文化名人谈金钱与富豪》
记者袁毅
刘醒龙：作家一定是清高和孤傲的
钱这个东西够用就行了。所谓富豪不富豪，不过是一种虚荣。物质问题解决之后，精神上的富有可能比纸醉金迷更重要，更有幸福感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对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来讲，不应以市场的价值取向来决定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如果说作家富豪榜还有某种意义的话，那就是反证了，真正的作家，是清高的，孤傲的，从屈原、李白、苏轼，到鲁迅、老舍、巴金，莫不如此。所以，文化的恶俗化倾向应当比作家富豪榜更值得我们的关注和警...
阅读
高贵
○刘醒龙
任何历史，政治的、军事的和文学的，距离远，视野总会相对开阔一些。后来者总是幸运儿，因为通过读书，可以与前辈们一起来进行探索。当然，那样的前车之鉴，也还需要善于理解和运用。文学总会首先与她所处的时代共命运的。从现代文学的出现，到当代文学的兴起，中国文学一直在承担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责，承担了太多本不应该由文学来承担的重责，这是由阶段性的历史决定的。文学经典性的重要方面，就在于她与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只顾抱着那些实用书籍看实在算不上是读书。我们所说的读书其实应该是为了让人的思想开窍。所以，对...
信息时报-2009年12月13日C8:悦读纪版-作家们的小时候“文化不在于多不多，而在于有不有。”
前些年的某个时间段，我总在相关场合对相关人士如此说话。事情的起因是为了《武汉晚报》。按照我的理解，一般晚报的传统应当是很有文化的：想一想，傍晚回家，有这么一些文字陪伴着，日子当然愜意不少。记得刚进城的那几年，晚报是我每天必看的印刷品之一。那时候的晚报，有一批名编辑和名记者，大家都争着抢着要跑文化口。可是，一夜之间，那些很能体现这座城市人文底蕴的文学副刊和文化专版，全不见了。对此，武汉大学两位教授，曾经戏谑地每天竞赛，看谁家订的报纸上杀人多。这故事我讲了许多遍，而对一座城市的晚报与传统义无反顾地诀别，更是痛心疾首，诺大一张报纸，竟然容不下一点“文化”...
如果“希望”是常态，就不用搞“工程”了!!!!
这是我在2009年最后一天里反复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早几天受邀参加2009年12月30号下午的这场活动，开始还有一点冲突，市里有领导说是要来单位，要我一定参加。我说早就答应了团省委，人家还专门为我个人发了“红头文件”，无法推却，好在领导临时有别的安排，没有演成冲突。一到现场，也没有人招呼，自己先上去签名。
坐在一起的是湖北美术院院长董继宁。
董先生的这幅《种得桃李满园春》起拍价五万元人民币，最后被人以九万六千元拍得。不过，这场慈善晚宴上的义卖般的拍卖，最高价是周韶华先生的《汉唐乐土》，以八十万成交。还有其他书画作品：...
2009的文化底蕴：后奥运时期大国文化逐步自信（陈鹏）
2010年01月04日13:18来源：：《瞭望》
2009年中国文艺的迷人风骨得益于后奥运时期一个大国文化的逐步自信，也是中国艺术逐渐从自怨自艾、思辨争论中廓清视野的开始
2009年的中国文艺很精彩，这里有经济做强大后盾的中国文化的强势输出、有中国电影的空前盛况、有直面现实的连续剧、有粉墨登场的精彩人物、有突破常规的舞台表演、有兼顾大众和高雅的严肃小说……
2009年堪称中国电影丰收年，全年预计票房达60亿元，超过2008年的43亿元，各种类型的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并行不悖，中小成本片在大片围攻之下也展现了相当实力。...
拜谒东坡赤壁，最早是在一九八四年春天。
其时还住在山里，因为陪同外省两位文学前辈，而搭乘长途客车前来古城黄州。那一次，我们沿着一条清静的道路缓缓前行，景象分明很陌生，心里却有一种熟悉仿佛是与生俱来。多年后，有机会在这路旁某文化单位工作，父母来小住，才晓得，自己就是在这路旁一所普通房舍里出生的。清静的路悄然通向一扇朴素小门。门后石壁苍红，正在偏西的太阳，诗意地将人带到二赋堂前。
从这以后，不记得来过多少次。在黄州的几年间，因为相隔几百米，不用挪步，站在窗后，就能将越来越沧桑的东坡赤壁揽入情怀。再往后，我这过客一样的黄州之子，又一次离别去远...
——答《中国财富》杂志记者问
Date:2010-1-2517:09:20
刘老师，
您好！我这篇文字标题大致为《道德投资者》，主要分为1、他们为何而来2、他们缘何而去3、他们留下的世界，主要采访您及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冯兴元，计划还将采访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官员，分别从文化学者、经济学者及官员角度去分析清退代课教师一事。下面是采访问题，不及之处，望见谅。
1、1992年之前，在民办教师尚未进入主流媒体眼界之内，您就关注民办教师的生存状态，一部《凤凰琴》让全国人都看到了民办教师的艰辛，但时过18年，在代课教师即将被全部清退之时，而你又在这时候，推出在《凤凰琴》基础上续...
上完年底最后一个班，该回家过年了。从办公室出来，驾车行驶在长江二桥上，忽然接到崔艾真的电话。从一九九九年开始，我就不写中短篇小说了，专心写长篇，十年下来，与各家杂志的联系极为稀罕。所以，难得有人联系我时，多半是为着某种纪念。就像崔艾真要我为《小说选刊》三百期大庆写点文字，表达出作者与刊物的渊源。我开玩笑说，我与你们只是纸上的关系，至今连编辑部大门开在哪里都不晓得。崔艾真也笑，要我就写这种纸上关系，还特地点名说，比如《凤凰琴》等作品是如何被选载的。我打断她的话，《凤凰琴》发表时，被停刊的《小说选刊》还没有复刊。她马上表示，那就写“挑担茶叶上选刊”。这话却没错。《小说选刊》正式复刊那年，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