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在于多不多，而在于有不有。”

前些年的某个时间段，我总在相关场合对相关人士如此说话。事情的起因是为了《武汉晚报》。按照我的理解，一般晚报的传统应当是很有文化的：想一想，傍晚回家，有这么一些文字陪伴着，日子当然愜意不少。记得刚进城的那几年，晚报是我每天必看的印刷品之一。那时候的晚报，有一批名编辑和名记者，大家都争着抢着要跑文化口。可是，一夜之间，那些很能体现这座城市人文底蕴的文学副刊和文化专版，全不见了。对此，武汉大学两位教授，曾经戏谑地每天竞赛，看谁家订的报纸上杀人多。这故事我讲了许多遍，而对一座城市的晚报与传统义无反顾地诀别，更是痛心疾首，诺大一张报纸，竟然容不下一点“文化”！有时候，还脱口直截了当地表示，像袁毅这样的副刊编辑，让他去做“娱记”，简直是对文化的蹂躏。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年与袁毅接触较多。

说起来，我还在小城黄州时，他就写信约小说稿，这大约是我与这家报纸最早的联系。到武汉后，只要有机会见面，他就盯着我，重复这些旧话。那时晚报上正在连载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威风凛凛》，正是他当责任编辑。我说这不是小说吗？他却认定不能算数，非要我专门为副刊写一篇。这件事直到再也没有版面刊发小说时，才算了结。1997年11月27日，第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颁奖仪式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举行。我来武汉后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分享艰难》获奖。袁毅因为发表在他们报纸上的小小说《爱的阅读》获奖，而作为获奖作品责任编辑，与我一同赴会。我托他将火车票一起买了，并约好来我儿子就读的学校会合。其时我在开完家长会，站在学校门口，苦苦等他。眼看就要到点了，仍不见人。那时候，我刚买了手机，他却没有，所有也就相当于都没有，实在联系不上，单位的司机说不能再等了，只能先去火车站。因为票在他的手里，好不容易说服列车员让我上车，并去广播室尝试着广播找人。火车开动后，我还以为他被拉下了，正在与列车员说补票，他却满头大汗地找来了。说起来才知道，他同样火急为燎地在找我，只不过是在校园内。在火车上，与他聊，才晓得自己经常面对的这位竟然是诗人。过后不久，他送我一本刚刚出版的诗集，翻开来读，果然是连篇好诗。那些文字比之一些职业者，毫不逊色。

后来三五年，忽然不见袁毅的身影。询问之下得知，他大病一场，好在从比钢丝还要险的刀刃上走一回，他又能打电话给我。却是寻找别人的电话号码。我不好问他病得如何，直到有一天，在文联办公楼楼梯上碰上了，见他从头到脚下完好如初。这时，他已经失去心爱的文化与副刊版面了，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约我的稿子了。说话时的那种表情，比他大病初愈的样子，更刺激人。所以后来我才单单将他拎出来说事。

大约是说惯了，有一次，见到晚报的老总，忍不住又说起来。刚说到文化和副刊两个版，还没提到用人的事，他就表态，副刊和文化版恢复了。转过头来，找来报纸一看，果然如此不说，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出《袁毅文化访谈》专版。那年年底，市委宣传口开座谈会，本是要我说说文学上的事，却忍不住将晚报的变化说了一通，还上升到某种高度。

事实上，这就是一种高度。一座城市的主要媒体，在报导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时，一定不可忽略，媒体还应当作为城市理想的向导。在对当下的亲密接触同时，还能时刻关注由既往开始，经过当下，通达未来的路径，这就是文化了。能从饥寒交迫的民生表达出发，到达精神向度的文化关怀，理所当然是媒体们的基础伦理。由此，我由衷心祝愿，《武汉晚报》的这一特别的文化窗口，能够更清晰更深刻地表现我们城市的心灵底蕴与精神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