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权利与德能勤绩要成正比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这是管仲在《管子》立政篇里的一段话。意思是：君主需要审查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大臣的品德与地位不相称，二是大臣的功劳与俸禄不相称，三是大臣的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这三个根本问题是国家治乱的根源。

管仲在谈到国家治乱兴衰时说：“国之所以治乱者三，杀戮刑罚，不足用也。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富国有五事，五事五经也，即五项纲领性措施。”意思是说：“国家之所以治或乱，取决于三个条件，只有杀戮刑罚是不够用的。国家之所以安或危，取决于四个条件，只靠城郭险阻是不能固守的。国家之所以贫或富，取决于五个条件，只用轻收租税、薄取赋敛的办法是靠不住的”。针对“三本”，管仲进一步解释说：“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则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三本者审，则便辟无威于国，道涂无行禽，疏远无蔽狱，孤寡无隐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众’。意思是：“所以，在一个国家里，对于德义没有显著于朝廷的人，不可授予尊高的爵位；对于功业没有表现于全国的人，不可给予优厚的俸禄；对于主事没有取信于人民的人，就不能让他做大官。所以德行深厚而授爵低微，叫作“有过”；德行浅薄而授爵尊高，叫作“有失”。宁可有过于君子，而不可有失于小人。因为，有过于君子，带来的怨恨浅；有失于小人，带来的祸乱深。因此，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德义不显于朝廷而身居高位，贤良的大臣就得不到进用；如果功劳不著于全国而享有重禄，勤奋的大臣就得不到鼓励；如果主事未取信于民而做了大官，有才能的大臣就不会出力。只有把这三个根本问题审查清楚了，臣下才不敢妄求官禄。如果对这三个根本问题不加审查，奸臣就会与君主接近，君侧小臣就会专权。这样，在上面君主耳目闭塞，在下面政令不通，正道被抛弃，坏事就要一天天地多起来。而若审查好这三个根本问题，君主左右那些受宠的小臣就不会专权，道路上看不到在押的犯人，与官方疏远的人们不受冤狱之害，孤寡无亲的人们，也都没有不白之冤了。这就叫作‘刑罚减少，政务精简’，甚至朝廷都无需召集群臣议事了。”

管仲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把最核心的问题拿出来，简明扼要地讲出了一切问题的实质，并且还提供了可操作的量化比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无论有多少问题，无论各方利益关系多么复杂，只要统治者理顺了这三个基本关系，国家就会由乱到治国。这三个基本关系关涉的就是地位、金钱和权力这三样东西。大大小小的为政者，无论他们口头上说的“正大光明”、“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还是“为人民服务”，在他们心中都无法放下这三样东西，因为这是为官的本质属性。就是说“官”字本身就具有这三样东西，少一样就不能算是官了，没有地位就是民众，没有金钱就是义工，没有权力就是百姓，所以“官”所具有的三种属性不必回避，关键是让什么样的人来做官。其实，所有的为政者也都明白一点，就是要让有德、有才、勤奋的人去做官。但在现实中，有许多官员并不被百姓认同，是他们真的无德、无能吗？难道还不如普通人？不一定。而是他们的地位与他们的品德不相称，他们的才能与他们权力不相称，他们的俸禄与他们的政绩不相称。何为相称呢？根据管仲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去认识，如果推荐一个人去当乡长，从理论上讲，这个人起码应该是一乡中最适合的人选，他的品德、才干和勤奋都是全乡中最好的。在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也是如此。那么，何为最好呢，很难在千百万人中进行测试比赛，只能通过民意测评。不论是上级领导推荐的候选人，还是社会党团推荐的候选人，或是毛遂自荐的候选人，都应该通过广泛的民主测评，并以民主测评为决定因素，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候选人的德、能、勤是最好的。当然，一个德、能、勤最好而不愿为官者除外。我们国家现在的干部选拔基本上是这样，但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候选人的产生途径比较单一；二是最后决定权不是民主测评结果，而是上级决定。这样就难免会产生失误，用错人，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甚至破坏了社会的良好秩序和安定环境。当然，民主选举出来的干部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人民群众也有可能被蒙蔽。因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光环效应和从众效应等都可能使民众判断失误。因此，在人才的选拔和干部的任用上应非常谨慎。

管仲还认为，有失小人远比有过君子危害大。就是说有能力的君子没有得到重用，可能会有些不满，但不至于做出对国家和人民危害极大的事情；而错用了小人，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就太大了。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比如，前些年因错用了周永康，把全国的政法系统搞得乱七八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成为了黄、赌、毒、黑等邪恶势力的保护伞，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优良的社会道德与伦理被践踏。错用了徐才厚、郭伯雄，把军队搞得乌烟瘴气，军费私用、买官卖官盛行，部队的战斗力大大降低。正是他们这些人的胡作非为，使国家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用人应当德为先，只有用品德好的人为官，才能保障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受损失，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害，社会不会发生大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