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和京华时报的交火表面是媒体和企业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引发的立场对抗，实则是水企和水企的商业博弈，《京华时报》并非单纯媒体，旗下有德溢源、八益泉和八贝水三个品牌的桶装水，在北京有100多家服务站，而农夫山泉执行标准不如国标，这是事实，也是个伪命题，标准和水质是两个概念，能够真正影响产品，主导消费者购买的是水质而非标准。农夫在时间中，一开始表现沉默对于水质问题也回答的含糊其辞，给了《京华时报》机会，而《京华时报》是从《人民日报》脱离出来的，有了主流媒体支撑，把缺乏公关能力的农夫打的丢盔弃甲，以退出经营十余年的北京市场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通常说的企业的产品风险，是丛林法则下的游戏规则禁忌。风险是围绕着基于某种预期的不同变化的变化结果对项目产生的影响。产品通过劳动增值，再通过客户购买兑现利润，而客户购买产品心理预期是主观质量而非客观质量，是相对质量而非绝对质量，是市场平衡和自我需求平衡的结果选择。丛林法则和市场竞争催化企业偷工减料和以利润导向获得生存，价值和价格匹配容易发生偏离，一旦两种平衡结果的绝对底线，即核心需求被破坏，如三鹿的三聚氰胺事件，毒奶粉破坏掉产品价值，同时瓦解掉消费者对这种产品的需求，进而倒闭。

　　同时，市场对产品风险有一定的依赖性和可接受性，在一定时间和程度内风险是可控的，市场虽然有抱怨，但是仍会接受。这种接受通过消费者的比较而出，即是消费者通过货比三家之后，发现家家都具有这种风险，而这种风险并未伤害核心需求，或者由于知情权的不对等对于某些功能和要素不能认知，选择认可。但这两种接受都有时效性，而且极有可能被必然或偶然事件触发。在淘宝网初具规模时，假货泛滥，消费者仍是边买边骂，但是在京东横空出世之后，原有市场平衡被打破，消费者对假货的忍耐的风险被完全触发，马云不得不整顿了淘宝商城，引入垂直电商，树立中高端品牌。另一方面，淘宝集市上假货状况并未有多大改观，因为对应的客户群更渴望便宜而非质量和品牌，淘到真品会冲淡这种风险意识，并强化购买习惯。企业对于产品的规划要有步骤及计划，先选择速度和市场量占领，再选择夯实产品品质以稳固消费品牌价值，企业不用一步到位，前后者的时间空间就是企业得以优化的良好路径。

　　回头再看，农夫山泉的标准风险早已存在，尽管只是间接风险而非直接风险，但一旦爆发已经让占中国瓶装水市场四分之一的企业焦头烂额。采用标准是决定产品质量是间接因素而非直接因素，而且对于天然水的标准是一个灰色地带，《京华时报》从来没有说农夫山泉的质量有问题，只是提出一种存疑，触发农夫的间接风险，并且有计划的把间接风险向破坏消费者核心需求推进，此时农夫公关无力且无法依靠权威部门的背书，让存疑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形成影响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主观判断和对平衡的对比预期，进而动摇了市场销售的根本。在这一点上，腾讯就很明智，早在2005年，工信部就发布产业政策，明确限制国内民营资本进入网络电话市场运营，而微信就是地雷上跳舞的产品。微信用手机对手机的讲服务模式躲进监管的“灰色地带”，逐渐蚕食移动、联通和电信的通话和短信业务，在其投入市场时运营商没有抓住机会，在其成长到大到不能动时，运营商也毫无办法，打了一个漂亮的时间差。腾讯是利用灰色地带避雷，而农夫则是在灰色地带里找不自在，他忽视了市场的发酵效应是急速和倍增的，在谣言质疑的第一时间没有及时辟谣，也是没有危机意识手足无措。

　　虽然从媒体的本位职责看，《人民日报》代表《京华时报》以公权代言私利，违反了媒体中立原则，但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农夫反而不是值得同情者、京华旗下的桶装水反而在竞争策略上及时反应善于谋略抓到对方痛处但又不是恶性竞争。不是叫趁火打劫，丛林法则和市场竞争规律就是竞争，西方文明之所以能支配世界是因为高度竞争。曾经欧洲政治分裂,使一切与东方类似的特质都无法在欧洲出现.政治分裂也促使欧洲人到海外寻找机会,不管是经济,地缘政治还是宗教,并不是分而治之,欧洲人恰恰因为分裂而统治世界.在欧洲,小就是美,因为小意味着竞争,而竞争不只出现在国与国之间,也出现在国家内部.所以京华作为媒体与实体经营的结合，运用的营销法宝是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导向有很大影响力，此类事件对被报道的利益方来说是公权私利的商业事件，对消费者来说是知情权的透明化。市场最终是为消费者服务的，而不是最终为企业利润而来，所以事件应该从什么角度看就可想而知。