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起，不少人开始谈论“中国财政收入高增长时期已结束”的话题。去年８月，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只有４.２％，中央财政收入更是出现了负增长，同比下降高达６.７％。如此，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1０％以上、甚至是2０％以上的高速增长时期似乎已经结束。如果财政收入继续下降，财政支出、尤其是民生支出不断上升，那么，财政形势无疑必将严峻起来。

2012年财政收入的实际结果是，全国财政收入增长１２.８％，中央财政收入增长只有９.４％，这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除了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外的全国财政收入第一次破13%、中央财政收入第一次破10%。2013年初的数据，似乎也验证了人们去年的担忧。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收支数据显示，1-4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6.7%。比去年同期下降5.8%，其中地方财政收入仍达到13.9%（许多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中央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较大。1-4月财政支出增长13.6%，比去年同期回落12.6%，但民生支出从2012年的32.5%上升至35.5%。实际上，在过去4年里（2008年到2012年），中央财政用于民生支出累计达16.89万亿元，年均增长21.1%，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的三分之二以上。

目前，财政过“紧日子”似乎已经成了共识。而由于经济低迷、企业利润下滑、进出口下降、价格涨幅回落、进口税收下降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影响，中央财政收入明显减少。不少人甚至认为，今年实现全国财政收入8%的目标已经有较大难度。

地方财政形势也不乐观。从2012年起，地方债进入偿还高峰期。预计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合计１１.５4万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为１１.７５万亿元，加上１３８４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２０１３年地方支出总量为１１.８９万亿元，为此，国务院不得不由财政部代理发行３５００亿元地方债（列入省级预算管理），以弥补地方财政收支差额。

这是自２００９年以来，为应付国际金融危机发行２０００亿元地方债后，地方债发放额度最高的一次。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2年分别发行２０００亿、２０００亿和２5００亿。2013年，中央财政赤字预计达8500亿元，全国总计财政赤字1.2万亿元，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财政赤字纪录，尽管赤字与GDP的比例还不是最高的年份。

财政赤字总量的上升，当然是减税增支的结果，也是应付经济低迷的无奈之举。从积极的方面看，减税增支也是一种刺激经济的“财政红利”措施。2013年，中国将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这一改革在2012年已经为企业减税400多亿元。财政支出方面，预计2013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超过13.8万亿元，比去年增长10%。支出超10%，收入难实现8%，可见财政形势的严峻。

当然，中国的财政形势只是进入“紧日子”而不是“高风险”阶段。国际上通常用赤字国债与GDP之间的“赤字比率”和“国债比率”来评价一国的财政风险，比较流行的标准是3% 的“赤字比率”和60% 的“国债比率”。最近几年，欧美多数发达国家都进入了超标的危险区，相比之下，中国的“赤字比率”从 2009年的2.8%降到2012年的1.5%和2013年的2%，2013年，中央财政的国债余额限额为9.12万亿元，“国债比率”也不足20%（2012年中国的GDP总量为52万亿元，2013年可超过55万亿元）。不过，中国的地方债务面临的风险依然较大，中国审计署2011年6月公布的数字显示，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地方债务的潜在危机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单一制”和“财政准联邦制”的结果，值得另外专论。

在过去的60年间，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财政收入比率”）呈现出一个“V字”形态，1950年代“财政收入比率”曾一度接近40%，1995年的10.3%“触底”之后，最近10多年已经逐渐回升到20%以上。最近20年，中国的“财政平衡率”（收入与支出的比率）有逐渐下降的苗头，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当然，从资产存量方面看，政府的财力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雄厚得多。有估算认为，中国的国有土地的总价值超过50万亿元，国有企业的总资产达53.3万亿元（含土地资产，其中27.9万亿元属于中央政府，25.5万亿元属于地方政府），外汇储备总量达3.5万亿美元。相比于政府的约88万亿元资产，全国居民资产只有约28万亿元。另外，早先的数据显示，中国金融资产总量超过200万亿元，央行的资产就有28万亿元。

在中国的财政收支中，税制结构和行政支出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两大问题。目前，中国的流转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占了约二分之一的比重，而所得税仅占约四分之一。流转税有利于保障税收随经济而增长，却存在重复征税、易于转嫁（特别是增值税和消费税）等问题，具有明显的“越富交税比例越小”的累退性质。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是最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税制，向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转型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挑战，也是政府提高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通道（其他财政收入增长源包括西部地区和高新服务产业）。

财政收入问题当然不止于财政收入本身，问题涉及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相对总量和增长率。实际上，财政收入的压力，往往就是财政支出的压力带来的，因为，政府不可能无限制地依靠赤字公债去解决支出缺口。纸币制度取代贵金属制度使政府在应付财政危机时有更大的灵活性（通过信用进行透支），近代历史上的“以财政闹民主”的威胁下降了，但信用透支也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在中国的各项财政支出中，行政支出一直是受人诟病的一项。

“保监会”（即国务院直属的“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每年人均行政管理费用，从1986年的20.5元增长到2005年的498元，增长23倍，同期人均GDP增长则只有14.6倍。中国行政管理支出从1986年的220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6512亿元，20年间增长30倍，年均增长率19.5％；同期，财政支出也只增长15倍，年均增长率15.4％。1986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0％，2005年上升到了20％。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6％的警戒标准，中国显然已经进入了世界上行政成本昂贵的国家之列。

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2007年以来，行政支出已接近9000亿元。最近几年，行政成本最低的日本，一般性行政支出只占财政支出的2.8%，美国也只有9%，中国却高达23%。当然，根据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提出的“行政经费法则”，城市化进程会推动政府行政开支的快速上升，只有当城市化比率达到一定高度，政府的行政开支才会下降。目前，中国恰好处于城市化的高速增长阶段。城市化是重要的增长点，增长又是财政收入的保障，所以城市化也是中国财政收支矛盾的交叉点。

但是，即便“行政经费法则”是客观规律，中国的行政支出也确实存在浪费、腐败、低效、管理不善、制约不力等问题。行政开销里，突出的问题包括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文山会海、超规接待、面子工程、豪华办公楼等等。中国的公务员800多万人，在行政事业单位“吃皇粮的”则高达4000多万人，从近年报考公务员的“火热”程度看，缩减行政支出恐怕不是什么易事。总之，财政的“紧日子”意味着，未来中国社会的“分配性矛盾”将日益激化，地方局部的爆炸性问题有可能常态化。（作者新著《中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